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期長達十七年的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最近被迫讓賢。但並非因為國內精英倒戈、人民上街,而是本國債券與德國債券的息差拉大。最近,德國債券與歐盟各國債券最大的息差:對芬蘭和荷蘭是60點子(0.6%)、對奧地利和法國是150點子、對比利時是300點子、對愛爾蘭和西班牙是450點子、對意大利是550點子、對葡萄牙是950點子、對希臘是2500點子。

 

對一些歐羅國家來說,這個水平的息差仍屬可控的範圍。至少意、西兩國暫時仍可靠目前的收益支撐;意國息差只要不超過500點子,貝盧斯科尼可能仍然當權。

 

貝氏不敵息差,再次彰顯了全球貨幣市場與地方政治的衝突。此前被息差拉下台的還有希臘前總理帕潘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各國政府既要滿足全球貨幣的要求,又受制於國內不同黨派的政治壓力,在位者正是如坐針氈,難逃一劫。這種緊張關係足以令政府倒台,並動搖全球經濟。如何應付這項矛盾,是當今的一大挑戰;政客應該令投資者放心,而不是對他們加以威嚇。

 

金融市場 並非猛獸

 

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去年就明言,要告訴市場誰才是老闆。這位女總理認定,在金融市場威力與政客決策空間的角力裏,必須政治為先。

 

歐羅集團主席、盧森堡總理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去年也說:「我們必須能夠馴服金融市場。我們的地庫有的是刑具。」這聽起來像問銀行借錢,但不滿意借據的條款,決定保留對銀行經理用刑的權利。

 

隨着歐洲的危機加深,反市場的言論日益普遍,而且愈加陰暗、陰謀論充斥。而且不僅極左派如此,政府裏的極右人士也不例外,連一些理應較明白市場運作的商人也來湊熱鬧。

 

債券市場令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國的債券陷入危險地帶,但我們不應視金融市場為非制服不可的猛獸,也不應視之為對政府和經濟的威脅,這些都是很危險的錯誤;也不應說默克爾和歐洲政客與市場的角力敗象顯露。

 

金融市場不是歐洲各國政府和當地社區的敵人,而是他們的朋友。市場如果不借錢給政府,政府只好向選民開刀,就像歐洲那樣,不是加稅就是削減公共開支。只要世人相信政府的財政問題最終總會獲得解決,市場實際上幫政客隔開了憤怒的選民,是政客和緊縮開支之間唯一的緩衝,讓政府得以繼續維持部分公共開支,同時以較低的利息滾借既有的債務。

 

一種常見的想法是:市場旨在摧毀貨幣體系和經濟。但這裏存在不少誤解。首先是認定金融市場只有一種意志,受盎格魯撒克遜族裔(指Anglo-Saxon族裔)或猶太裔金融家操控,而不是買家和賣家透過討價還價達成的均衡點。更不幸的是,一般政客對市場運作的認識不比「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反資本主義人士多。政府部門和監管機構裏多的是律師、學院派經濟學者和公務員,但絕少曾經參與市場操作的內行人。

 

金融家有時候借政府的失策來對沖,其實是幫這些國家的忙。1992年,索羅斯(George Soros)就因為深信英鎊必將退出歐洲滙率管理機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於是大手沽空英鎊,大獲其利;英倫銀行為了頂住市場,入市與索羅斯對沖,損失慘重。但說到底,退出ERM對英國經濟是好事。

 

總的來說,以為市場人士想拆散歐羅,是天大的誤會。正好相反,金融家往往最明白,拆散歐羅破壞性太大,可能拖垮很多銀行和金融機構,令全球金融市場以至整個社會失業惡化。

 

「退場」「聲音」 互起作用

 

四十年前,經濟學家Albert Hirschman出過一本小冊子Exit, Voice, and Loyalty(《退場、聲音與忠誠》),副題是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對公司、組織和國家弱化的回應〉)。作者注意到,世間的組織由於「可修復的失誤」(repairable lapses),效能不時下降,但只要適當平衡訊息、誘因與回應靈活性,是可以糾正的。這個看法對了解歐洲目前的危機大有幫助。近月見報的政客偉論和學者呼籲,都可以在Hirschman的架構分析裏找到對應。

 

Hirschman的書一開始就指出,道德家和政治學者很關心如何挽救個人於不軌、社會於腐敗、政府於衰敗;但經濟學者很少關注參與經濟活動者的「可修復失誤」。

 

Hirschman發現這裏有兩種力量在起作用:「退場」(exit)和「聲音」(voice)。「退場」指公司客戶(或者組織和國家的成員)「跳船」,投向競爭對手;「聲音」指表達不滿;也就是人自然而然的埋怨、抗議,或總的來說「嚷鬧」。這兩種機制本身就很有趣,但彼此的互動更引發出最微妙的可能。

 

Hirschman一項最重要的洞察是:組織弱化時,為了生成可靠的復原機制,客戶和成員不應太早退場。

 

一個組織(由公司、組織和以至國家)想要透過競爭或退場來復原失誤的效能,一般來說,客戶(或者成員)裏最好是既機警 (alert) 者,也有惰性 (inert) 者。前者率先「退場」,對機構起到預警的作用,刺激其啟動復原能力。與此同時,仍然留守的惰性客戶為機構提供時間和金錢上的緩衝,以免一下子崩潰,沒機會復原。

 

而且,客戶若太早「退場」,會令組織失卻最需要的客戶(或成員)。後者如果留守,會利用「聲音」機制大聲疾呼,為機構復原出謀獻策。 今天的歐洲就最需要提醒各國政府和選民,財政預算必須收支平衡,龐大的公共債務不可能持續。

