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顧全球各地，沒有政府不介入經濟、左右市場抉擇、影響分配的後果。這通常有兩種方式：徵稅（taxation）和規管（regulation）。以經濟學角度看，兩者的效益都不高，但規管又遠較徵稅缺乏效益，社會付出的代價大得多。
規管把私人資源由一群人轉移給另一群人。香港由於《基本法》未授權立法會提出涉及政府開支的草案，政客於是力促在各方面加強規管，從而透過規管來介入經濟。由於規管的開支不直接反映在政府預算上，成為政客贏取選票、保持權位的另類途徑。
政客順理成章把矛頭指向「大」財團。一則財團手握巨額經濟剩餘，便於政客借規管來抽取；二則政客和規管者甚至能把所抽取的經濟「租金」（rent）按自己意願分派對己有利的團體。說白了，規管是另一類的徵稅。
不過，重新分配財團的剩餘須師出有名，故政治上必先醜化之。這在現實中並不困難，醜化財團有時候甚至具有某種客觀的基礎。
「有限政府」 介入克制
政府介入經濟，通常假公益之名以行，目的崇高，備受讚許。就政府應當擔當哪些任務，思想家和活動家見解不同，世紀以來議論不止。關鍵是，政府應否介入，令社會為個人提供發展機會，或者分配經濟成果時顯得較為平等？應否提供社會安全網，以支援那些際遇坎坷、非戰之罪的公民？又應否抵禦來犯之敵、促進繁榮，以確保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
經濟上所謂的「有限政府」，介入的範圍和程度都很克制，只在非如此無法維持自由社會正確運作時才出手。對很多人來說，複雜的現代社會首要保障個人的權利，包括私有產權，但不得因此而妨礙他人使用同樣的權利。
徵稅相當於強徵私有資源。政府通常以兩種方式運用所得的稅款，一是購買產品和服務，作為政府的消費或投資項目；二是提供津貼，相當於把財富從某些人轉移給另一些人。社會負擔的稅負是除去津貼後的繳稅淨值，在政府預算裏屬於資產。
反過來，政府的消費和投資開支列入財政預算的負債部分，靠徵稅或發行公債彌補；公債又反過來靠未來或後代的稅收彌補。因此，政府當前的消費和投資開支，靠目前或未來的稅收來彌補。消費和投資開支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如果偏低，我們通常說政府規模小。
政客官僚 私利先行
不過，用GDP比重不能衡量政府的大小，更不足以判斷其介入經濟時克制還是廣泛。規管日漸成為政府左右經濟的重要途徑，而且不顯現於政府的預算和收支。
公共規管雖然不同徵稅，其實仍然是強徵私人資源。只不過收支雙方都是私人，由個人或公司甲支付給個人或公司乙，資源不經政府的手。
舉個例，立法強制乘客使用安全帶後，所有汽車都要加裝和使用安全帶，對車主、司機和乘客來說是額外開支，具體來說也就是強制車主、司機和乘客向生產商購買安全帶。誠然，規管的目的是改善行車安全。
能否如願，視乎預期的效益是否超過附帶的成本。預期的淨效益若為正數，經濟學上稱為「改善經濟效益的規管」（economic efficiency improving regulation）。此等公共規管由於是強制性的，所產生的財務效應與徵稅無異。
安全帶的例子自然也適用於其他政府規管。例如，公共場所禁止吸煙、消費產品正確標籤、建築物安全條例、城市規劃條文、自然保育規章、藥物安全條例、產品安全條例……。類似的規章制度在現代經濟體裏數之不盡。
長期以來，專長公共財務（public finance）的經濟學者認為，政府訂定這些規管乃出於公眾利益。學者從而假定，規管的明文目的與實際效果並無二致，故此預期的效益必然超過成本。「政府只可提出有益的規管」成為公共財務學的基本假設。
但證據呢？這個假設會否有誤？諾貝爾經濟獎得主George Stigler研究出一套關於規管的經濟理論，質疑這個假設。他假定政客和官僚一如常人基於私利行事，具體來說，目的是保住權位；而利益團體投其所好，用選票和政治經費左右立法規管的後果。
「交叉津貼」 並非善舉
政客希望靠通過規管的法案直接贏得選票，同時間接獲得政治「獻金」、吸引義工為其拉票，個別情形下，甚至不排除收買賄賂，又或者任滿後，獲私人機構委以高薪閒職。政府裏的有關主管雖然不需選票，但也想保住職位甚至升遷。
引申出來，公共規管可說是利益團體成功游說政客和官僚以取得私利的後果。利益團體只要拿得出選票和經費，幫政客和官僚鞏固權位，對方自然樂於奉上規管利益。
就這個現象，意大利經濟學者帕雷托（Vilfredo Pareto）和Mancur Olson先後於1896年和1965年發現，世人借規管來牟利時，有兩個原因令組織良好的小團體較大團體享有不成比例的優勢。一則大型團體組織和動員的成本往往高到難以承受，小團體低得多；二則就一種規管所產生的轉移額而言，大型團體要與多人分享，小團體的人均好處無疑較多。這方面最佳的說明見Pareto 1896年面世的Cours d’Economie Politique（《政治經濟學課程》）：
假設某國有三千萬人，建議每人年交一元，把所得均分給三十個特選的幸運兒，即是每人收取一百萬元。三十個得益者卯盡全力游說，利誘傳媒，籠絡議員甚至閣員。但那三千萬「被掠奪者」（despoiled）無動於中，發動全民反對花費巨大。大多數人不會願意出錢，而且捐大筆錢來反對一年捐一元，豈非本末倒置？
