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近期本地教育界發生兩件備受爭議的大事，突顯出相關教育政策自相矛盾之處。一是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提議加入由政府推行的直接資助計劃（直資）在反對聲中擱置；二是即使英基學校半數生源來自本地學生，政府仍計劃逐步撤銷對英基學校協會的資助。
聖士提反女中之所以有意轉為直資，無非校方可藉此自行制訂課程，並釐定教師薪酬、學費和收生條件。本地獲政府資助的中學均缺乏此等自主權。
厚如電話簿的《資助則例》詳載一應管理規則，令資助中學的校長由教師統領變為政府官僚。津貼中學備受掣肘，基本上有如按本子辦事的政府機關，而非能啟發學生潛能、具創意的實驗工場。
折衷之道 矛盾根源
自1991年9月開展的直資計劃，可說是容許參與學校在校政上得以自主的妥協方案，大致上介乎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教授「學券制」與政府資助計劃之間的折衷安排。通過「學券制」，政府資助款項直接交由家長用於子女教育開支；家長可全權決定子女就讀什麼學校。學券制賦予貧困家庭猶如民主政制下選民自由行使的投票權，是一個「經濟民主制度」（economic democracy）。
世界各地不少教師（注意並非少數校長）其實都不支持「學券制」，香港的情況也不例外。有關政治民主以及經濟民主的立場，各地教師往往舉棋不定，一方面普遍支持政治民主制度下的消費者主權（consumer sovereignty），但在教育資助一環卻反而支持生產者主權（producer sovereignty）。
是否選擇直資計劃下所提供的管理自由度，完全掌握在校方和教師手上。換言之，校方可自行決定是否參加直資計劃。至於「學券制」下，所有中學均須遵從經濟民主制度的遊戲規則，而以家長的投票取向為依歸。一如各種折衷方案，直資計劃亦不免存有矛盾。
選擇參加直資計劃的中學多屬傳統名校，往往有把握在經濟民主制度下佔優，其強大的校友網絡既鼓勵亦支持校方轉直資，以提供與別不同的教育服務。這類學校轉為直資以後，容易吸引理念相同、家境富裕的學生，也傾向取錄這類學生。正因如此，直資中學漸成眾矢之的——無力負擔高昂學費或理念不同的家長，自然抗拒學校加入直資行列。其他學校不滿直資計劃既改變收生競爭規則，同時迫使校方在參加抑或拒絕直資計劃上作出相應部署。
推行直資計劃，好比學校資助政策上的「一國兩制」，因為直資中學奉行市場主導的營運方式，非直資中學則跟隨政府主導的運作模式。兩者互相衝突，實屬無可避免。
詬病直資 有欠公允
直資計劃為人詬病，在於參與的學校被視為專為有錢子弟而設，且認為直資學校應索性改作私校，而不應繼續享有政府資助。不過，如此批評未免有欠公允，因為政府津貼應一視同仁，以所有學童為對象。雖然政府津貼看似對校方的資助，但其實最終受惠的是學生。「學券制」就不會令人產生政府津貼只惠及學校的錯覺。
此外，直資計劃被批評為引起跨代不均現象，而對無力負擔直資教育的一群，又會窒礙其在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雖然有關問題尚待驗證，但其嚴重性不容忽視。在我看來，問題核心在於有能力的學生會否因家境清貧，而在報讀直資學校時遇上較大阻力。假使情況確實如此，解決之道自然是為這類學生提供足夠獎學金，以補其經濟條件之不足；制止學校採納直資模式猶如因噎廢食，徒令校政墨守成規，不思進取，窒礙教育事業的創意發展。
在此試看上述後果從何而來？又何以會有損香港（尤以低收入階層為甚）利益？學習效能不單取決於個人所花心力、時間，也關乎別人。朋輩互動在學習過程中舉足輕重，同學之間互相切磋交流，往往獲益良多，跟誰一起學習至關重要。由此可見，學校的資助形式與如何組織配合，足以影響社會發展前景、誰能出人頭地、家境清貧的高材生如何獲得美好前程。
教育投資 豐收可期
經濟學家支持「辦學必須政府資助」之說的立場頗為一致，對人力資本投資應獲資助的理據有以下三方面。
一、教育有助提升個人生產力，但受教育的機會卻非人人平等。基於不同家庭背景，教育投資成本也因人而異；個人家境欠佳，受教育的機會成本也較高。
只要邊際利潤高於邊際成本，個人就不應放棄在教育方面的投資，但過猶不及卻會變成浪費資源。換言之，每個人有自己適量的教育投資額，因人而異，而與學習能力息息相關。資質高者從接受教育獲益理應較多，多作教育投資不單合乎經濟原則，且對個人及社會而言都有裨益。