 

而最關心產出(output)質素,因而最積極、可靠、富創意,又勇於發聲的客戶,也正是那些當機構的情況惡化時,可能最早退場的。因此,對質素要求特別高的客戶(或成員)爭相退場,將會令機構失卻主要的客戶,聽不到投訴的聲音。

 

歐洲政客說,歐盟有二十七個成員國,其中十七個使用歐羅,需要更多時間才能組織足夠的回應。這當然是想客戶保持惰性,希望機警的客戶晚一些離棄。但至今最神奇的是,雖然眼看歐洲危機展現,投資者都很有耐性。金融市場似乎無可救藥地相信,危機再大,最後仍然會雨過天青。歐盟每次就危機召開峰會、宣布新對策,市場就連日反彈。然後股民才細察背後的乾坤,再度失望地推低股市。

 

就兩方面來說,歐洲目前的危機是深度政治性的。挑戰之一是環顧全球,政治永遠跳不出本地,但金錢早已全球走,兩者的衝突在所難免。歐羅區邊緣地帶的危機,只是國際金融與地方政治矛盾新近的例子。削減公共預算最容易激發公眾上街、在政治上訴諸暴力;反過來致力削減預算也最令外國投資者寬心。

 

這種角力雖然一向存在,但金融全球化加上現在億萬金元在瞬息間即已環遊全世界,令政客更難回應市場的要求,而不致激怒選民。1990年以來,全球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增長了何止六倍。2000年以來,國際信用額的流動(credit flow)也增長了兩倍半;今天的全球外滙市場比二十年前大八倍,僅就去年,跨境活動佔每天外滙交易的65%。

 

挑戰之二是,在政客願意聽取的聲音裏,地方事務佔壓倒性,甚至小到個人問題。縱使現在資訊飽和,但對一般選民來說,全球性問題相對於選舉考量太遙遠。政客首要保住權位,處理本地問題遠較應對全球性威脅來得重要。既然民意無可抗拒,也就只好繼續增加預算、擴大赤字、進一步舉債。

 

Hirschman另一個洞見是:在政治擂台上,「退場」與「聲音」這兩種機制彼此是矛盾的。

 

在民主體制下,一些選民(或客戶)即使無法「退場」,也不等於坐以待斃的蟻民。剛好相反,正因為遭市場綁死,這些選民有最大的動力以用盡所有的影響,不讓政府採取對他們不利的措施。

 

而利用現代傳訊技術,更可以把反對的聲浪傳送、調配和放大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足以左右大局。只可惜,就歐羅區到底錯在何處,政客從選民(或客戶)處得到的訊息,是基於誤解的推斷;而政客又將國內的壓力歸咎於金錢全球走,結果錯上加錯。

 

在歐洲,雖說金錢全球走但政治跳不出本地,製成品國際貿易的差距仍大都是區域性的,這正是現在歐洲危機的根源。與一般的印象相反,全球化並未深入到歐洲內陸。歐盟的區域間製成品貿易比重高達58%。最近這十年,歐羅區與世界各地的經常賬收支其實大致上是平衡的。可是底下德國與南歐之間內部實質滙率彼此失衡,所以引發了一場表面是歐羅區公共債務和銀行的危機,實質是國際收支賬目不平衡的危機。

 

失衡的是,德國享有巨大的經常賬收支盈餘,而南歐周邊經濟體合計的經常賬收支赤字龐大。只有當歐盟裏的弱國恢復競爭力和經濟成長,才會雨過天晴。目前一些弱國的結構性對外赤字實在太大,太過失衡,難以自願融資、自動解决。

 

製造業能夠提供大量待遇較好的工作,是周邊經濟體恢復競爭力和經濟成長的關鍵。解決歐洲經濟危機的關鍵在於處理好區域結構性的對外赤字。如上所述,歐盟金錢全球走但政治跳不出地方,加上鄰國之間的製成品區域貿易失衡,勞動力來源又主要局限於國內。一淌渾水掩蓋了對外赤字這劑毒藥。歐羅區危機在經濟上不難明白,但在政治上很難解決。

 

政客無疑應努力說服選民,境外的發展令他們的家鄉起了變化。特別要向選民說明,這目前是歐洲的問題,主要是區域性的問題。其實早就有人指出,金錢全球走但政治跳不出地方的矛盾,說到底這只不過是歐洲不同地區發展失衡的表徵。

 

歐盟困境 前路漫漫

 

金錢全球走只是Hirschman所注意到的其中一種抗衡力量,上文所謂的「退場」。這就是響起警號,高呼公共開支和公共債務已上升到危險的水平,須下調縮減。保護本地經濟,使免受金錢全球走的變幻,看似有理,但要減輕金錢全球走的影響不但難度高、成本重,也可能令政府為此而刺激公眾的消費開支,令問題更形惡化。因此,關鍵仍在於切實應對德國和其他歐羅國家結構性的對外赤字。

 

地方政治屬於Hirschman所說的第二種抗衡力量:「聲音」。但地方政治想要解決「可修復的失誤」,重建組織效能,先要明白哪些是全球性的要務。不用說,這方面知易行難,即使提個構想,可能都顯得天真。但現在明明亟須對選民講實話,卻當作沒有需要,會否更天真?

 

事實擺在眼前,歐盟困難重重,前路漫漫,但除此以外別無選擇。只有這樣,全球金融才較能回應地方上的需要,從而透過投資項目,協助弱勢經濟體恢復競爭力和經濟成長,而不僅是靠融資來刺激大眾消費吊命。

 

下周我會就歷史上的這個時刻,談談歐洲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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