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1月13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崛起，可说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在政治上引发的恶果之最。1929年随后八年，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冒起以至壮大，更令全球大国几近尽被卷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之中，可见若不能及时化解金融及经济危机，足可酿成严重政治后果。
正当2008年环球经济危机陷入第八年，民粹政治的极端主义在各地重现，再一次证明经济长期不稳加上仇外心态，每令政治分化形势加剧。极端右翼政治势力，例如美国的Donald Trump、法国的Marine Le Pen、匈牙利的Viktor Orban纷纷坐大之势实在堪忧。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则有英国的Corbyn和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代表左翼极端主义同时壮大。此外，「伊斯兰国」（ISIS）在国际上的威胁亦不容忽视。
正视「联汇」的弊端
虽然对宏观经济危机难以全面掌握，但明显地若不及时扭转严重金融危机，势将带来经济衰退。经济不明朗和不稳定的隐忧引起通缩预期，假使未能以英明果断的政经领导方针及时拨乱反正，则经济衰退自然挥之不去。
通缩、失业、增长停滞、经济不均都会促使政治分歧更形恶化，助长极端主义。历史早已证明，若未能把由此形成的政治势力妥为处理，必会后果堪虞。当年德国选民受到共产主义运动威胁，产生恐共心理，促使法西斯主义在该国兴起。
目前国际上右翼与左翼两大阵营均认为各地主流民主政党面对经济危机束手无策，这与1930年代可谓如出一辙，只是当前情况更差，使原本并非极端政客阵营也纷纷被其言论打动。民主政党渐失民心，激进及民粹政团自然有机可乘。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将美国当年经济大萧条之祸，归咎于联邦储备银行奉行紧缩金融政策，以致未能及时制止金融危机演成经济灾难；他后来更认定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是殆害环球经济的罪魁祸首，因这制度令各国政府在货币及财政措施方面备受掣肘，未能稳定国内经济。
在固定汇率的制度下，各国政府只能将本国货币贬值，任由经济祸患传遍海外，将国内经济调整之苦转嫁别国，佛利民因而主张各大开放型经济体采取自由浮动汇率制，作为恢复宏观政策自主权的手段。
作为另一种固定汇率安排，欧罗正是2008年环球经济危机后，削弱欧洲各国各自采取稳定国内经济政策能力的主因。佛利民一向反对欧罗安排，也正是因为担心欧洲会因金融及经济危机而陷于现时般的困局。
回顾危机的经验
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以及当前欧罗区）与香港1997年面对的亚洲金融风暴之间，在经济、政治两方面颇有相似之处。回顾18年来的政经事态发展，足以证明香港受到金融风暴的后遗症打击，亚洲金融风暴令香港有如经历一场「经济大萧条」，而联系汇率可算是香港的「金本位制」。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对经济带来极大的冲击，其中通缩压力程度之强及影响之广，仅次于经济大萧条。美国在1930年代的累计名义GDP跌幅达11%，香港在亚洲金融风暴中的累计GDP跌幅亦高达9.5%；萧条期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4.9%，香港在金融风暴中失业率则远低于此，只曾高见8.8%，主因在于本地劳动市场灵活性高，年轻在职人口又受到人口趋势影响而渐减。香港经济待美元汇价在2003年转弱，通缩压力退减后才终于摆脱困境。
曾先后经历1997年与2008年两次经济危机洗礼的香港市民，其经济困境不在失业之忧，因为高失业率只在九七亚洲金融风暴水深火热时短暂出现。受到人口趋势影响，劳动市场供应紧张，有意工作者一般不愁出路，尤其在内地居民访港限制放宽以后为甚。换言之，香港经济不患职业保障，而患财富不均；同时苦于楼价飙升下未能拥有物业而缺乏安全感。
2003年后当楼价开始回升，不少家庭已饱受负资产之苦六年之久。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伤未愈，2008年环球经济危机再起。量化宽松触发新一轮资产价格飙升，世界各地无一幸免。有楼一族得以摆脱负资产之苦，但初置业者却因楼价过高而只能望门轻叹。在两次危机之间，香港首次置业者为数极少，人口中业主比例在二十年间变化甚微，置业财富差距日益扩大。
其他形成经济鸿沟观感的因素，包括低收入家庭离婚率飙升，以致单亲父母及下一代经济困境恶化。不少年轻家庭为势所迫，唯有居于旧区劏房，贫困户及长者则逐渐聚居于公共屋邨，且每多位于偏远地区，不少市民渐感疏离与彷徨无依。
