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2月18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近两年来中国政府为针对官员以权谋私，打击贪腐的运动一直雷厉风行，至今未见松懈，运动展开初期，不少人还估计无非是权力斗争的幌子，但目前种种迹象显示，反贪运动似是邓小平年代过后中央政府重建社会秩序的措施。
由邓小平创建的社会秩序，以市场带动经济增长以换取政治稳定，中央政府在政治上有足够认受性，维持社会稳定。期间部分人及家族暴发，当然有不少私营企业通过公平市场竞争赚得厚利，但亦不乏官员藉权位谋取私利，贪污受贿的现象；官场贪腐成风，民怨载道。
纵使在二千多年来经济增长欠奉，中国的贪污现象一直相当普遍，更有指贪污植根中国文化，我倒认为贪污渎职之风，在传统中国与当前日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实有本质上的分别。
传统中国的贪污温床
传统中国的农业经济，往往由近乎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组成，而各地方经济又以到处分散、基于亲属关系的农村小区为单位。
公元前221年（中国战国时代末期），中国一统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随后数百年，拥有大批土地的贵族在政治上逐渐失势，这不啻是一大政治成就，历史上唯有古罗马帝国才足以相提并论，可是罗马帝国最终覆亡，随即粉碎欧洲实现统一大业的宏图大计。
农村经济自给自足，散布各地的农村小区，就只能靠国家中央集权的制度方能维系凝聚力。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境内，地方上的农业经济彼此独立，毋需互相融合亦能生存，如此状态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不断，直至邓小平实行经济改革，数以亿计人口才有机会迁离互相隔绝的各地农村，移进城市生活。
唯才是用的皇权官僚体制既成本高昂，亦不易驾驭；国家须负责防卫、司法，以及应付官僚制度的种种开支，在税收方面，更须进行人口、土地普查，以至运送实物收入往各地行政中心等繁重任务。此外，制度管理涉及选拔官吏、监察吏治以保廉洁、防止官吏盗取官家物资及谋反，也须确保官吏效忠，以免盘据一方建立地方势力。
至于欧洲国家的管治建基于封建贵族制度，比中国的行政模式成本较低，而且较易运作；不过，欧洲的行政制纵有利于节省开支，但中央集权的程度却远不及中国。各自拥权的欧洲封建领主，俨然半独立的土皇帝，彼此争战不休，鲜见忠于国君。封建贵族制后来变为世袭制，部分采邑更演变成完全独立的国家。反观中国模式，即使改朝换代，始终能够维持国家统一。
传统中国的官吏受雇于国家，若收受金钱及优待，自然被视为贪污，但在封建欧洲，封建领主的同一行径则无枉法之嫌，因为他并非国家公仆，而是领地之主，自然不会构成有贪污之嫌。
可以推断，传统农业经济所产生的盈余，应不足以应付中国行政制度的各类开支，传统中国的官吏难免长期收入过低，与所拥有的权力不相称。贪污是官吏补充收入的方法，挪用公款与榨取巨款属大大违法，但小贪行为却成为可以接受的惯习，甚至成为官场文化。
为达致杜绝贪官污吏的目标，向官吏灌输维护儒家道德观念、廉洁自奉的意识成为传统国策；可惜儒家思想过分着重家庭孝悌的观念，照顾家人成为官吏贪赃敛财的诱因，反变成有碍廉洁自奉。当为国抑为家发生利益矛盾，家即凌驾于国之上，成为今日中国贪污问题的核心所在。
现代经济的腐化诱因
现代社会的经济盈余远胜昔日，应付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开支较为容易，但官员贪污受贿机会亦随之大增，甚至涉及巨款，贪赃风气其实有增无减。
官员贪腐成风，究其因有以下三项。第一，经济国有比例愈高，则官员挪用公款、中饱私囊的机会也愈多；第二，经济活动受国家规管的比例愈高，官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机会愈多。
上述两项显示政府愈具规模、管瞎范围愈广，则贪赃枉法的范畴愈大、机会也愈多。经济学者早就指出，若能维持小政府，官员贪赃枉法的情况应会缩减；强化自由竞争市场，可减少公职人员贪污的机会。
第三，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旧式经济行业走向式微，新兴经济行业冒起，政府官员可透过征税、资助或规管等公共政策措施，对各种经济活动作出阻挠或予以方便，官员贪污的机会也就愈多。
举例来说，政府采取措施挽救企业倒闭及工人饭碗以保障夕阳工业 (sunset industries)，或避免朝阳工业 (sunrise industries) 与旧式工业竞争，官员即可趁机假藉公利之名而从中谋取私利；事实上官员贪污可窒碍或延误「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调整过程，损害经济现代化。
官员及政客当然可以一方面促进朝阳工业，另一方面则加速夕阳工业灭亡，个中间或包含官员贪污现象；有趣的是，这种发展倒可促进经济现代化，不过其反作用始终较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日后受惠者的游说力一般较目前受害者为低；也就是说创新力不及破坏力。
小平经改的开路之功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挑战重重，皆因他要说服日后有机会受惠的一众– 中国人民– 接受牵涉极大不明朗因素的改革议程，他的改革，实在是经济现代化史上极不寻常的成功例子。
有关经济改革在市场重建的过程中，释放出中国人的创新能量，中国经济极速增长，成就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最大经济奇迹；但同时，经济市场与政府官员染指主要经济层面的情况，却又为官员贪污受贿带来前所未见的机会。
于邓小平的成功改革年代位居要职的官员，历经三十年后，又已蜕变成一股抗拒进一步改革的势力，为求保障一己私利，千方百计维持现状。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的反贪腐运动，大有动摇建制中多股力量之势，在政治上难免荆棘满途，因为所涉既得利益根深蒂固，且错综复杂，不易铲除。
要推动反贪腐运动，建立习近平的威信固然重要，且属无可避免；但将权力集于最高领导人一身，会否降低日后进一步改革市场的意欲，亦引起多方揣测。中国领导班子自然深明个中险着。
反贪运动的经济契机
若不展开进一步改革，缩窄政府的经济管辖范围，并扩大市场功能，那么根除贪腐的措施只会见一时之效，日后又一代贪官污吏势将卷土重来。工业经济体一向任由市场增长以持续发展，此亦有助促进经济现代化，减少官员贪腐。
市场经济有助于将国家融入一体化的经济网络，透过经济上互相依赖维系国家统一，在政治上可减轻靠中央集权操控的单一手段。相反，传统农业经济中的地方农村小区，由于具备自给自足的本质，无法以经济上互相依靠来孕育出国家统一的共同理想。
历史在在显示，市场带动是现代经济的必备特质，现代经济足以产生充裕经济盈余，足以支付高薪养廉，减少公职人员贪污的现象。中国目前的反贪腐运动，若能精简官僚制度，配合限制政府职权、提高国家的包容性，则势将为长远经济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传统奉行儒家思想，既主张有容乃大的小国制度，亦要求统治者自我节制，以免过度干扰地方农村小区的社会及经济活动，但其过于看重家庭的观念，往往驱使公职人员贪污，无疑是人伦美德基础的一大缺憾，有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
真正有效的竞争式现代市场经济，讲求人皆得享公平的竞争环境，这也正是经济学的金科玉律。从概念上而言，现代市场经济大大有助于国家维护法治，减少公职人员贪污的弊病；而随着中国城市化和「一孩政策」的后果所及，大大撇除了地方亲属关系对新一代接班人的影响，应有助促进国家在政治、经济两方面的现代化进程。
习近平的政治功绩，一如邓小平的经济功绩，若能为市场增长及精简官僚制度制造足够空间，可算是恩泽绵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