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6年1月13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崛起,可說是美國經濟大蕭條在政治上引發的惡果之最。1929年隨後八年,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冒起以至壯大,更令全球大國幾近盡被捲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之中,可見若不能及時化解金融及經濟危機,足可釀成嚴重政治後果。

 

正當2008年環球經濟危機陷入第八年,民粹政治的極端主義在各地重現,再一次證明經濟長期不穩加上仇外心態,每令政治分化形勢加劇。極端右翼政治勢力,例如美國的Donald Trump、法國的Marine Le Pen、匈牙利的Viktor Orban紛紛坐大之勢實在堪憂。政治光譜的另一端則有英國的Corbyn和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代表左翼極端主義同時壯大。此外,「伊斯蘭國」(ISIS)在國際上的威脅亦不容忽視。

 

正視「聯匯」的弊端

 

雖然對宏觀經濟危機難以全面掌握,但明顯地若不及時扭轉嚴重金融危機,勢將帶來經濟衰退。經濟不明朗和不穩定的隱憂引起通縮預期,假使未能以英明果斷的政經領導方針及時撥亂反正,則經濟衰退自然揮之不去。

 

通縮、失業、增長停滯、經濟不均都會促使政治分歧更形惡化,助長極端主義。歷史早已證明,若未能把由此形成的政治勢力妥為處理,必會後果堪虞。當年德國選民受到共產主義運動威脅,產生恐共心理,促使法西斯主義在該國興起。

 

目前國際上右翼與左翼兩大陣營均認為各地主流民主政黨面對經濟危機束手無策,這與1930年代可謂如出一轍,只是當前情況更差,使原本並非極端政客陣營也紛紛被其言論打動。民主政黨漸失民心,激進及民粹政團自然有機可乘。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將美國當年經濟大蕭條之禍,歸咎於聯邦儲備銀行奉行緊縮金融政策,以致未能及時制止金融危機演成經濟災難;他後來更認定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是殆害環球經濟的罪魁禍首,因這制度令各國政府在貨幣及財政措施方面備受掣肘,未能穩定國內經濟。

 

在固定匯率的制度下,各國政府只能將本國貨幣貶值,任由經濟禍患傳遍海外,將國內經濟調整之苦轉嫁別國,佛利民因而主張各大開放型經濟體採取自由浮動匯率制,作為恢復宏觀政策自主權的手段。

 

作為另一種固定匯率安排,歐羅正是2008年環球經濟危機後,削弱歐洲各國各自採取穩定國內經濟政策能力的主因。佛利民一向反對歐羅安排,也正是因為擔心歐洲會因金融及經濟危機而陷於現時般的困局。

 

回顧危機的經驗

 

上世紀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以及當前歐羅區)與香港1997年面對的亞洲金融風暴之間,在經濟、政治兩方面頗有相似之處。回顧18年來的政經事態發展,足以證明香港受到金融風暴的後遺症打擊,亞洲金融風暴令香港有如經歷一場「經濟大蕭條」,而聯繫匯率可算是香港的「金本位制」。

 

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席捲香港,對經濟帶來極大的衝擊,其中通縮壓力程度之強及影響之廣,僅次於經濟大蕭條。美國在1930年代的累計名義GDP跌幅達11%,香港在亞洲金融風暴中的累計GDP跌幅亦高達9.5%;蕭條期間美國的失業率高達24.9%,香港在金融風暴中失業率則遠低於此,只曾高見8.8%,主因在於本地勞動市場靈活性高,年輕在職人口又受到人口趨勢影響而漸減。香港經濟待美元匯價在2003年轉弱,通縮壓力退減後才終於擺脫困境。

 

曾先後經歷1997年與2008年兩次經濟危機洗禮的香港市民,其經濟困境不在失業之憂,因為高失業率只在九七亞洲金融風暴水深火熱時短暫出現。受到人口趨勢影響,勞動市場供應緊張,有意工作者一般不愁出路,尤其在內地居民訪港限制放寬以後為甚。換言之,香港經濟不患職業保障,而患財富不均;同時苦於樓價飆升下未能擁有物業而缺乏安全感。

 

2003年後當樓價開始回升,不少家庭已飽受負資產之苦六年之久。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傷未癒,2008年環球經濟危機再起。量化寬鬆觸發新一輪資產價格飆升,世界各地無一倖免。有樓一族得以擺脫負資產之苦,但初置業者卻因樓價過高而只能望門輕嘆。在兩次危機之間,香港首次置業者為數極少,人口中業主比例在二十年間變化甚微,置業財富差距日益擴大。

 

其他形成經濟鴻溝觀感的因素,包括低收入家庭離婚率飆升,以致單親父母及下一代經濟困境惡化。不少年輕家庭為勢所迫,唯有居於舊區劏房,貧困戶及長者則逐漸聚居於公共屋邨,且每多位於偏遠地區,不少市民漸感疏離與徬徨無依。

 

