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5年2月18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近兩年來中國政府為針對官員以權謀私,打擊貪腐的運動一直雷厲風行,至今未見鬆懈,運動展開初期,不少人還估計無非是權力鬥爭的幌子,但目前種種跡象顯示,反貪運動似是鄧小平年代過後中央政府重建社會秩序的措施。

 

由鄧小平創建的社會秩序,以市場帶動經濟增長以換取政治穩定,中央政府在政治上有足夠認受性,維持社會穩定。期間部分人及家族暴發,當然有不少私營企業通過公平市場競爭賺得厚利,但亦不乏官員藉權位謀取私利,貪污受賄的現象;官場貪腐成風,民怨載道。

 

縱使在二千多年來經濟增長欠奉,中國的貪污現象一直相當普遍,更有指貪污植根中國文化,我倒認為貪污瀆職之風,在傳統中國與當前日趨現代化的中國社會實有本質上的分別。

 

傳統中國的貪污溫床

 

傳統中國的農業經濟,往往由近乎自給自足的地方經濟組成,而各地方經濟又以到處分散、基於親屬關係的農村社區為單位。

 

公元前221年(中國戰國時代末期),中國一統為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隨後數百年,擁有大批土地的貴族在政治上逐漸失勢,這不啻是一大政治成就,歷史上唯有古羅馬帝國才足以相提並論,可是羅馬帝國最終覆亡,隨即粉碎歐洲實現統一大業的宏圖大計。

 

農村經濟自給自足,散佈各地的農村社區,就只能靠國家中央集權的制度方能維繫凝聚力。在幅員遼闊的中國境內,地方上的農業經濟彼此獨立,毋需互相融合亦能生存,如此狀態在中國歷史上持續不斷,直至鄧小平實行經濟改革,數以億計人口才有機會遷離互相隔絕的各地農村,移進城市生活。

 

唯才是用的皇權官僚體制既成本高昂,亦不易駕馭;國家須負責防衛、司法,以及應付官僚制度的種種開支,在稅收方面,更須進行人口、土地普查,以至運送實物收入往各地行政中心等繁重任務。此外,制度管理涉及選拔官吏、監察吏治以保廉潔、防止官吏盜取官家物資及謀反,也須確保官吏效忠,以免盤據一方建立地方勢力。

 

至於歐洲國家的管治建基於封建貴族制度,比中國的行政模式成本較低,而且較易運作;不過,歐洲的行政制縱有利於節省開支,但中央集權的程度卻遠不及中國。各自擁權的歐洲封建領主,儼然半獨立的土皇帝,彼此爭戰不休,鮮見忠於國君。封建貴族制後來變為世襲制,部分采邑更演變成完全獨立的國家。反觀中國模式,即使改朝換代,始終能夠維持國家統一。

 

傳統中國的官吏受僱於國家,若收受金錢及優待,自然被視為貪污,但在封建歐洲,封建領主的同一行徑則無枉法之嫌,因為他並非國家公僕,而是領地之主,自然不會構成有貪污之嫌。

 

可以推斷,傳統農業經濟所產生的盈餘,應不足以應付中國行政制度的各類開支,傳統中國的官吏難免長期收入過低,與所擁有的權力不相稱。貪污是官吏補充收入的方法,挪用公款與搾取巨款屬大大違法,但小貪行為卻成為可以接受的慣習,甚至成為官場文化。

 

為達致杜絕貪官污吏的目標,向官吏灌輸維護儒家道德觀念、廉潔自奉的意識成為傳統國策;可惜儒家思想過分著重家庭孝悌的觀念,照顧家人成為官吏貪贓斂財的誘因,反變成有礙廉潔自奉。當為國抑為家發生利益矛盾,家即凌駕於國之上,成為今日中國貪污問題的核心所在。

 

現代經濟的腐化誘因

 

現代社會的經濟盈餘遠勝昔日,應付中央集權官僚體制開支較為容易,但官員貪污受賄機會亦隨之大增,甚至涉及巨款,貪贓風氣其實有增無減。

 

官員貪腐成風,究其因有以下三項。第一,經濟國有比例愈高,則官員挪用公款、中飽私囊的機會也愈多;第二,經濟活動受國家規管的比例愈高,官員濫用職權,以權謀私的機會愈多。

