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社会是「组织的社会」（society of organizations），由组织构成。社会部门组织诞生，除了服务社会，同时也建立了社会大众的公民意识和参与（citizenship），促使社会成员履行公民责任。现代政体庞大芜杂，成员已几乎不可能在此等组织以外负责任地参与公共事务，我们只能每隔几年投一次票，以及不断缴税；不过，我们可以为社会机构当义工，从而促进变革。
义工传统 近年复兴
美国由于教会历来独立于政府，很早就形成了义工的传统；此外，唯一有类似传统的国家是英国。但英国行福利制，公共服务无所不包，加上有国教，教会经费由政府负担，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公共服务，义工传统远不及美国发达。香港1970年代福利社会开始膨胀以前，也有很强的义工传统，至近年又再复兴。
事实上，进入知识型时代后，由于社会需要社会部门，社会部门需要义工，全球性地起了相应变化。社会部门为知识型工作者提供适当的环境，让个人发挥公民所长，与其他公民形成社区。知识型工作者对本身的工作愈有满足感，愈需要在工作以外有不同的社区活动，提供消闲和职业以外的公民服务，发热发光。
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里所描写对不幸者伸出同情之手的道德需要，勾划出人除了追求利益，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活动（也是他在另一本著作《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的主题）。这种道德情操是社会凝聚的基础，可以由公民自发组织，透过民间途径表达。这是公民社会活力的所在。
知识型社会的多元性催化了组织化社会，社会上各类型的服务，不论教育、医疗、街道清洁……，愈来愈多交给为特定目的设立的公民组织承担。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种新型组织——以经商为目的的现代企业，成为第一种在政府之外自主存在的组织；接着又有了工会、现代形式的医院、超大型的教会、研究型大学等服务性的组织。
但政治理论至今认为：除了政府，别无权力中心。国家建设的确是西方十四到十九世纪这五百年间政治上主要的动力。过程中，其他权力中心给废掉武功，许多社会组织甚至给废除，最后连仅存的大学和教会也沦为国家的工具，本来是人类学问中心的欧陆大学自此没落。国家建设过程中压缩公民自治的后果，由此可见。
现今的社会部门无意执掌公共权力，也不想当政府，只希望在职能范畴内享有自主权。
这又回到了一个老问题。这些组织只关心本身的目的和使命，既不要求左右其他事务，也不希望承担其他责任，那么谁来关心这个「组织的社会」的共同福祉呢？社会变得多元后，这一直是核心的难题，但一直解决不了，只不过以不同的形态反覆出现。
政府一向只是针对社会部门组织界定的不恰当行为划界设限，禁止其在追求本身的目的时，入侵公众领域或违反公共政策。反对歧视、同性恋婚姻、制裁强奸、堕胎等等的法律，目的都是禁止令公众不快的行为。这份名单数之不尽。
政策载体 学校承担
虽然很少人意识到，但社会部门和机构均坚持并致力于要求回到封建式的多元化，即是由私人掌握公共权力。古时的多元源于土地分封，并且将农民附属于土地，不得流动，但现在的多元以组织为单元，参与组织的知识型工作者是流动的。这也就需要把部分公权力交托给私人。
参加教会的信徒、红十字会义工、照顾残障的社工……，各自随着工作或家庭的需要而搬迁，跨州过省，甚至远赴重洋参与组织的工作。他们的公民性（citizenship）既可以属于某个国家，也可以是国际性的。这些义工通常不介意到不同的地点，服务当地有需要的人。
不过，社会组织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简称CSR，见本栏5月18日至6月8日的四期连载）？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但现在开始有人注意，要求这些组织增加透明度和问责性。例如：灾民是否收到公众捐款？接受咨询指导的人有否得益，还是说只是为社会组织开设了职位？企业捐款和政府补助会否腐蚀有关组织？这些组织又是否另有政治目的？
对新型组织还有一种严重的威胁，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美国的中小学。美国学校传授基本知识的能力愈来愈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1950年代起，日益把学校当作社会政策载体，透过学校和课堂消除种族歧视等议题。社会问题是否因而获得纾缓大可商榷，但至少未能证明，借中小学来推动社会改革特别有效，甚至反而削弱了学校的本能。
由于社会组织政治化有损其本能，新型的多元也带来新的挑战——新型组织如何既维持本能，又能继续凝聚社会？构建一种有效兼顾这两种功能的社会部门，显得倍加重要。
商业企业作为第一种新型组织，大约诞生于一百四十年前。因此，对于「组织的社会」会带来什么问题，人们最初只关心政府与商界的关系，而此中新生的利益从一开始就被视为是经济性的。
就「组织的社会」所带来的政治问题，人们自然希望驾驭，这方面初次的尝试是用经济利益为政治服务。现代政治不论民主还是威权，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的理念，尝试分配社会的财富与收入。 Harold D. Lasswell的名著《政治：谁得多少、何时得、如何得》（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就在这方面讲得最好。
政府势弱 近乎瘫痪
所有发达国家都借着政治程序，用经济利益与其他的关注和利益进行交换。当一个社会用来与政治交换的主要经济资源是不带生命的商品时，这样做很有效。但今天的社会以知识为本，知识则以人为载体。知识型工作者成为推动经济的关键资源后，一项经济利益能否成功交换，将受制于个人的偏好，用经济利益来交换其他关注的可行性大受局限。
