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前曾說及熊彼得分析過資本主義與民主的關係後，無可奈何地推斷社會主義終將取代資本主義。這個推斷雖然並未成真，但大師開創了創造性毀滅論（creative destruction）和選舉競爭論（electoral competition），貢獻良多。
熊彼得認為資本主義終將由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引擎雖然挾創造性毀滅的威力，造成經濟替換和混亂，破舊立新，但在民主社會裏形成政治反彈，令社會主義看似好過資本主義；他深信社會主義最後必勝，而社會主義可以與民主兼容。
不過，佛利民二十年後出版的經典《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在「社會主義可以與民主兼容」這一觀點上與熊彼得背道而馳。佛利民以大量實例說明，民主與社會主義無法共存；但同意熊彼得說，民主在某些情形下會動搖資本主義的根基，但只有在經濟上堅持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和民主才可以相輔相成。
外滙管制 影響自由
對佛利民來說，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代表經濟自由，而開放的選舉競爭代表政治自由，兩種自由之間存在着密切聯繫；他認為熊彼得所說「社會主義令經濟自由消失後仍然可以有政治自由」是一種誤解。
佛利民所舉的第一個實例是外滙管制。二戰後初期，英國管制外滙，以致本土公民無法到美國度假；美國則在麥卡錫當權時，由於這位參議員強烈反共，公民不得到蘇聯度假。英國限制公民的經濟自由，美國則限制政治自由，但最終都變成限制出境自由，所造成的效果並無分別。
政府剝奪個人經濟自由的例子還包括：立法規定用一成收入購買退休保險；有牌照才能從事某些職業；立法規定「公平貿易」，售價不得低於專賣商指定的水平，禁止俗稱「水貨」的「平行進口」，或者就產品設置「進口限額」等等。這些限制決定了經濟權力是集中還是分散，至關重要。
競爭性的資本主義將經濟實力與政治權力分隔開來，不讓政府插手經濟活動，直接保障了經濟自由。港人熟知的「小政府」（limited government）對經濟活動只用最低限度的權力，留待個人透過私人市場作自願的選擇。
佛利民寫道：「不論來自帝皇、獨裁者、寡頭統治還是短暫的多數，對自由根本的威脅是強制權。想維護自由，就要盡可能消除這種集權，而且不能消除散發權力的行為，以作制衡」。
在人類歷史上，政治自由最早見於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體制，佛利民認為並非偶然。他認為資本主義是政治自由一個必要的條件，只不過單靠資本主義還不夠。二戰前夕，資本主義的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就變成法西斯。佛利民沒有研究過這三個軸心國為何會淪為法西斯，但相信美國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助長了這個趨勢 –– 經濟緊縮令這些國家的民眾寧可忍受極端的政黨，壓抑政治自由。
政治經濟 並非單邊
佛利民擔心的是，在社會主義下，經濟活動大都屬國家所有，政治自由必然會受壓；公民要靠國家養活，也就不敢反對國家，當然也不敢資助反政府的政治活動。
佛利民以已故英國首相邱吉爾為例說：「由1933年到二戰爆發，邱吉爾都不得上英國電台講話。那當然是由英國廣播公司（BBC）管理的政府壟斷機構，……。而他（邱吉爾）的（反納粹）立場太富爭議性。」
佛利民以美國私營的荷里活片場與與英國公營的BBC作對比。在麥卡錫年頭，荷里活「約有150名作家（電影編劇）因為涉嫌是共產黨人或同路人，被行內列入黑名單。共產黨人或曾經引用（憲法）第五修正案（拒絕作證）者被禁止角逐奧斯卡獎項」，但他們仍能找到出路。
黑名單盛行期間獲頒奧斯卡最佳編劇獎的《勇士》（The Brave One）由著名的「荷里活十君子」（Hollywood Ten）成員Dalton Trumbo匿名編劇。1947年，美國國會猛抓共黨黑手，但「十君子」拒絕為此作證，被指藐視國會，列入黑名單，不得錄用。《勇士》的製片家當時對外堅稱，編劇是「一個居於西班牙的大鬍子。我們有義務為股民選購最佳的劇本。Trumbo呈上《勇士》，我們就買下了……。」
