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期长达十七年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最近被迫让贤。但并非因为国内精英倒戈、人民上街，而是本国债券与德国债券的息差拉大。最近，德国债券与欧盟各国债券最大的息差：对芬兰和荷兰是60点子（0.6%）、对奥地利和法国是150点子、对比利时是300点子、对爱尔兰和西班牙是450点子、对意大利是550点子、对葡萄牙是950点子、对希腊是2500点子。
对一些欧罗国家来说，这个水平的息差仍属可控的范围。至少意、西两国暂时仍可靠目前的收益支撑；意国息差只要不超过500点子，贝卢斯科尼可能仍然当权。
贝氏不敌息差，再次彰显了全球货币市场与地方政治的冲突。此前被息差拉下台的还有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各国政府既要满足全球货币的要求，又受制于国内不同党派的政治压力，在位者正是如坐针毡，难逃一劫。这种紧张关系足以令政府倒台，并动摇全球经济。如何应付这项矛盾，是当今的一大挑战；政客应该令投资者放心，而不是对他们加以威吓。
金融市场 并非猛兽
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去年就明言，要告诉市场谁才是老板。这位女总理认定，在金融市场威力与政客决策空间的角力里，必须政治为先。
欧罗集团主席、卢森堡总理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去年也说：「我们必须能够驯服金融市场。我们的地库有的是刑具。」这听起来像问银行借钱，但不满意借据的条款，决定保留对银行经理用刑的权利。
随着欧洲的危机加深，反市场的言论日益普遍，而且愈加阴暗、阴谋论充斥。而且不仅极左派如此，政府里的极右人士也不例外，连一些理应较明白市场运作的商人也来凑热闹。
债券市场令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国的债券陷入危险地带，但我们不应视金融市场为非制服不可的猛兽，也不应视之为对政府和经济的威胁，这些都是很危险的错误；也不应说默克尔和欧洲政客与市场的角力败象显露。
金融市场不是欧洲各国政府和当地社区的敌人，而是他们的朋友。市场如果不借钱给政府，政府只好向选民开刀，就像欧洲那样，不是加税就是削减公共开支。只要世人相信政府的财政问题最终总会获得解决，市场实际上帮政客隔开了愤怒的选民，是政客和紧缩开支之间唯一的缓冲，让政府得以继续维持部分公共开支，同时以较低的利息滚借既有的债务。
一种常见的想法是：市场旨在摧毁货币体系和经济。但这里存在不少误解。首先是认定金融市场只有一种意志，受盎格鲁撒克逊族裔（指Anglo-Saxon族裔）或犹太裔金融家操控，而不是买家和卖家透过讨价还价达成的均衡点。更不幸的是，一般政客对市场运作的认识不比「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反资本主义人士多。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里多的是律师、学院派经济学者和公务员，但绝少曾经参与市场操作的内行人。
金融家有时候借政府的失策来对冲，其实是帮这些国家的忙。 1992年，索罗斯（George Soros）就因为深信英镑必将退出欧洲汇率管理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于是大手沽空英镑，大获其利；英伦银行为了顶住市场，入市与索罗斯对冲，损失惨重。但说到底，退出ERM对英国经济是好事。
总的来说，以为市场人士想拆散欧罗，是天大的误会。正好相反，金融家往往最明白，拆散欧罗破坏性太大，可能拖垮很多银行和金融机构，令全球金融市场以至整个社会失业恶化。
「退场」「声音」 互起作用
四十年前，经济学家Albert Hirschman出过一本小册子Exit, Voice, and Loyalty（《退场、声音与忠诚》），副题是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对公司、组织和国家弱化的回应〉）。作者注意到，世间的组织由于「可修复的失误」（repairable lapses），效能不时下降，但只要适当平衡讯息、诱因与回应灵活性，是可以纠正的。这个看法对了解欧洲目前的危机大有帮助。近月见报的政客伟论和学者呼吁，都可以在Hirschman的架构分析里找到对应。
Hirschman的书一开始就指出，道德家和政治学者很关心如何挽救个人于不轨、社会于腐败、政府于衰败；但经济学者很少关注参与经济活动者的「可修复失误」。
Hirschman发现这里有两种力量在起作用：「退场」（exit）和「声音」（voice）。 「退场」指公司客户（或者组织和国家的成员）「跳船」，投向竞争对手；「声音」指表达不满；也就是人自然而然的埋怨、抗议，或总的来说「嚷闹」。这两种机制本身就很有趣，但彼此的互动更引发出最微妙的可能。
Hirschman一项最重要的洞察是：组织弱化时，为了生成可靠的复原机制，客户和成员不应太早退场。
