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社會是「組織的社會」（society of organizations），由組織構成。社會部門組織誕生，除了服務社會，同時也建立了社會大眾的公民意識和參與（citizenship），促使社會成員履行公民責任。現代政體龐大蕪雜，成員已幾乎不可能在此等組織以外負責任地參與公共事務，我們只能每隔幾年投一次票，以及不斷繳稅；不過，我們可以為社會機構當義工，從而促進變革。
義工傳統 近年復興
美國由於教會歷來獨立於政府，很早就形成了義工的傳統；此外，唯一有類似傳統的國家是英國。但英國行福利制，公共服務無所不包，加上有國教，教會經費由政府負擔，本身其實也是一種公共服務，義工傳統遠不及美國發達。香港1970年代福利社會開始膨脹以前，也有很強的義工傳統，至近年又再復興。
事實上，進入知識型時代後，由於社會需要社會部門，社會部門需要義工，全球性地起了相應變化。社會部門為知識型工作者提供適當的環境，讓個人發揮公民所長，與其他公民形成社區。知識型工作者對本身的工作愈有滿足感，愈需要在工作以外有不同的社區活動，提供消閒和職業以外的公民服務，發熱發光。
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裏所描寫對不幸者伸出同情之手的道德需要，勾劃出人除了追求利益，還有一種很重要的活動（也是他在另一本著作《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的主題）。這種道德情操是社會凝聚的基礎，可以由公民自發組織，透過民間途徑表達。這是公民社會活力的所在。
知識型社會的多元性催化了組織化社會，社會上各類型的服務，不論教育、醫療、街道清潔……，愈來愈多交給為特定目的設立的公民組織承擔。十九世紀中葉，出現了一種新型組織——以經商為目的的現代企業，成為第一種在政府之外自主存在的組織；接着又有了工會、現代形式的醫院、超大型的教會、研究型大學等服務性的組織。
但政治理論至今認為：除了政府，別無權力中心。國家建設的確是西方十四到十九世紀這五百年間政治上主要的動力。過程中，其他權力中心給廢掉武功，許多社會組織甚至給廢除，最後連僅存的大學和教會也淪為國家的工具，本來是人類學問中心的歐陸大學自此沒落。國家建設過程中壓縮公民自治的後果，由此可見。
現今的社會部門無意執掌公共權力，也不想當政府，只希望在職能範疇內享有自主權。
這又回到了一個老問題。這些組織只關心本身的目的和使命，既不要求左右其他事務，也不希望承擔其他責任，那麼誰來關心這個「組織的社會」的共同福祉呢？社會變得多元後，這一直是核心的難題，但一直解決不了，只不過以不同的形態反覆出現。
政府一向只是針對社會部門組織界定的不恰當行為劃界設限，禁止其在追求本身的目的時，入侵公眾領域或違反公共政策。反對歧視、同性戀婚姻、制裁強姦、墮胎等等的法律，目的都是禁止令公眾不快的行為。這份名單數之不盡。
政策載體 學校承擔
雖然很少人意識到，但社會部門和機構均堅持並致力於要求回到封建式的多元化，即是由私人掌握公共權力。古時的多元源於土地分封，並且將農民附屬於土地，不得流動，但現在的多元以組織為單元，參與組織的知識型工作者是流動的。這也就需要把部分公權力交託給私人。
參加教會的信徒、紅十字會義工、照顧殘障的社工……，各自隨着工作或家庭的需要而搬遷，跨州過省，甚至遠赴重洋參與組織的工作。他們的公民性（citizenship）既可以屬於某個國家，也可以是國際性的。這些義工通常不介意到不同的地點，服務當地有需要的人。
不過，社會組織應該承擔哪些社會責任（簡稱CSR，見本欄5月18日至6月8日的四期連載）？這個問題一直存在，但現在開始有人注意，要求這些組織增加透明度和問責性。例如：災民是否收到公眾捐款？接受諮詢指導的人有否得益，還是說只是為社會組織開設了職位？企業捐款和政府補助會否腐蝕有關組織？這些組織又是否另有政治目的？