佛利民寫道：「荷里活和美國的電影業如果像英國那樣是官方企業，那就成為由BBC僱用的問題，難以相信『荷里活十君子』還能找到工作。」美國維護政治自由度比英國有效，就是因為自由企業的資本主義經濟，讓曾經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絕作證）的作家匿名受僱。
但佛利民相信，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的關係錯綜複雜，並非單邊的。十九世紀時，由於政治上較為自由，經濟上主張自由放任；但到了二十世紀，隨着政治自由的延伸，集體主義的傾向加速擴散，社會福利逐漸取代自由，成為民主國家主要的關注。
自由好處 應予宣揚
實行資本主義經濟的民主國家日漸介入經濟生產和規管私營企業。與此同時，經不起利益團體游說，增設各種社會轉移計劃，令重新調配激增。看【圖】可知，1870-1996年間，各國政府平均開支的增幅佔GDP（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0.7%激增至45.6%；期內，津貼和轉移方面的政府平均開支增幅更由1870年的1.1%狂飆至1995年的23.2%。
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干預有增無已，正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此消彼長的熊彼得預言。佛利民擔心，國家在經濟活動上日益擴權，不但有損資本主義引擎的創造力，更會壓縮個人自由；國家愈大則權力愈大，對個人自由的威脅也愈大。
一如熊彼得，佛利民對資本主義的未來憂心忡忡，但他認為不可能預測未來。佛利民在這方面受同期的哲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影響。波普爾認為，社會的未來取決於其成員現有和今後可能獲得的知識。但社會成員今後可能獲得哪種知識既無法預知，預測這個社會的未來無疑瞎子摸象。
對佛利民來說，玩水晶球還不如多宣揚資本主義和自由的好處。他相信，大眾只要了解問題，就會選擇資本主義與自由。他用日常語言撰寫《資本主義與自由》，而且大量舉例，使普羅大眾更易明白他的論點；其後與妻子Rose合撰的《自由抉擇》（Free to Choose）就更加通俗易懂。
《資本主義與自由》有十三章，就民主社會如何維護經濟和政治自由提出一套政策，佛利民的論述在當時絕對原創新穎、深具啟發，而且實事求是。只要讀過該書或者聽過他演講，往往都給他說服，深受鼓舞。
入市屏障 造成壟斷
佛利民一開始就指出，政府的角色應主要限於訂定規則和擔任裁判、維持法律和秩序，提供國防和穩定的貨幣架構。無論統治者還是受統治者，都應該遵守這些規則。人類之所以要有政府，因為不可能有絕對的自由，而須解決各人都要求享有某些行動自由時所形成的矛盾。他解說在絕大多數情形下，這些矛盾可以藉着市場，通過自願的交換來解決，毋須由政府強制個人怎樣做。
但有兩種情況可能要政府採取行動或介入：一是壟斷，二是界外因素（externalities）。
佛利民認為，大多數壟斷其實是政府造成的，應予終止。港人近月對增發免費廣播牌照的關注，就是因為牌照太少，造成壟斷。由於同樣的理由，佛利民反對要領牌才能從事某些專業，認為架設入市屏障只會造成價格壟斷，令顧客無法享有完全的選擇。同理，他反對工會，因為令會員得以左右勞動市場，有損未加入工會的從業員。
至於說自然的壟斷性（natural monopoly），佛利民寫道：「這裏似有三種可能：私營壟斷體、公營壟斷體和公共規管。三者均有害無益，但我們只能從中選擇。」審視過經濟學同行Henry Simon有關公共規管的研究，以及同行Walter Eucken有關公營壟斷體的研究後，佛利民寫道：「就教於兩位後，我勉為其難地決定，受得了的話，私營壟斷或為害最輕。」
佛利民更注意到，在三害之中擇其一時，不應「一選永逸」（be made once and for all），此後再也不變。有時公營壟斷體看似具自然壟斷性，但不應禁止他人入行競爭。所謂日新月異，由於科技等因素，自然壟斷體的技術條件有可能生變，令其失卻自然壟斷性。佛利民認為，公營壟斷體阻止他人加入競爭的可能性大過私營壟斷體，故相信就中長期來說，以私營壟斷體為害最輕。
可惜這概念在香港未獲認同，近月通過的《競爭法》偏偏豁免所有的公營壟斷體，不碰最需要有競爭因而法律最應該針對的領域。
政府干預 會失公信
佛利民覺得有必要時，政府可以介入，只不過現實裏很多以界外因素為名的安排都是名不符實。他認為政府應首先盡可能鼓勵私營，同時開放這些行業的競爭。他以公園為例，位於市區的公園公營或者有理，因為難以監控及向享用人士收費，但國家公園就毋須公營，因為很容易向用者收費，大可交由私營企業運作，好處是較靈活，會積極利用現代管理和科技創意來加強保育。