與此同時,仍有大批內地新移民通過跨境婚姻及再婚途徑來港定居。本地居民以至本地的社經環境,在過程中也歷經重新塑造。雖然改變屬漸進式且看似細微,但加起來則其中的變化幅度、多元化,以及涵蓋面之大,卻也非同小可。

 

香港是一個新舊世代交替、貧者與富人共處的社會,既因多元而豐富多姿,也具兩極而分化的特性,從而衍生出異於本地固有政治文化的政治形勢與作風。歷經兩次巨大經濟危機衝擊,近三十年來急劇社經變化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就更表露無遺。

 

對照民粹的演化

 

左、右兩派的零星政治極端表現,時而見諸街頭,時而見諸立法會,甚至政府本身,其實既是三十年來社經變化的產物,也是當局對經濟嚴重不均現象一直坐視不理,未能採取政策加以改善的結果。左派志在將社會資源作大規模重新分配,右派則想强行將非我族類摒諸門外;兩種激進民粹政治起源,都與古今中外的經驗頗相類似。

 

經濟大蕭條自然也在美國本土產生深遠的政治影響。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推行「新政」,可算是美國總統大選的分水嶺;令自1860至1928年期間(1876年除外)共和黨候選人每戰必勝的優勢從此打破。共和黨致力促進工商業增長的政綱,造成嚴重經濟不均現象,後藉重新分配式社會福利政策再獲採用,才得以避免法西斯主義及共產主義構成嚴重威脅。

 

但美國民主黨可無法重演早前共和黨人獨霸總統選舉的必勝局面,其總統候選人自1932年以來共有12次當選,但亦有8次敗於共和黨,分別是1952、1956、1972、1980、1988、2000、2004年。

 

由於選民抗拒公債及財赤日增之勢,2008年環球經濟危機並未能為美國民主黨政綱帶來徹底勝利,選民認為民主黨總統的權力受到由共和黨主宰的國會及參議院所制約,未嘗不是好事。

 

美國民主黨在中產及勞工階層的傳統支持者持續減少,乃因各種跨越經濟的文化議題日增,種種後物質議題相繼出現,淡化了以收入為本的政治參與。民主黨左翼在社會上逐漸取得來自關注環境、墮胎、同性婚姻等議題的中產階層的支持。

 

至於勞工階層,則在相若的問題上傾向支持共和黨右翼,甚至表現出種族主義及仇外傾向;美國選民的意向,顯然已由「收入為本的雙極化」(income-based bi-polarization),變為「價值為本的多極化」(value-based multi-polarization),政治生態亦因而變得分化及兩極化。

 

消弭時災的智慧

 

上述的種種文化議題元素,正於香港的政治生態呈現,例如激進本土派思想中即帶有仇外色彩。在不同的多元層次之中,各自維護不同的價值,主張亦新舊不一,籠統稱之為反建制的泛民主派,仍教人無法釐清到底此派實際上代表誰,在政治上又有何共同目標。

 

在這些文化政治議題的層次之上,還有日趨嚴重的經濟不均現象。除非經濟不均問題受到正視,否則不論左派抑或右派的民粹政治,仍將繼續有其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佛利民並不贊同小型開放式經濟(如香港)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並提出單憑香港微不足道的貨幣及財政穩定政策,實不足以抗衡國際市場湧現的大規模跨境資本流動,倒不如力保固有經濟根基,對外來的經濟衝擊靈活應變。

 

這些根基包括理財審慎、銀行穩固、勞工市場保持靈活,並且維持最低度的勞工法例;他又建議政府政策應避免製造不明朗,以免成為製造問題的源頭。香港一直奉行這些措施,因而能夠在既毋須實行「美式」新政,而又不致產生德國式法西斯主義獨裁政治的情況下,安然渡過嚴竣的亞洲金融風暴。

 

作為親歷這段日子的過來人,我切身體會到香港社會堅忍剛毅、適應力強的特性,無畏經濟逆境之餘,在2003年沙士一役中更發揮守望相助的無私精神。不過,要扭轉揮之不去的經濟不均現象,英明政府的介入措施實在不可或缺。歸根究柢,經濟不均的根源在於樓價飆升下的財富不均,香港眼前的困局,顯然有別於經濟大蕭條過後一代人所面對的問題,因為資產價格通脹問題要再過半個世紀才出現。

 

昔日通過福利計劃提供的恆常轉移足以收效,但如今已不敷應用,亦不合時宜。持續半個世紀的社會福利政策令各國政府破產,況且當前問題並非收入不均,而在於財富(房屋資本及人力資本)不均,兩者雖有相關之處,但卻並不相同。

 

政府對有關問題實在責無旁貸,皆因土地業權及土地供應均由政府壟斷,而醫療及教育服務同樣由政府包攬。為免極端政治抬頭,香港必須對症下藥,及時消除三十年來因社經轉型造成的創傷與持續效應,以及兩次經濟危機的破壞。政府必須改善經濟不均,首先針對產業財富,繼而教育投資(尤以幼兒教育為重),以免現時的不均蔓延至下一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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