与此同时，仍有大批内地新移民通过跨境婚姻及再婚途径来港定居。本地居民以至本地的社经环境，在过程中也历经重新塑造。虽然改变属渐进式且看似细微，但加起来则其中的变化幅度、多元化，以及涵盖面之大，却也非同小可。
香港是一个新旧世代交替、贫者与富人共处的社会，既因多元而丰富多姿，也具两极而分化的特性，从而衍生出异于本地固有政治文化的政治形势与作风。历经两次巨大经济危机冲击，近三十年来急剧社经变化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就更表露无遗。
对照民粹的演化
左、右两派的零星政治极端表现，时而见诸街头，时而见诸立法会，甚至政府本身，其实既是三十年来社经变化的产物，也是当局对经济严重不均现象一直坐视不理，未能采取政策加以改善的结果。左派志在将社会资源作大规模重新分配，右派则想强行将非我族类摒诸门外；两种激进民粹政治起源，都与古今中外的经验颇相类似。
经济大萧条自然也在美国本土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推行「新政」，可算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分水岭；令自1860至1928年期间（1876年除外）共和党候选人每战必胜的优势从此打破。共和党致力促进工商业增长的政纲，造成严重经济不均现象，后藉重新分配式社会福利政策再获采用，才得以避免法西斯主义及共产主义构成严重威胁。
但美国民主党可无法重演早前共和党人独霸总统选举的必胜局面，其总统候选人自1932年以来共有12次当选，但亦有８次败于共和党，分别是1952、1956、1972、1980、1988、2000、2004年。
由于选民抗拒公债及财赤日增之势，2008年环球经济危机并未能为美国民主党政纲带来彻底胜利，选民认为民主党总统的权力受到由共和党主宰的国会及参议院所制约，未尝不是好事。
美国民主党在中产及劳工阶层的传统支持者持续减少，乃因各种跨越经济的文化议题日增，种种后物质议题相继出现，淡化了以收入为本的政治参与。民主党左翼在社会上逐渐取得来自关注环境、堕胎、同性婚姻等议题的中产阶层的支持。
至于劳工阶层，则在相若的问题上倾向支持共和党右翼，甚至表现出种族主义及仇外倾向；美国选民的意向，显然已由「收入为本的双极化」（income-based bi-polarization），变为「价值为本的多极化」（value-based multi-polarization），政治生态亦因而变得分化及两极化。
消弭时灾的智慧
上述的种种文化议题元素，正于香港的政治生态呈现，例如激进本土派思想中即带有仇外色彩。在不同的多元层次之中，各自维护不同的价值，主张亦新旧不一，笼统称之为反建制的泛民主派，仍教人无法厘清到底此派实际上代表谁，在政治上又有何共同目标。
在这些文化政治议题的层次之上，还有日趋严重的经济不均现象。除非经济不均问题受到正视，否则不论左派抑或右派的民粹政治，仍将继续有其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佛利民并不赞同小型开放式经济（如香港）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并提出单凭香港微不足道的货币及财政稳定政策，实不足以抗衡国际市场涌现的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倒不如力保固有经济根基，对外来的经济冲击灵活应变。
这些根基包括理财审慎、银行稳固、劳工市场保持灵活，并且维持最低度的劳工法例；他又建议政府政策应避免制造不明朗，以免成为制造问题的源头。香港一直奉行这些措施，因而能够在既毋须实行「美式」新政，而又不致产生德国式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治的情况下，安然渡过严竣的亚洲金融风暴。
作为亲历这段日子的过来人，我切身体会到香港社会坚忍刚毅、适应力强的特性，无畏经济逆境之余，在2003年沙士一役中更发挥守望相助的无私精神。不过，要扭转挥之不去的经济不均现象，英明政府的介入措施实在不可或缺。归根究柢，经济不均的根源在于楼价飙升下的财富不均，香港眼前的困局，显然有别于经济大萧条过后一代人所面对的问题，因为资产价格通胀问题要再过半个世纪才出现。
昔日通过福利计划提供的恒常转移足以收效，但如今已不敷应用，亦不合时宜。持续半个世纪的社会福利政策令各国政府破产，况且当前问题并非收入不均，而在于财富（房屋资本及人力资本）不均，两者虽有相关之处，但却并不相同。
政府对有关问题实在责无旁贷，皆因土地业权及土地供应均由政府垄断，而医疗及教育服务同样由政府包揽。为免极端政治抬头，香港必须对症下药，及时消除三十年来因社经转型造成的创伤与持续效应，以及两次经济危机的破坏。政府必须改善经济不均，首先针对产业财富，继而教育投资（尤以幼儿教育为重），以免现时的不均蔓延至下一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