（本文于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昙花一现的「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一度以「九成九民众在此！」We are the 99%!）作为抗争号召，口号反映的关注在于最高收入的 1% 占整体收入比重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有增无减，构成了社会上产生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分裂，而贫富鸿沟又难以踰越的误解。
正如上周所述，这无疑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竞争严重曲解的结果。基于高度全球化、电子化、网络化，而财经又高度共融的大前提，在不同领域独领风骚的超级巨星收入远胜于昔，直如天文数字，在很大程度上最高收入1% 持续上升的谜底正在于此。我亦在文中指出，英语世界人口是在全球各地中最能从这新环境受惠的一群，但占收入高位者时有更替，最高收入排名榜上的流动性极高，短期内进进出出的现象频仍。
然而，顶层少数的收入颷升并非七十年代以后收入渐趋不均的唯一原因，另一因素在于最高收入的两成小众财富日增，相对之下，其余八成大众出现经济条件转差的情况；社会上收入分配的两端愈拉愈阔，甚至呈现两极化迹象，难免产生另一疑团：为何八成大众经济条件每况愈下，收入最高的两成小众则日趋富裕？事实上，八成大众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实质增长。
结构萎缩 家计受压
收入不均日益加剧，而八成大众收入增长缓慢，乃因两种可能互为影响的趋势，一种关乎个人收入，另一与家庭收入有关，前者主要属于经济性质，后者则属社经现象。
实证显示家庭规模一直有缩小趋势，造成两大后果：首先，个人收入不均虽日益加剧，但未及家庭收入不均的程度；其次，家庭收入增长较个人收入增长为慢。家庭收入中位数持续增长缓慢，甚至有时出现负增长，这是小家庭为数日多，拉低了收入中位数；同一道理，低收入家庭随家庭规模渐缩而比例日增，引致家庭收入不均现象恶化。
从经济角度而言，小家庭数目渐多乃属可喜现象，举例来说，为人子女者即使尚未成家立室，但已具备足够经济条件自立门户，很大程度上可算是社会繁荣的效应，因此家庭收入不均程度微升，却可视作经济喜讯。
另一方面，家庭规模缩小亦由于离婚率趋升，此一现象在穷等人家中较为普遍，令家庭收入不均的情况恶化；离婚趋势对穷家子女向上流动产生较长远的负面影响，除了直接破坏家庭生活，也会间接地引起小区效应冲击。成长于离婚率偏高的小区者，日后发展看来不及成长于离婚率较低小区的一群。家庭收入不均与贫穷日增的问题错综复杂，与互为影响的社经趋势关系不可分割。
教育发展 生计攸关
为何个人收入不均也见日增？这一趋势背后的经济因素已有详尽的研究。早于1992 年，哈佛大学 Lawrence Katz 教授与芝加哥大学 Kevin Murphy 教授已发现，有关趋势背后原因在于侧重技术的科技发展带动技术劳工需求日增，技术劳工与非技术劳工的收入差距日益扩阔；两位教授将当时的非技术劳工界定为中学毕业生，技术劳工则界定为大学毕业生。
这项研究对了解个人收入不均的恶化趋势至关重要，Murphy 教授更因而获颁 John Bates Clark 奖章，并获辞世未几的199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加教授（Gary Becker）称为毕生最得意门生。哈佛大学 Claudia Goldin 教授与 Katz 教授循 Murphy 教授的研究方向，携手就美国历来个人收入不均现象作全面钻研，于2008 年发表有关分析。
他们研究上世纪美国工资结构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工资结构从 1910 年至 1950 年逐渐收窄，1950 及 1960 年代转趋稳定，随后又于1980 年代迅速拉阔，八十年代末开始更呈「两极化」趋势。自1980 年起出现的工资不均恶化迹象，可归因于与教育相关的工资差距扩阔，对比较早年代工资不均现象减弱源自教育相关工资差距收窄，实属同一道理。
此外， Goldin与 Katz 发现，近百年来在技术为重的科技发展带动下，对技术劳工的需求迅速增长，技术劳工供应却一直欠缺均衡增长。以1910 年至 1950 年间为例，大专教育学额的扩充步伐就超越对技术劳工的需求。不过，自1980 年代起，大专教育未能及时扩充，技术劳工持续供不应求。随后在美国出生人口的学历停滞不前，形成与教育相关的工资差距扩阔。美国高技术劳工短缺，令大专毕业生身价上涨，而个人收入不均现象则转向恶化。职场中待遇两极化趋势日益明显，中等入息阶层萎缩。
