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近期本地教育界发生两件备受争议的大事，突显出相关教育政策自相矛盾之处。一是圣士提反女子中学提议加入由政府推行的直接资助计划（直资）在反对声中搁置；二是即使英基学校半数生源来自本地学生，政府仍计划逐步撤销对英基学校协会的资助。
圣士提反女中之所以有意转为直资，无非校方可藉此自行制订课程，并厘定教师薪酬、学费和收生条件。本地获政府资助的中学均缺乏此等自主权。
厚如电话簿的《资助则例》详载一应管理规则，令资助中学的校长由教师统领变为政府官僚。津贴中学备受掣肘，基本上有如按本子办事的政府机关，而非能启发学生潜能、具创意的实验工场。
折衷之道 矛盾根源
自1991年9月开展的直资计划，可说是容许参与学校在校政上得以自主的妥协方案，大致上介乎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教授「学券制」与政府资助计划之间的折衷安排。通过「学券制」，政府资助款项直接交由家长用于子女教育开支；家长可全权决定子女就读什么学校。学券制赋予贫困家庭犹如民主政制下选民自由行使的投票权，是一个「经济民主制度」（economic democracy）。
世界各地不少教师（注意并非少数校长）其实都不支持「学券制」，香港的情况也不例外。有关政治民主以及经济民主的立场，各地教师往往举棋不定，一方面普遍支持政治民主制度下的消费者主权（consumer sovereignty），但在教育资助一环却反而支持生产者主权（producer sovereignty）。
是否选择直资计划下所提供的管理自由度，完全掌握在校方和教师手上。换言之，校方可自行决定是否参加直资计划。至于「学券制」下，所有中学均须遵从经济民主制度的游戏规则，而以家长的投票取向为依归。一如各种折衷方案，直资计划亦不免存有矛盾。
选择参加直资计划的中学多属传统名校，往往有把握在经济民主制度下占优，其强大的校友网络既鼓励亦支持校方转直资，以提供与别不同的教育服务。这类学校转为直资以后，容易吸引理念相同、家境富裕的学生，也倾向取录这类学生。正因如此，直资中学渐成众矢之的——无力负担高昂学费或理念不同的家长，自然抗拒学校加入直资行列。其他学校不满直资计划既改变收生竞争规则，同时迫使校方在参加抑或拒绝直资计划上作出相应部署。
推行直资计划，好比学校资助政策上的「一国两制」，因为直资中学奉行市场主导的营运方式，非直资中学则跟随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两者互相冲突，实属无可避免。
诟病直资 有欠公允
直资计划为人诟病，在于参与的学校被视为专为有钱子弟而设，且认为直资学校应索性改作私校，而不应继续享有政府资助。不过，如此批评未免有欠公允，因为政府津贴应一视同仁，以所有学童为对象。虽然政府津贴看似对校方的资助，但其实最终受惠的是学生。「学券制」就不会令人产生政府津贴只惠及学校的错觉。
此外，直资计划被批评为引起跨代不均现象，而对无力负担直资教育的一群，又会窒碍其在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虽然有关问题尚待验证，但其严重性不容忽视。在我看来，问题核心在于有能力的学生会否因家境清贫，而在报读直资学校时遇上较大阻力。假使情况确实如此，解决之道自然是为这类学生提供足够奖学金，以补其经济条件之不足；制止学校采纳直资模式犹如因噎废食，徒令校政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窒碍教育事业的创意发展。
在此试看上述后果从何而来？又何以会有损香港（尤以低收入阶层为甚）利益？学习效能不单取决于个人所花心力、时间，也关乎别人。朋辈互动在学习过程中举足轻重，同学之间互相切磋交流，往往获益良多，跟谁一起学习至关重要。由此可见，学校的资助形式与如何组织配合，足以影响社会发展前景、谁能出人头地、家境清贫的高材生如何获得美好前程。
教育投资 丰收可期
经济学家支持「办学必须政府资助」之说的立场颇为一致，对人力资本投资应获资助的理据有以下三方面。
一、教育有助提升个人生产力，但受教育的机会却非人人平等。基于不同家庭背景，教育投资成本也因人而异；个人家境欠佳，受教育的机会成本也较高。
只要边际利润高于边际成本，个人就不应放弃在教育方面的投资，但过犹不及却会变成浪费资源。换言之，每个人有自己适量的教育投资额，因人而异，而与学习能力息息相关。资质高者从接受教育获益理应较多，多作教育投资不单合乎经济原则，且对个人及社会而言都有裨益。
资优生若因家贫而欠缺教育投资成本，造成浪费人才，则整体社会也蒙受损失。因此，若能以资助方式帮助他们降低教育成本，整体社会其实从中受惠。
