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同样是带动经济，知识型社会的技术创新与工业社会大不相同。后者主要是透过技术变革，节省劳动力的同时，更多使用有形资本（physical capital）。在这个阶段，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有形资本，而工业生产主要是用有形的机器来配合低技术的工人。随着技术不断创新，经济持续增长，生产规模提升，令工人即使技术不高，也能分享到创新带来的好处。因此，技术创新总的来说是缩小经济差距。
五十年代以后，美国作为领先全球的经济体，显而易见地逐步向知识型经济转型。但在这个阶段，一些最重要的技术创新不再以有形的资本出现，而是日渐体现于人类身上。人力资本不仅是高技术的劳动力，更是新构想、新创意、新工序、新组织形式的来源。科技的改变使经济差距扩阔 。
美国花了大约五十年，才完成由工业社会向知识型社会的转型，但过程平稳。一来在五十年代，美国人的教育程度和高教机构数目都是全球之冠。二来市场自由、适应力强，妨碍转型的既得利益不多。三则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最先进的经济体系，得以自行决定转型的进度，外力难以左右。
教育制度僵硬难应变
香港的转型就没有这样幸运。首先是转得急，不到二十年，工业社会就已消失。中国内地重新开放后，香港工厂争相北迁，大大加快了本港的转型。二则香港开始转型时，教育水准与美国当年差一大截。时至今日，香港受教育的人力资源甚至不如北京。
第三，香港的教育制度僵硬，面对全球特别是内地翻天覆地的变化，应变缓慢。举个例，目前的大学资助制度每年提供大约2500名工科毕业生，但只有大约300名医科毕业生。这个比重显然不符合社会的需要。表面上，增加工科生是配合内地的需要。但这是假设香港的毕业生愿意北上就业，与内地生竞争。中小学教育方面，由于政府规管，加上教师工会的牵制，制度上也未能适应社会的变迁。
过去这十年，教育当局无疑很想克服这些挑战，也展示了领导能力，但成绩差强人意。发展到今天，从业员不满变得太多，但相对于全球化和内地开放的压力，又变得很有限。正因此，父母只要负担得起都用脚投票，让子女离开政府资助的学校，接受其他学制的教育。与此同时，面向中小学生的考前补习班遍地开花，用市场来填补学校未能提供的需要。香港学生学习的意欲很强，因为父母与子女都深知人力资本在知识型社会的价值。
第四，教育投资不足，本来可以引入外地知识型工作者来弥补。除了接纳移民，更重要的是放宽工作签证。但香港近年有围城心态，总想用就业屏障来保护本地人。这也就捉错用神。须知知识型社会要有知识型工作者，才能为低技术的本地人带来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不同专业的知识型工作者要彼此协作才能发挥创造力。香港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型工作者，反会令本地人才外流到其他知识型社会，以求发挥个人的潜能。
第五，香港以往将土地指定作商业、住宅或工业用，又或者规定不开发，例如作为郊野公园。但制造业北迁后，工业用物业大量空置，传统的规划变得过时。腾出的土地无法及时作有效的用途，拖慢了经济调适的能力。物业市场适应不够快，也就推高了租金和楼价，令一些经济活动更难在港扎根，特别是那些不知能否负担香港租金的行业。因为不仅公司要支付商用物业的租金，员工的居住支出也很昂贵。当局年来在土地使用上已开始有一些灵活性，但远不足以向知识型经济过渡。与此同时，市区重建进度缓慢、城市规划决策过程僵化，更兼冻结郊野公园用地，令问题变得更严峻。
教育制度僵硬、未能积极引入人力资本、改变土地用途的机制欠灵活，再加上围城心态，这都拖慢了香港向知识型社会的转型。由于这四大因素，港人的发展机会大减，甚至逐步消失。我们不像美国，有五十年的时间来调适。制造业抽身太快，社会要以同样的速度向知识型转化，才能维持经济增长。
第三部门回应社区需要
社会部门向知识型社会转型不仅要求经济变，社会服务的供应也需要转型。进入知识型社会后，家庭、家族、教会等传统社区都会消失。
两百年前，社会服务由各地就地提供。但知识型社会的关键是流动性（mobility），个人的居所、行动、社团归属都带有流动性。人不再有「根」，但也不再有社区邻里来左右个人的居所、行动甚至关起门来在家里可以做什么。在知识型社会，有机会成功的人比历来的社会一般多得多，但反过来，可能失败的人也远远多过以往的社会。知识型社会的富裕程度比起以往社会是无法想像的，个人的不幸，不论是贫穷、吸毒、家暴还是青少年问题，都被看作是社会的失败者。但我们不能把他们置之不顾。
可是，传统的社区应付不了这些问题。在人们认识到以第三部门（Third Sector）来回应知识型社会的社会、道德和文化需要之前，上世纪做过两种尝试，但最后发觉都是错的。多数人认为：社会部门的问题政府有能力解决，也应该由政府解决，甚至只有政府才能解决。这种福利国家的理念，至今仍获多数人认同，尤以发达国家为然——虽然多数人可能已不再那样相信。福利国家的路现在已被否定。
原因相信大家都理解：没有政府的福利部门不变成官僚机构，架构臃肿，财政预算大都用来发放津贴、支付社会服务。但环顾全球，发达国家的社会不但没有因而变得更健康，毛病反而愈来愈多。问题至今已很清楚：政府应该就社会问题制订政策、确立标准、以及承担相当的费用。直接提供服务的话，只会令福利开支持续上升，要不断加税来填补赤字，蚕食企业盈利，拖慢经济成长。