Goldin、Katz、Murphy 三位关于美国的研究结果，在其他国家及地区同样出现。 Castelló-Climent 与Doménech 两位于2014 年共同发表的报告显示，在1950 年至 2010 年间 144 个国家及地区中，虽然教育不均的现象均有显著改善，但收入不均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他们认为以下两种效应是其成因。
首先，接受教育的回报率与教育水平挂钩，大专教育的回报率较中小学为高；其次，全球化及侧重技术的科技发展，引致与教育程度相关的工资差距日渐拉阔。全球化对不少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作用尤甚于对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劳工市场所受到的影响，实与发达国家受到侧重技术的科技发展影响异曲同工。
高薪一族的工资续见增长，并主导教育程度改善效应以及收入底层一群的工资。有关发现印证了教育程度低源于教育政策不济，这发现或可有助改善教育，提升教育水平，却不一定提升劳工技术。这现象在很多国家都可见到，并非表示教育政策未能纾解贫穷、提升工资及生活水平，但教育政策确实未能抵消偏重技术的科技发展及全球化对收入不均产生的效应。
教育盲点 祸延经济
全球各地仍有很多决策者抱残守缺，认定不应栽培太多大学毕业生，以免他们日后因失业或未能觅得高薪厚职而成为社会及政治动荡不安的祸根。这种心态实源于上世纪六十及七十年代，当时发展中国家政府纷纷实施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政策，而工业政策则以挑选成功者 (picking winners) 为指导思想。各种经济领域均处处设入场障碍，市场力量也得向政府政策让路，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不多，又集中于政府认许的少数资本密集及基建行业。面对如此环境，决策者认为大学毕业生不应过多，以免技术劳工未能充分就业的想法虽属不幸，但尚可理解。
不过，时移世易，及至八十年代全球化席卷全球，各地市场随之对跨境经济活动中门大开，不少昔日闭关自守的经济体亦纷纷对外开放，务求在国际贸易及外来投资中分一杯羮。技术劳工到处吃香，更因供不应求而令工资水涨船高。发达国家逐渐将生产线外判至发展中国家，酿成本土技术与非技术劳工错配的情况变本加厉，不论发达国或穷国均出现个人收入不均现象。以往高学历人才供过于求之忧，迅即变成各地教育投资不足之累。
全球化的反对者、批评者将收入不均现象归咎于全球化趋势，其实未能理解这其实并非必然结果。全球化与侧重技术的科技发展，若能同时以足够的教育投资加以配合，就不会出现收入不均日趋加剧现象。教育政策未能随机应变，才是问题核心所在。如何改善教育以增加生产力，帮助贫者与弱势社群于社会台阶向上攀升，实在是现今社会的一大挑战。
技术短缺 失策之过
技术劳工供不应求情况日益加剧，又会有何后果？急需聘请技术劳工的雇主一直抱怨高薪招揽人才导致盈利大为削弱，各行各业须有足够财力，才可在保住高增值之余，又能以高薪求才，而中产阶层为之萎缩。
反观低增值行业的雇主却能通过聘请非技术员工，得以继续生存，非技术劳工供应充裕，职场的激烈竞争又令工资处于低水平。种种实证表明，稳定性较低、属兼职性质而又缺乏员工福利的低薪职位，正有日趋增加之势。此外，全职收入中位数未见显著增长的现象已持续多年以至数十年，难怪非技术劳工亦叹一职能求。若技术劳工一直供不应求，各行各业更难望开发必需高技术专才的业务。
放眼香港，零售业是本地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甚少聘请高技术人才，创新的饮食业独领风骚，不但大小食肆屡获米芝莲殊荣，在竞争中突围而出而能在联交所挂牌的饮食集团亦不计其数。我个人尤其欣赏本地经营有道的火锅店，以侍应助理取代侍应的节流方式取得可观盈利，同时令本来缺乏获聘条件者亦能得享就业机会。
技术劳工供求错配的现象持续，劳工市场就业机会的两极化趋势日益恶化。技术与非技术劳工差距既渐拉阔，寻求中层职位更是难上加难。
另一方面，部分行业却加开待遇优厚兼要求高技术、高学历的职位空缺，主要集中于金融及科技界以及个别专业界别。究其原因，无非由于高技术员工供不应求，缺乏竞争。