至此，经济利益失却统领其他关注和利益的作用。知识成为关键的经济资源后，各种利益日渐难以融合；特殊利益、单一诉求的组织等非经济利益，形成新的多元环境。政治议题逐渐不再是问「谁得多少、何时得、如何得」（见上文的Lasswell著作），而是价值观的诉求，而且每种价值都被视为绝对的，不容交易。
这样一来，政治变成子宫里胚胎的生存权与孕妇全权主宰自身、令胚胎流产的角力；变成维护环境的权利与同性恋权利的诉求；变成为声称受压迫的群体争取平权的斗争。这些议题基本上都是道德问题，非关经济利益。
愈来愈多压力团体不再是争取经济利益，而是支持和反对他们和他们的雇主或老板视为道德、灵性和文化的措施。每一项新关注都增加一批新的组织，号称代表这种绝对性的关注；他们拒绝共享面包，视妥协为对崇高理念的背叛。
因此，在「组织的社会」里，没有一种力量能够融合不同的组织，构建联盟。政党纵或许是十九世纪最成功的政治发明，但如今已无法融合纷纭的组织和观点，动员大众为了共同目的而奋斗；缺少这类社会组织的话，公民只有「搞政治」才能参与社会。但对政治过分热中，通常流于易受煽动、偏向狭窄层面、受传媒影响。由于民意基础狭窄、派系性强、看重特殊利益重，予人不负责任的感觉。
政治上连续的分裂是发达社会的通病。香港的政党和代议政治虽然较新，但亦未能幸免。政府弱到近乎瘫痪，有人归咎于缺乏全面的民主和成熟的政党；政党无权透过选举获得权力，故无法融合各种分歧的利益。但环顾全球普选的国家，政治上也都严重分化，几乎束手无策。
我猜，一如其他发达社会，香港的政治弱势是知识型社会的特点。知识型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正因为成熟发达，普遍固守地盘，彼此间找不到共同的认识和命题，以融合分歧的观点。
有关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已经浮现，除非现在直面处理，否则明天出现新的政治问题时，更不可能应付。直面当前的挑战是当急之务，应付得好，社会才可望有凝聚力和经济优势；政府也有能量，以应付知识型社会下一阶段的政治挑战。
社会上各色人等，由父母、打工的人到公民……首先要处理好上述当急之务。由于此前绝少先例，谈不上解决之道，更遑论有历经考验的处方。
应重新衡量学校教育的目的、价值观和内容。在知识型社会里，组织和个人的工作表现和去留，日益取决于教育。哪些知识的组合最有用？应加重有关应用的特殊知识，还是着重持续获得知识的能力？有了知识又有什么责任？什么是知识型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尤其当有关的知识十分特殊罕见？香港教育改革累计到明年的课程变更，就是很好的讨论起点。这些改革必须继续推行，虽然成本不菲。
社会组织 须尽本能
知识型社会有一个危险性——拥有专门知识的人可能组成卡特尔，以保护其人力资本投资，有损公众的利益。香港立法会里代表各种专业的功能团体选民，正朝这方面发展。与此相反，商业利益的代表性相对较广，存在着太多内在的利害冲突，难以为一些狭窄的特殊利益代言。
世界经济的竞争性愈来愈强，任何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发达国家，愈来愈需要优先考虑本国的竞争力；即使国内政策也不得不兼顾国际竞争力，至少避免造成不良的影响。不止于此，国内组织不论地方政府、企业、大学还是医院，也要考虑到同样的问题。
发达国家通常评估过安全、健康、环境等各种社会影响后，才会采用某种政策。这是政治游说的后果，但过程中偏偏没有考虑对国内经济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力的评估。众所周知，知识是知识型社会的核心经济资源，更是具压倒性相对优势的来源。举个例，僵硬的城市规划和土地用途制度，对经济转型和发展有何影响？
知识型社会既然是「组织的社会」，也就要平衡两种对立的要求。社会组织首先要各尽本能：学校要教好学生，医院要能医治病人，企业要能赚钱或者有资本以应付可能的风险。这需要各组织专注于本身的使命。
不过，社会同时需要它们肩负起社会责任，协助应付社区的挑战。这些组织合计形成一个社区，便于集思广益、集腋成裘。但单靠社会组织还不够，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也必须加入分忧；三大部门如何携手合作，是「组织的社会」根本的挑战。
我们甚至未有在知识型社会中有效率政府所需的基本政治理论和政治机构。世间的政治思想和生活，应该以政府的职能和运作为核心。上世纪，人类纵情于建立国家机器，但不论行极权还是行民主，均表现欠佳，政府未能兑现承诺。与经济学家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说的相反，政府利用互相抵消的游说来管治，既无效率也不可爱，实际上只是瘫痪。
机制设定 必须公平
如今世界竞争激烈，变动急剧，污染、恐怖活动、贫穷、疾病等各种挑战如泰山压顶，政府比以往更需要运作有效。可惜就知识型时代「组织的社会」如何令政府运作有效，尚未见有政治理论或制度摸到了头绪。
本世纪，至少在开头这几十年，政治上会持续动荡。即将到来的挑战可能比上世纪社会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更严峻，令人生畏。目前，也许还看不出有任何政治方面的创新，但毫无疑问，我们非要闯出新路不可；幸而，财政司司长在今年的财政预算里强调「第三部门」的角色。可惜公众和媒体并未在这方面跟进。
我猜，知识型社会由于利益分歧愈来愈大，政府即使加大承担，也满足不了所有这些利益；由商业组织与社会组织自行组合协作来处理，反而有可能达成。
就经济和社会事务，政府最多只能制订规章制度，提供公平竞赛场地，确保参与者依法竞争，以及提供部分资助，促进自主自愿性的参与。但各方利益纷纭，箇中的分歧不可能靠政府主宰。
正如《圣经．列王纪》的故事，以英明君主所罗门为例，设立达致公平和有效率的机制，让有关人士作出决定。政治成为设计最有智慧的游戏规则，带出社会大众真实喜好，从而促成公共政策的取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