對新型組織還有一種嚴重的威脅，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美國的中小學。美國學校傳授基本知識的能力愈來愈差，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自1950年代起，日益把學校當作社會政策載體，透過學校和課堂消除種族歧視等議題。社會問題是否因而獲得紓緩大可商榷，但至少未能證明，借中小學來推動社會改革特別有效，甚至反而削弱了學校的本能。
由於社會組織政治化有損其本能，新型的多元也帶來新的挑戰——新型組織如何既維持本能，又能繼續凝聚社會？構建一種有效兼顧這兩種功能的社會部門，顯得倍加重要。
商業企業作為第一種新型組織，大約誕生於一百四十年前。因此，對於「組織的社會」會帶來什麽問題，人們最初只關心政府與商界的關係，而此中新生的利益從一開始就被視為是經濟性的。
就「組織的社會」所帶來的政治問題，人們自然希望駕馭，這方面初次的嘗試是用經濟利益為政治服務。現代政治不論民主還是威權，主要是基於經濟利益的理念，嘗試分配社會的財富與收入。Harold D. Lasswell的名著《政治：誰得多少、何時得、如何得》（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就在這方面講得最好。
政府勢弱 近乎癱瘓
所有發達國家都藉着政治程序，用經濟利益與其他的關注和利益進行交換。當一個社會用來與政治交換的主要經濟資源是不帶生命的商品時，這樣做很有效。但今天的社會以知識為本，知識則以人為載體。知識型工作者成為推動經濟的關鍵資源後，一項經濟利益能否成功交換，將受制於個人的偏好，用經濟利益來交換其他關注的可行性大受局限。
至此，經濟利益失卻統領其他關注和利益的作用。知識成為關鍵的經濟資源後，各種利益日漸難以融合；特殊利益、單一訴求的組織等非經濟利益，形成新的多元環境。政治議題逐漸不再是問「誰得多少、何時得、如何得」（見上文的Lasswell著作），而是價值觀的訴求，而且每種價值都被視為絕對的，不容交易。
這樣一來，政治變成子宮裏胚胎的生存權與孕婦全權主宰自身、令胚胎流產的角力；變成維護環境的權利與同性戀權利的訴求；變成為聲稱受壓迫的群體爭取平權的鬥爭。這些議題基本上都是道德問題，非關經濟利益。
愈來愈多壓力團體不再是爭取經濟利益，而是支持和反對他們和他們的僱主或老闆視為道德、靈性和文化的措施。每一項新關注都增加一批新的組織，號稱代表這種絕對性的關注；他們拒絕共享麵包，視妥協為對崇高理念的背叛。
因此，在「組織的社會」裏，沒有一種力量能夠融合不同的組織，構建聯盟。政黨縱或許是十九世紀最成功的政治發明，但如今已無法融合紛紜的組織和觀點，動員大眾為了共同目的而奮鬥；缺少這類社會組織的話，公民只有「搞政治」才能參與社會。但對政治過分熱中，通常流於易受煽動、偏向狹窄層面、受傳媒影響。由於民意基礎狹窄、派系性強、看重特殊利益重，予人不負責任的感覺。
政治上連續的分裂是發達社會的通病。香港的政黨和代議政治雖然較新，但亦未能倖免。政府弱到近乎癱瘓，有人歸咎於缺乏全面的民主和成熟的政黨；政黨無權透過選舉獲得權力，故無法融合各種分歧的利益。但環顧全球普選的國家，政治上也都嚴重分化，幾乎束手無策。
我猜，一如其他發達社會，香港的政治弱勢是知識型社會的特點。知識型社會的經濟和社會組織正因為成熟發達，普遍固守地盤，彼此間找不到共同的認識和命題，以融合分歧的觀點。
有關的經濟和社會挑戰已經浮現，除非現在直面處理，否則明天出現新的政治問題時，更不可能應付。直面當前的挑戰是當急之務，應付得好，社會才可望有凝聚力和經濟優勢；政府也有能量，以應付知識型社會下一階段的政治挑戰。
社會上各色人等，由父母、打工的人到公民……首先要處理好上述當急之務。由於此前絕少先例，談不上解決之道，更遑論有歷經考驗的處方。