所谓适量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额因人而异，有效率的社会不一定要人人教育水平均等。资质较高者所受教育相对会较多。社会在资助教育方面所担当的角色，仅在于确保有能力者不会因家境欠佳而被剥夺进修机会。须知教育津贴只为公平分配教育机会，而非划一教育成果；只要人才能尽展所长，整体社会自然得益。从经济角度而言，资助教育的目的并非在于划一个人经济成就，而在全面提升社会的生产力。
二、教育资助的作用也在于经济生产的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s）。大量证据显示个人生产力高低取决于同事或所属团队成员生产力有多高。直属上司成就愈高、下属愈能干、同侪技能愈强，个人生产力自然愈高。
这类良性外溢效应并不限于某团队或某公司内的人才，而是遍及各行各业，甚至无分地域国界。有鉴于此，经济学家向来力主资助人力资本投资跨越个人边际成本等同边际利益的范围，而达致社会边际成本等同社会边际利益。
三、学习过程中的良性外溢效应。个人的学习效能固然与同学有关，但要阐述何谓理想的同校、同班甚或读书小组的学生组合，才是最佳的学习体验，却是不着边际。我很怀疑究竟是否真有所谓理想模式，即使有，恐怕亦难以找到。教育界中人以为终可觅得一种合适模式，只是自欺欺人。其实校长、教师等还须从实践与错误中继续试验、反复推敲，从而开拓其教育视野。
学制松挷 利多于弊
据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赫曼（James Heckman）教授估计，个人收入视乎认知技能及非认知技能。认知技能在八岁之后就难再有长进，学校教育往往以增长知识与体格锻炼为主；反观各种非认知技能，则可在求学时期持续发展。由此可以推论，学校教育应致力培育个人多元学习技能。
部分学习在于朋辈的智能或活动能力，其他则可以是同学之间多元化的才华及技能。至于学校教育应作如何编排，才可充分发挥全面学习的优势，最佳办法在于任由学校自行试验编制课程，并自行负责聘任教师、收生等校政。现代社会及经济趋向多元，处理校政方面若仍倾向墨守成规和狭隘的路线，事实上已不合时宜。
我与部分经济学家一样，认同尽量避免以公共规例规管资助学校及教师。若要进行监管，只需两方面规定：一、资助款项必须用于教育用途；二、有关学校账目必须随时可供资助当局或学生家长检阅。
教育制度若未能培育年轻人为未来作好准备，对任何人均无好处，尤以弱势社群为然。有能力负担优质教育者，则会索性离弃平庸的学制而另谋出路，可惜经济条件欠佳者却别无选择。
如何向质优而贫困的学生提供教育资助？奖学金是可行途径。我认为最佳办法莫过于公私营合作，例如由私人捐款者设立独立基金会，挑选合资格的清贫学生接受奖学金资助，让他们可根据个人意向选择学校。这些基金会应逐步发展为专业助学机构，向捐款者提供服务。
政府为突显有关政策方针，可赞助部分奖学金，交由校方管理；大部分奖学金则由私人捐款者提供，成立独立专业基金会负责管理。
上文提及教育资助的三大原因，其中两个分别关乎经济生产的外溢效应以及同学彼此交流切磋的效应。
英基撤资 还须三思
前曾论及良性外溢效应存在于城市、国家之间以至于世界不同角落。在环球经济共融程度日高的今天，人力资本投资的利益，实在已能让跨越国界的个人及机构分享。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经济环境瞬息万变，高度开放；人才去留有如潮来潮往一般变化莫测，但即使未能长留本地，亦始终对本地社会有所贡献，因此对人力资本投资若仍抱持狭隘的地域观念，实在是愚不可及。
本地教育体系招收外地学生，实有利于本地居民。资助父母为香港居民的外来学生，可通过其中的良性经济外溢效应而惠及本地社群。再者，外来学生亦可藉着丰富本地学生的学习环境，帮助提升本地生的学习能力，直接对本地教育作出贡献。
基于上述原因，我觉得政府决定撤销对英基学校协会的资助，实在是本地教育政策的败笔。事实上，英基学校学生有半数为本地学子。由于香港生活水平偏高，外籍居民不一定能负担高昂学费；况且，外籍居民得享优裕经济地位的日子早成过去。除非有意排斥外来人才，否则如此内向型教育政策未免自毁长城。
最低限度，本港应为英基学校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有关问题急待解决，亟须公私营合作，以免削弱作为本地教育重要一环的国际学校教育。假若处理失当，不但有损本地学生的利益，更会因海外人才裹足不前而窒碍本港长远发展。香港既然自称「亚洲国际都会」，自应在国际化方面多下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