及至公投日，也有同樣的困難。那三十個得益者指派大量代理人四出游說投票者：這個小小的建議是明智健康的愛國行為，值得通過。必要時，更不惜對投票者施以小恩小惠。相比之下，另外那三千萬大眾，雖然明知道要多付一元，通常懶得反對，寧可利用投票日的空閒郊遊、訪友。掠奪者於是不戰而勝。（意譯）
因此，公共規管有時候會將小量資源由大批被掠奪的受害者（despoiled）轉移給一小撮掠奪者（spoliators）。政治游說過程本質上向數目較少的生產者傾斜，而不利數目較多的消費者。但這是普遍現象，不能以偏概全，叫人以為公共規管便是如此。
處理政治「感覺」（perception） 是複雜的，受規管的行業通常會在消費者裏挑選一些次群體，讓其分享部分掠奪物（spoliation，學術上稱為「生產者租金」producer rents），以掩飾規管的真正動機。例如，以低於成本價招待兒童、傷殘人士、老人等受關注的群體來爭取政治支持。用「交叉津貼」（cross-subsidies）來討好公眾，讓政客、官僚和規管者得以開設規管機構，而不會被發覺純為生產者的利益而設。
生產者雖然藉着與利益團體分享部分租金，在利益分配上達致某種均衡，但不等於具有經濟效益。獲分享租金的只是少數支持規管者最得力的消費者。因此，將「交叉津貼」當作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善舉，其實有點誤導。
就環保規管的一種吊詭（paradox），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ames Buchanan與同事 Gordon Tullock的解釋頗有見地。有關負界外因素（negative externalities）的理論經濟學研究早就建議，用Pigou（庇古）稅項來糾正失衡的社會和私人誘因，令污染行為減輕到社會可承受的水平。具體來說，已故的劍橋經濟學家Arthur Cecil Pigou主張為負界外因素設立糾正性稅項，數目大到足以消除環境污染所造成的私人和社會邊際成本之差。
經濟效益 環團忽視
但在現實中，主管環保的政客和官僚在判斷可接受的污染水平、選用何種技術以紓緩問題時，往往傾向採用指令控制式（command-and-control）的設置。錯的到底是學者還是政客呢？Buchanan和Tullock說，兩者都沒錯。原來，污染的公司若直接受規管，利潤通常反而較高，因此會「鼓勵」政客利用規管來減排，而不用價格工具。
以美國總統奧巴馬上任後提倡的上限和交易（cap-and-trade）環保方案為例。環保局設定排放標準，並簽發許可證，准許企業以此為排放上限。許可證授權企業污染，可以在市場上公開買賣。執行理想的話，許可證的市價相當於污染的機會成本。
但現存的污染企業立即看出了，許可證幫他們設置入市障礙，因為未來的競爭者要申領許可證才能開業。後來者申請許可證的障礙如果多過現存者，後者也就享有競爭優勢，不利於創新。奧巴馬原來反對兩級方案，當選後推翻了競選時的立場，讓現存的公司享有多年的許可證折讓價，但後來者不獲同等待遇。較有效益的庇古稅對所有企業無論入行先後一視同仁，而不會令現存者佔優。
Buchanan和Tullock解釋了經濟上有效的政策與政治上可接受的政策之間常見的矛盾。政客和官僚所選擇的規管方式，所反映的是現存受規管公司的政治實力。另一方面，環保團體作為民間代表，只關心把污染減到最少，經濟效益不關他們的事。只要污染少了，管他是靠規管還是靠價格工具。
因此，規管的效益很低。但不幸的是，公眾對規管的擔子不及對徵稅的認識多。只要政府開支佔GDP的比重較低，公眾通常就會誤以為已做到了「小政府」。
外國一套 不應照抄
在很多國家或多或少都存有規管。以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法定最低工資為例，有關規定只影響工資低於法定下限的勞動者，佔人口的比例很小。但身為家庭成員，在選舉中可以起到槓桿作用，同時爭取到家人和一些親友的選票。因為最低工資一經立法，可能經常檢討、有加沒減，在各種規管裏，最方便政客拉選。在大多數選舉裏，只要幾個百分點的選票就可壓倒對手。最低工資的人士通常集中在少數行業，方便政客動員。
最低工資雖然會抬高一些低薪人士的失業率，但受影響的人數可能更少。政客借最低工資拉票時，叫價只要不是太高，令公眾對失業的顧慮超過實際的副作用，政客仍然有辦法把反對失業的聲音壓到最低。在現實中，最低工資對小企業的打擊，更甚於他們所僱用的低薪人士。但若任由小企業倒閉，行內只留下大中企業，後者雖然要付出較高的薪酬，但市場份額增加，競爭優勢反而有所加強。而隨着市場集中，大企業損失降低，支持商界的政客也就不會太熱中於反對最低工資。
其實要援助低收入者，可以發放津貼工資，或者用經濟學上的負收入稅（negative income tax） ；但即使議員完全有權採用，幾無發達社會施行。原因何在？在政治上，為最低工資立法比津貼工資和負收入稅容易過關，因為受影響的層面有限，但動員他們的成本較低，容易為政客帶來選票。是理想的政治工具之一。
常聽人說，香港應該效法某某發達國家採用某某法例，因為此等國家較先進和有經驗。但應先細想發達國家普遍這樣做，除了因為法例本身好，是否另有奧妙？規管的法例受歡迎，除了因為公諸於眾的理由外，會否基於對政客、官僚、規管者甚至受規管者的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