一个组织（由公司、组织和以至国家）想要透过竞争或退场来复原失误的效能，一般来说，客户（或者成员）里最好是既机警(alert) 者，也有惰性(inert) 者。前者率先「退场」，对机构起到预警的作用，刺激其启动复原能力。与此同时，仍然留守的惰性客户为机构提供时间和金钱上的缓冲，以免一下子崩溃，没机会复原。
而且，客户若太早「退场」，会令组织失却最需要的客户（或成员）。后者如果留守，会利用「声音」机制大声疾呼，为机构复原出谋献策。今天的欧洲就最需要提醒各国政府和选民，财政预算必须收支平衡，庞大的公共债务不可能持续。
而最关心产出（output）质素，因而最积极、可靠、富创意，又勇于发声的客户，也正是那些当机构的情况恶化时，可能最早退场的。因此，对质素要求特别高的客户（或成员）争相退场，将会令机构失却主要的客户，听不到投诉的声音。
欧洲政客说，欧盟有二十七个成员国，其中十七个使用欧罗，需要更多时间才能组织足够的回应。这当然是想客户保持惰性，希望机警的客户晚一些离弃。但至今最神奇的是，虽然眼看欧洲危机展现，投资者都很有耐性。金融市场似乎无可救药地相信，危机再大，最后仍然会雨过天青。欧盟每次就危机召开峰会、宣布新对策，市场就连日反弹。然后股民才细察背后的乾坤，再度失望地推低股市。
就两方面来说，欧洲目前的危机是深度政治性的。挑战之一是环顾全球，政治永远跳不出本地，但金钱早已全球走，两者的冲突在所难免。欧罗区边缘地带的危机，只是国际金融与地方政治矛盾新近的例子。削减公共预算最容易激发公众上街、在政治上诉诸暴力；反过来致力削减预算也最令外国投资者宽心。
这种角力虽然一向存在，但金融全球化加上现在亿万金元在瞬息间即已环游全世界，令政客更难回应市场的要求，而不致激怒选民。 1990年以来，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了何止六倍。 2000年以来，国际信用额的流动（credit flow）也增长了两倍半；今天的全球外汇市场比二十年前大八倍，仅就去年，跨境活动占每天外汇交易的65％。
挑战之二是，在政客愿意听取的声音里，地方事务占压倒性，甚至小到个人问题。纵使现在资讯饱和，但对一般选民来说，全球性问题相对于选举考量太遥远。政客首要保住权位，处理本地问题远较应对全球性威胁来得重要。既然民意无可抗拒，也就只好继续增加预算、扩大赤字、进一步举债。
Hirschman另一个洞见是：在政治擂台上，「退场」与「声音」这两种机制彼此是矛盾的。
在民主体制下，一些选民（或客户）即使无法「退场」，也不等于坐以待毙的蚁民。刚好相反，正因为遭市场绑死，这些选民有最大的动力以用尽所有的影响，不让政府采取对他们不利的措施。
而利用现代传讯技术，更可以把反对的声浪传送、调配和放大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足以左右大局。只可惜，就欧罗区到底错在何处，政客从选民（或客户）处得到的讯息，是基于误解的推断；而政客又将国内的压力归咎于金钱全球走，结果错上加错。
在欧洲，虽说金钱全球走但政治跳不出本地，制成品国际贸易的差距仍大都是区域性的，这正是现在欧洲危机的根源。与一般的印象相反，全球化并未深入到欧洲内陆。欧盟的区域间制成品贸易比重高达58%。最近这十年，欧罗区与世界各地的经常账收支其实大致上是平衡的。可是底下德国与南欧之间内部实质汇率彼此失衡，所以引发了一场表面是欧罗区公共债务和银行的危机，实质是国际收支账目不平衡的危机。
失衡的是，德国享有巨大的经常账收支盈余，而南欧周边经济体合计的经常账收支赤字庞大。只有当欧盟里的弱国恢复竞争力和经济成长，才会雨过天晴。目前一些弱国的结构性对外赤字实在太大，太过失衡，难以自愿融资、自动解决。
制造业能够提供大量待遇较好的工作，是周边经济体恢复竞争力和经济成长的关键。解决欧洲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区域结构性的对外赤字。如上所述，欧盟金钱全球走但政治跳不出地方，加上邻国之间的制成品区域贸易失衡，劳动力来源又主要局限于国内。一淌浑水掩盖了对外赤字这剂毒药。欧罗区危机在经济上不难明白，但在政治上很难解决。
政客无疑应努力说服选民，境外的发展令他们的家乡起了变化。特别要向选民说明，这目前是欧洲的问题，主要是区域性的问题。其实早就有人指出，金钱全球走但政治跳不出地方的矛盾，说到底这只不过是欧洲不同地区发展失衡的表征。
欧盟困境 前路漫漫
金钱全球走只是Hirschman所注意到的其中一种抗衡力量，上文所谓的「退场」。这就是响起警号，高呼公共开支和公共债务已上升到危险的水平，须下调缩减。保护本地经济，使免受金钱全球走的变幻，看似有理，但要减轻金钱全球走的影响不但难度高、成本重，也可能令政府为此而刺激公众的消费开支，令问题更形恶化。因此，关键仍在于切实应对德国和其他欧罗国家结构性的对外赤字。
地方政治属于Hirschman所说的第二种抗衡力量：「声音」。但地方政治想要解决「可修复的失误」，重建组织效能，先要明白哪些是全球性的要务。不用说，这方面知易行难，即使提个构想，可能都显得天真。但现在明明亟须对选民讲实话，却当作没有需要，会否更天真？
事实摆在眼前，欧盟困难重重，前路漫漫，但除此以外别无选择。只有这样，全球金融才较能回应地方上的需要，从而透过投资项目，协助弱势经济体恢复竞争力和经济成长，而不仅是靠融资来刺激大众消费吊命。
下周我会就历史上的这个时刻，谈谈欧洲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