幸而新时代的劳工市场形势并非一成不变。个人终其职业生涯，往往会尝到贫穷、富足以及未经贫富的滋味。在《追逐美国梦》（Chas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书中，作者兰克（Mark Rank）与赫斯科（Thomas Hirschl）道出25至75岁的美国人中，约有51% 的生活水平会在一生中某阶段跌至贫穷线以下（【表】），另有51% 美国人会在一生中某阶段得享富足生活。「富足」的定义是贫穷线收入生活水平的十倍。不时在贫穷与富足之间流动，正是新时代劳工市场生态的写照。贫富流动性高虽然会在经济上令不少人有欠安全感，但总不会像收入分布数据那般毫无变化─例如皮格提（Thomas Piketty）与扎伊尔（Emmanuel Saez）两位法国经济学家2003年发表的研究结果─令不少人误以为阶级结构亦一成不变。
表 美国25岁以上经历贫富的人口累计百分比
| 年龄 | 经历贫穷的人口比率 | 经历富足的人口比率 | 未经历贫穷或富足的人口比率 |
| 25岁 | 5.9% | 1.9% | 92.2% |
| 35岁 | 19.7% | 14.2% | 67.2% |
| 45岁 | 28.2% | 26.9% | 50.0% |
| 55岁 | 35.4% | 40.2% | 35.8% |
| 65岁 | 42.8% | 48.9% | 25.9% |
| 75岁 | 51.1% | 51.0% | 20.1% |
【表】中列出美国25岁以上经历贫穷、富足以及或贫或富的人口累计百分比，从中可见25岁人口中约有6% 尝到贫穷滋味，随后比率逐步上升。经历既然无法消除，尝到贫穷滋味的比率自然有增无减，年届75之际，则有51% 的美国成年人至少经历过一年贫穷，同样有51% 的成年人至少经历过一年富足，而两成的成年人则末曾经历贫穷或富足的滋味。但要明白，表中所示为一生中至少一尝贫富滋味的成年人百分比，而非现正面临贫或富境况的美国成年人比率。
对于收入不均现象，有论者认为是市场未能「提供」足够理想职位之过，也有认为是政府未能为陷于贫困者提供有效社会安全网之过；两类论者同时认为收入不均是资本市场之过，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总有经济失败者。不过，他们都忽略了资本市场必须顺应供求条件而作出反应。
假使劳动力缺乏足够技术劳工，各行各业为求善用有限资源，只会提供低薪职位。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政府未有及时制订教育政策，以满足近三四十年来市场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奴隶制已成过去，教育难免因「资本市场不完善性」（market imperfections）而受限制，因而必须制订适当的公共政策。各地政府在这方面责无旁贷，对此缺失自然亦难辞其咎。
公共政策还有别的缺失，就是在于未能通过土地及物业供应促进经济发展，日后将透过讨论皮格提教授所著《廿一世纪资本主义》（Capitalism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详细探讨相关议题，兼论香港的处境。
参考文献：
Amparo Castelló-Climent and Rafael Doménech, “Human Capital and Income Inequality: Some Facts and Some Puzzles,” BBVA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2/ 28, 2014
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F Katz.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Lawrence F Katz and Kevin M Murphy, “Changes in Relative Wages, 1963-1987: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92.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2003.
Mark A Rank and Thomas A Hirschl, “Rags or Riches? Estimating the Probabilities of Poverty and Affluence across the Adult American Life Span,”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December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