應重新衡量學校教育的目的、價值觀和內容。在知識型社會裏，組織和個人的工作表現和去留，日益取決於教育。哪些知識的組合最有用？應加重有關應用的特殊知識，還是着重持續獲得知識的能力？有了知識又有什麽責任？什麽是知識型工作者的社會責任，尤其當有關的知識十分特殊罕見？香港教育改革累計到明年的課程變更，就是很好的討論起點。這些改革必須繼續推行，雖然成本不菲。
社會組織 須盡本能
知識型社會有一個危險性——擁有專門知識的人可能組成卡特爾，以保護其人力資本投資，有損公眾的利益。香港立法會裏代表各種專業的功能團體選民，正朝這方面發展。與此相反，商業利益的代表性相對較廣，存在着太多內在的利害衝突，難以為一些狹窄的特殊利益代言。
世界經濟的競爭性愈來愈強，任何國家的政策，尤其是發達國家，愈來愈需要優先考慮本國的競爭力；即使國內政策也不得不兼顧國際競爭力，至少避免造成不良的影響。不止於此，國內組織不論地方政府、企業、大學還是醫院，也要考慮到同樣的問題。
發達國家通常評估過安全、健康、環境等各種社會影響後，才會採用某種政策。這是政治游說的後果，但過程中偏偏沒有考慮對國內經濟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力的評估。眾所周知，知識是知識型社會的核心經濟資源，更是具壓倒性相對優勢的來源。舉個例，僵硬的城市規劃和土地用途制度，對經濟轉型和發展有何影響？
知識型社會既然是「組織的社會」，也就要平衡兩種對立的要求。社會組織首先要各盡本能：學校要教好學生，醫院要能醫治病人，企業要能賺錢或者有資本以應付可能的風險。這需要各組織專注於本身的使命。
不過，社會同時需要它們肩負起社會責任，協助應付社區的挑戰。這些組織合計形成一個社區，便於集思廣益、集腋成裘。但單靠社會組織還不夠，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也必須加入分憂；三大部門如何攜手合作，是「組織的社會」根本的挑戰。
我們甚至未有在知識型社會中有效率政府所需的基本政治理論和政治機構。世間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應該以政府的職能和運作為核心。上世紀，人類縱情於建立國家機器，但不論行極權還是行民主，均表現欠佳，政府未能兌現承諾。與經濟學家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說的相反，政府利用互相抵消的游說來管治，既無效率也不可愛，實際上只是癱瘓。
機制設定 必須公平
如今世界競爭激烈，變動急劇，污染、恐怖活動、貧窮、疾病等各種挑戰如泰山壓頂，政府比以往更需要運作有效。可惜就知識型時代「組織的社會」如何令政府運作有效，尚未見有政治理論或制度摸到了頭緒。
本世紀，至少在開頭這幾十年，政治上會持續動盪。即將到來的挑戰可能比上世紀社會和經濟轉型的挑戰更嚴峻，令人生畏。目前，也許還看不出有任何政治方面的創新，但毫無疑問，我們非要闖出新路不可；幸而，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財政預算裏強調「第三部門」的角色。可惜公眾和媒體並未在這方面跟進。
我猜，知識型社會由於利益分歧愈來愈大，政府即使加大承擔，也滿足不了所有這些利益；由商業組織與社會組織自行組合協作來處理，反而有可能達成。
就經濟和社會事務，政府最多只能制訂規章制度，提供公平競賽場地，確保參與者依法競爭，以及提供部分資助，促進自主自願性的參與。但各方利益紛紜，箇中的分歧不可能靠政府主宰。
正如《聖經．列王紀》的故事，以英明君主所羅門為例，設立達致公平和有效率的機制，讓有關人士作出決定。政治成為設計最有智慧的遊戲規則，帶出社會大眾真實喜好，從而促成公共政策的取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