 

上述兩項顯示政府愈具規模、管瞎範圍愈廣,則貪贓枉法的範疇愈大、機會也愈多。經濟學者早就指出,若能維持小政府,官員貪贓枉法的情況應會縮減;強化自由競爭市場,可減少公職人員貪污的機會。

 

第三,在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舊式經濟行業走向式微,新興經濟行業冒起,政府官員可透過徵稅、資助或規管等公共政策措施,對各種經濟活動作出阻撓或予以方便,官員貪污的機會也就愈多。

 

舉例來說,政府採取措施挽救企業倒閉及工人飯碗以保障夕陽工業 (sunset industries),或避免朝陽工業 (sunrise industries) 與舊式工業競爭,官員即可趁機假藉公利之名而從中謀取私利;事實上官員貪污可窒礙或延誤「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的調整過程,損害經濟現代化。

 

官員及政客當然可以一方面促進朝陽工業,另一方面則加速夕陽工業滅亡,箇中間或包含官員貪污現象;有趣的是,這種發展倒可促進經濟現代化,不過其反作用始終較大,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日後受惠者的遊說力一般較目前受害者為低;也就是說創新力不及破壞力。

 

小平經改的開路之功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挑戰重重,皆因他要說服日後有機會受惠的一眾– 中國人民– 接受牽涉極大不明朗因素的改革議程,他的改革,實在是經濟現代化史上極不尋常的成功例子。

 

有關經濟改革在市場重建的過程中,釋放出中國人的創新能量,中國經濟極速增長,成就自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的最大經濟奇蹟;但同時,經濟市場與政府官員染指主要經濟層面的情況,卻又為官員貪污受賄帶來前所未見的機會。

 

於鄧小平的成功改革年代位居要職的官員,歷經三十年後,又已蛻變成一股抗拒進一步改革的勢力,為求保障一己私利,千方百計維持現狀。國家主席習近平目前的反貪腐運動,大有動搖建制中多股力量之勢,在政治上難免荊棘滿途,因為所涉既得利益根深蒂固,且錯綜複雜,不易剷除。

 

要推動反貪腐運動,建立習近平的威信固然重要,且屬無可避免;但將權力集於最高領導人一身,會否降低日後進一步改革市場的意欲,亦引起多方揣測。中國領導班子自然深明箇中險着。

 

反貪運動的經濟契機

 

若不展開進一步改革,縮窄政府的經濟管轄範圍,並擴大市場功能,那麼根除貪腐的措施只會見一時之效,日後又一代貪官污吏勢將捲土重來。工業經濟體一向任由市場增長以持續發展,此亦有助促進經濟現代化,減少官員貪腐。

 

市場經濟有助於將國家融入一體化的經濟網絡,透過經濟上互相依賴維繫國家統一,在政治上可減輕靠中央集權操控的單一手段。相反,傳統農業經濟中的地方農村社區,由於具備自給自足的本質,無法以經濟上互相依靠來孕育出國家統一的共同理想。

 

歷史在在顯示,市場帶動是現代經濟的必備特質,現代經濟足以產生充裕經濟盈餘,足以支付高薪養廉,減少公職人員貪污的現象。中國目前的反貪腐運動,若能精簡官僚制度,配合限制政府職權、提高國家的包容性,則勢將為長遠經濟現代化創造有利條件。

 

中國傳統奉行儒家思想,既主張有容乃大的小國制度,亦要求統治者自我節制,以免過度干擾地方農村社區的社會及經濟活動,但其過於看重家庭的觀念,往往驅使公職人員貪污,無疑是人倫美德基礎的一大缺憾,有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

 

真正有效的競爭式現代市場經濟,講求人皆得享公平的競爭環境,這也正是經濟學的金科玉律。從概念上而言,現代市場經濟大大有助於國家維護法治,減少公職人員貪污的弊病;而隨着中國城市化和「一孩政策」的後果所及,大大撇除了地方親屬關係對新一代接班人的影響,應有助促進國家在政治、經濟兩方面的現代化進程。

 

習近平的政治功績,一如鄧小平的經濟功績,若能為市場增長及精簡官僚制度製造足夠空間,可算是恩澤綿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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