在貨幣政策方面，佛利民建議將貨幣規則寫入憲法，規定中央銀行以固定的比率增加貨幣供應，以穩定價格、容許經濟平均成長。他不認為央銀應兼顧就業等其他目的；而貨幣規則立憲後，應該讓央行高度自主。他認為在各種公共產品裏，貨幣具有關鍵的地位，維持幣值也就是維持公眾對政府和資本主義經濟的信心。
由於貨幣制度太重要，佛利民覺得不能讓他人用來以遂短期的政治或政策目的。雖然商業周期周而復始，令資本主義經濟不斷面對壓力，1930年代的大蕭條就是社會主義和福利國家冒起一個重要的原因，但健全的貨幣制度可建立較穩定的長遠政策環境，從而減輕商業周期的波幅；反之，政府若積極主動，依賴權宜的短期干預，只會令前景更不明朗。
佛利民明確區分政策規則與權宜的干預，是政策推論上的一項突破，最終引發了大量諾貝爾經濟學獎級的研究。這個簡單實用的概念其實源自一個無人不知的兒童故事。有個小孩覺得叫「狼來了」很好玩，但孩子貪玩叫了幾次後，真的遇到狼再大叫時，再也沒有人趕來救他。在經濟上，政府頻頻干預市場的話，會失去公信力，日後再出手時，人們會無動於中。
佛利民接着力證自由貿易和讓資本自由流通的好處。開放的國際經濟須要有前後一致的國際收支安排，但只有兩種制度與自由市場和經濟自由兼容：全球劃一的國際貨幣制度例如金本位，或者自由浮動的滙率。
自由市場 可消歧視
他打從開始就知道只要是民選的政府，就很難採用金本位。佛利民認為，一戰結束後恢復金本位是其後大蕭條，令納粹在德國冒起的最重要原因。
但政客和選民求短利，民主政府受裹挾，很難在開放的國際經濟裏謹守政策紀律；要政府毋須整天「捍衞」滙率，又不會拖延金融方面必要的調整，則用浮動滙率會有效得多。
就凱恩斯主張用短期的財政開支來刺激經濟，佛利民認為不論在理論還是實證上，都嚴重誇大了穩定經濟的作用；不只於此，政府的開支甚至會「排擠」私人開支。原因是政府開支主要靠舉債，用未來的稅收來償還，但私營部門預期加稅令收入減少，會即時壓縮消費和投資。更由於政府開支的經濟效益不及私人開支，政府多花錢對整體經濟的作用弊多於利。
佛利民認為，不管是針對種族、性別、宗教……，自由市場是消除歧視最有效的機制；僱主若出於歧視而拒絕僱用優秀的員工，市場也就會懲罰他，令他少賺錢。
在教育和房屋問題上，佛利民建議用代用券（voucher）為無力支付市場價格的人提供津貼。好處是不會削弱市場的競爭，讓供應商竭盡所能來迎合消費者包括獲津貼人士的喜好。此外，無必要為窮人提供公營的教育和房屋；雖然各國都以扶貧為由辦官校、建公屋，實際上只不過限制了競爭，保護了某些業者的利益。
同理，佛利民反對由公帑資助或提供的社會福利，包括強制的老年社會安全制度，因為會剝奪人們選擇老年保險、存錢多少的自由。他最強調自由選擇，反對強制，而且要求有競爭，不讓公營機構壟斷服務。
看似保守 實為激進
佛利民對於這類計劃重新分配收入的做法甚不以為然，認為扶貧歸扶貧，退休保障歸退休保障，不應扯在一起。他建議用「負收入稅」（negative income tax）或「收入保證計劃」（income guarantee scheme）來幫助低收入階層，認為應為他們直接提供收入，而不是津貼服務這樣間接迂迴。
津貼服務通常惠及提供者多過消費者，尤其當限制他人入市時。服務的效益也不高，有時候造成浪費甚至引發詐騙。相對來說，通過資產審查或稅制來派發現金，低收入家庭得益最多，成本也最小。經濟學者不論左中右，都普遍支持佛利民的建議。
佛利民不僅提出了一套行動方案以捍衞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他也堅信政治自由很取決於經濟自由。《資本主義與自由》解說如何透過自由選擇，從種類繁多的政策選項，達致一套相同的政策目標。
佛利民堅持對「權力說真話」（truth to power），而對他來說，權力就是人民。他相信在民主社會裏不可能說服政客，而應該說服人民，由人民對政客下指令：照做否則就滾蛋。佛利民認為，經濟學同行設計政策時，應從最佳辦法（first-best solution）的角度出發，而不是因為政治上可行或可接受。
佛利民雖被傳媒視為保守派，但其實是激進派；他深感上世紀社會福利國家風氣日盛，想扭轉偏向社會主義的趨勢，終其一生致力遊說公眾限制政府擴張，貢獻良多，可惜他提出的大量議題仍未成功。
紀念熊彼得和佛利民的資本主義論．二之二．
參考文獻：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and Brothers, 19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