資優生若因家貧而欠缺教育投資成本，造成浪費人才，則整體社會也蒙受損失。因此，若能以資助方式幫助他們降低教育成本，整體社會其實從中受惠。
所謂適量的個人人力資本投資額因人而異，有效率的社會不一定要人人教育水平均等。資質較高者所受教育相對會較多。社會在資助教育方面所擔當的角色，僅在於確保有能力者不會因家境欠佳而被剝奪進修機會。須知教育津貼只為公平分配教育機會，而非劃一教育成果；只要人才能盡展所長，整體社會自然得益。從經濟角度而言，資助教育的目的並非在於劃一個人經濟成就，而在全面提升社會的生產力。
二、教育資助的作用也在於經濟生產的外溢效應（spillover effects）。大量證據顯示個人生產力高低取決於同事或所屬團隊成員生產力有多高。直屬上司成就愈高、下屬愈能幹、同儕技能愈強，個人生產力自然愈高。
這類良性外溢效應並不限於某團隊或某公司內的人才，而是遍及各行各業，甚至無分地域國界。有鑑於此，經濟學家向來力主資助人力資本投資跨越個人邊際成本等同邊際利益的範圍，而達致社會邊際成本等同社會邊際利益。
三、學習過程中的良性外溢效應。個人的學習效能固然與同學有關，但要闡述何謂理想的同校、同班甚或讀書小組的學生組合，才是最佳的學習體驗，卻是不着邊際。我很懷疑究竟是否真有所謂理想模式，即使有，恐怕亦難以找到。教育界中人以為終可覓得一種合適模式，只是自欺欺人。其實校長、教師等還須從實踐與錯誤中繼續試驗、反覆推敲，從而開拓其教育視野。
學制鬆挷 利多於弊
據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教授估計，個人收入視乎認知技能及非認知技能。認知技能在八歲之後就難再有長進，學校教育往往以增長知識與體格鍛鍊為主；反觀各種非認知技能，則可在求學時期持續發展。由此可以推論，學校教育應致力培育個人多元學習技能。
部分學習在於朋輩的智能或活動能力，其他則可以是同學之間多元化的才華及技能。至於學校教育應作如何編排，才可充分發揮全面學習的優勢，最佳辦法在於任由學校自行試驗編制課程，並自行負責聘任教師、收生等校政。現代社會及經濟趨向多元，處理校政方面若仍傾向墨守成規和狹隘的路線，事實上已不合時宜。
我與部分經濟學家一樣，認同盡量避免以公共規例規管資助學校及教師。若要進行監管，只需兩方面規定：一、資助款項必須用於教育用途；二、有關學校帳目必須隨時可供資助當局或學生家長檢閱。
教育制度若未能培育年輕人為未來作好準備，對任何人均無好處，尤以弱勢社群為然。有能力負擔優質教育者，則會索性離棄平庸的學制而另謀出路，可惜經濟條件欠佳者卻別無選擇。
如何向質優而貧困的學生提供教育資助？獎學金是可行途徑。我認為最佳辦法莫過於公私營合作，例如由私人捐款者設立獨立基金會，挑選合資格的清貧學生接受獎學金資助，讓他們可根據個人意向選擇學校。這些基金會應逐步發展為專業助學機構，向捐款者提供服務。
政府為突顯有關政策方針，可贊助部分獎學金，交由校方管理；大部分獎學金則由私人捐款者提供，成立獨立專業基金會負責管理。
上文提及教育資助的三大原因，其中兩個分別關乎經濟生產的外溢效應以及同學彼此交流切磋的效應。
英基撤資 還須三思
前曾論及良性外溢效應存在於城市、國家之間以至於世界不同角落。在環球經濟共融程度日高的今天，人力資本投資的利益，實在已能讓跨越國界的個人及機構分享。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經濟環境瞬息萬變，高度開放；人才去留有如潮來潮往一般變化莫測，但即使未能長留本地，亦始終對本地社會有所貢獻，因此對人力資本投資若仍抱持狹隘的地域觀念，實在是愚不可及。
本地教育體系招收外地學生，實有利於本地居民。資助父母為香港居民的外來學生，可通過其中的良性經濟外溢效應而惠及本地社群。再者，外來學生亦可藉着豐富本地學生的學習環境，幫助提升本地生的學習能力，直接對本地教育作出貢獻。
基於上述原因，我覺得政府決定撤銷對英基學校協會的資助，實在是本地教育政策的敗筆。事實上，英基學校學生有半數為本地學子。由於香港生活水平偏高，外籍居民不一定能負擔高昂學費；況且，外籍居民得享優裕經濟地位的日子早成過去。除非有意排斥外來人才，否則如此內向型教育政策未免自毀長城。
最低限度，本港應為英基學校的學生提供獎學金。有關問題急待解決，亟須公私營合作，以免削弱作為本地教育重要一環的國際學校教育。假若處理失當，不但有損本地學生的利益，更會因海外人才裹足不前而窒礙本港長遠發展。香港既然自稱「亞洲國際都會」，自應在國際化方面多下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