要切合知识型社会的需要，香港的公共服务架构，由医院管理局、房屋委员会到学校都必须转型，否则迈向知识型社会的道路会很崎岖。但目前这方面的认知与现实存在着差距。公众尚未认识到，扩大架构、多拨公帑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些机构的员工当然不想变，而理想主义者也很容易用人道主义来唤起公众的同情。故这些机构除非破产，否则很难大改。但公共机构破产也就相当于政府破产。发达社会的政客虽然说，只要选他们上位，社会服务就不会中断，但在现实中，不少政府已经濒临破产。
另一种看法是靠大型企业组织来提供社会服务。在日本和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政府机关和民营企业都为员工提供社区式的贴身「照顾」。雇主除了确保终身雇用，还包办房屋、医疗、有薪假期等等。机关变成雇员的社区，继承了昔日村子甚至家庭的角色。但众所周知，最后也行不通。
长者成社会服务生力军
让雇员参与管理也形成不了社区，因为本身无法形成社会服务所需的架构。知识型社会的这些服务，无论是教育或医治在富裕社会中如犯罪、滥药等异常行为，通常需要在工作机构以外的场所进行。
知识型社会将满足社会需要的工作交托给特定社会目的的新型组织。一个人隶属哪个社区，在过去往往是「命」，不由得你选；但「社会目的组织」是自愿加入的。传统的社区包办成员的各个方面，你同样没得选；但社会目的组织是达成个人目的的工具。历史上第一种社会目的组织是商业机构，目的是累积财富和资本。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佛利民（Milton Friedman）因此认定，股份公司的社会责任只是牟利。但社会目的组织完全可以有非牟利的目的，例如在1853至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由Henry Dunant受护士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启发而建立的红十字会即目标始终如一。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香港政府的中央政策组（简称CPU）2003年调查发现，全港约有9363个社会目的组织，其中大约6785也，就是72.5%只服务会员，其余的2576也就是27.5%为公众服务。在这些组织里，49.8%也就是大约一半在1986至2002年成立，1986年之前成立的有42.5% 。大约70%的组织表示主要为香港服务，12%表示服务内地，8%说服务其他地区。整个「第三部门」雇用大约9%的全职劳动力。这项估计相信并不精确，但足以显示其规模。大约57%的组织有义工帮忙，全港义工估计占人口的8.2%、劳动力的15.7%。
随着人口老化，退休的知识型工作者日增，可望成为社会目的组织的生力军。香港开始进入第三部门的黄金时期。要问「谁来肩负起知识型社会的社会需要」，答案不是政府，也不是雇佣关系的组织，而是另一种新型的社会部门。
我们惯说现代社会有两大部门——公共部门是政府，私营部门则是企业。但现在多了一个：第三部门名下的组织日渐肩负起现代的社会需要。
新组织与官关系待摸索
中国人很早就重视「正名」，因为名不正的话，很容易误导他人。香港的「私家医院」即为一例。它们事实上毫不「私」营，一不以牟利为目的，二不交利得税，严格来说应属于社会部门。这些医院是否按非牟利章程注册，功能和营运方式都一样。关键不在于其法律地位，而是它们存在的目的。
政府负责制订和执行规章制度，故最讲求合法。商业机构的目的是出售商品和服务，希望收取费用。社会部门组织的目的是改变人。学校的「产品」是学有所成的学生，医院的「产品」是治疗后病情好转的病人，教堂的「产品」是生命有所改变的信徒，社会部门组织的功能是为人带来健康和幸福。
社会部门组织不少是政府的伙伴，但反过来也会与官方产生竞争。由于历史上并无先例，双方的关系仍有待摸索。社会部门组织和商业机构的关系就更复杂。双方在某些方面有同好，可以携手合作；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是对手，彼此的关注存在根本的矛盾。
至于社会部门组织的「业绩」，尤其是非牟利和慈善性的，由于缺乏收支平衡的财务纪律，同样还在摸索。目前只知道，社会部门组织需要管理。而一如商业机构，想要做出成绩，就要有竞争和良好的管治。社会部门组织有四种资金来源：政府补助、收费、投资所得及经常性捐款。由于收入多头，这类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尤其复杂，更需要透明度和问责。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开始。
但毫无疑问，知识型社会必须同时具备三大部门，公共部门的政府、私营部门的商业和社会部门缺一不可。社会部门不但提供服务，而且为发达社会培育既有成就又负责任的公民，让社会成员，尤其是知识型工作者有适当的环境可以发挥抱负，改变以至再造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