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三十年,港人的收入差異拉大;同期內,美英等發達國家也有此現象。為了縮小差距、紓緩貧困,有必要細察其原委和對社會的衝擊。

 

收入差異可以從三個不同角度看。

 

首先,從規範(normative),也就是價值觀出發,社會覺得基於公義,收入差異不應太大;專長這方面的經濟學被稱為「福利經濟學」(welfare economics),它有幾種不同的研究課題。首先以住戶作為經濟決策單元,政策目標一般著手改善住戶而非個人的收入。其中一個焦點是量度福利轉移、繳稅和其他強制性支出後的淨收入;另一個焦點是找尋當量的尺度(equivalence scale),以比較成員人數和組合有別(例如兒童和成年人)的住戶;第三類課題是設法錄入成員從事家務、照顧子女的隱蔽(shadow)收入。規範經濟學(normative economics)的角度也不是本文的關注,不會在這裡深入討論,政府專家已經仔細探討過這些問題。

 

收入差距拉闊一倍

 

衡量收入差異有一種簡單的辦法:用收入最高10%住戶(收入分佈曲線90%點的右端)的收入,除以收入最低10%住戶(曲線10%點的左端)的收入,數學上寫作P90╱P10;所得倍數愈大,收入差異就愈大。如果把過去這三十年一分為二,香港住戶月入中位數的P90╱P10在頭十五年的1981-96年由7.6增至9.3,繼而在後十五年的1996-2011年由9.3增至15.4【表一】。

 

換言之,前十五年差距拉大不多,但後十五年拉大得快。整個三十年來,高低兩端的差異由7.6擴大到15.4,剛好是一倍;而去年最高收入10%人士的收入是最低收入10%人士的15.4倍。

 

從【表一】看到差異明顯拉大,但所統計的只是總收入,而非淨收入。這三十年裏住戶收入的分佈有很多變數,成員的組合和人數、繳稅和福利轉移都可能有變,數據須經過細緻的調整才說得準。政府統計處2007年的《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在這方面已進行詳細的分析,應記一功,總收入經過必要的調整後,發覺慣常用來衡量貧富差異的堅尼系數在1996-2006年變化不大。這一結果反映了政府明顯企圖通過各種政策措施減少收入不平等。

 

第二,從稅收着眼。歐美國家過去三十年的稅收資料顯示,收入差異拉大,主要是收入最高的1%或0.1%人口,在全民收入裏所佔的比重上升,也正是「佔領華爾街」運動所謂收入不均的着眼點。這類頂層收入,主要是非人力投入(non-human)的資本收入和稅務處理(tax treatments of income)所造成的結果,是以除了經濟層面,還涉及社會政策和政治。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不是本文的關注,也不會在這裡討論。

 

第三,收入差異也可以用實證經濟學(positive economics)來探討。以此角度看,收入差異主要來自人力資本或者不同勞動者生產力的差距;說白了,高收入人士受教育較多,期間添加的技能比低收入人士要多。科技進步、工業改造、經濟全球化都對他們有利;而低技能人口移入,低端生產外遷(off-shoring)外判(out-sourcing),更令差異擴大,辦學培訓以增加技術工人才能拉近差距。

 

從這觀點看來,收入分佈90%以上人口與10%以下人口的差距拉大,主要反映人力資源或生產力的差異擴大。這種差異是經濟性的,是研究99%人口的收入差異來源的關鍵,相當於「佔領華爾街」運動所謂的1%以外的人口。宜用個人作為分析單元,最準確的是用時薪而非月薪來量度生產力,雖然兩者密切相關。

 

為文時尚未得悉90%以上和10%以下兩組人口的時薪分佈,故以個人受僱收入的分佈來探討勞動人口生產力差異的變化。【表一】顯示,P90╱P10在1981-96年由5.3微升至6.5;接着的1996-2011年,已由6.5飆升至10.3。

 

教育增長滿足需求

 

換言之,三十年來,個人最高收入相當於最低收入的倍數由5.3擴大到10.3,接近一倍,拉大的幅度與上文的住戶收入大致相同。個人受僱收入的差距主要來自勞動生產力,那為什麼最近這十五年,勞動生產力的差異拉大?

 

表二】是個人受僱實質月入年均增長率的十等分組別(decile groups)。例如,第一組和第十組分別是收入最低和最高的10%人口。1981-96年也就是頭十五年,除了最低的一組和最高的兩組,居間七組的實質收入普遍年增4-5%;最低也就是最窮組年增5.69%,而最高也就是最富的兩組分別年增5.68%和7.16%。

在這頭十五年內,適逢內地開放、本港工業急速重整,加上弱美元、低息、全球經濟蓬勃,香港得享高成長。但勞動力緊張,除了工資高,也造成價格通脹。由於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北移與擴展,本港各階層均分享到生產力提升的好處。

 

接着的十五年卻是另一回事,在實質收入上,最低的三組人幾近停滯,最高的三組人年增超過2%,中間的四組則年增0.7-1.5%,介乎一高一低之間。

 

由於亞洲金融危機,香港自1998年起連年通縮,2003年才告解除。同期內,製造業北遷觸發的本地工業重組到了盡頭,香港變成純服務業的經濟;加上美元強勢、高息、全球經濟放緩,由高到低,所有人的實質工資都受壓低。但一般來說,高技能人士比低技能人士過得好,因為技術改進偏向有利於有技能人士,且是幾乎全球各地都有的現象。

 

Kevin Murphy、Claudia Goldin、Lawrence Katz三位教授的研究指出了這方面探討的路向。他們發現,美國實質工資率的分布是由兩大因素造成的。首先是上文提到的,技術改進「偏愛」有技能者,增加對他們的需求,減少對低技能人士的需求,以致大學程度人士相對於中學程度人士享有較高的工資溢價。美國自從1980年代開始就已發現,大學程度勞動力的增長趕不上對技術勞動力需求的增長,令技術勞動力的工資增長快過技能較低的勞動力。

 

三位學者還發現,美國實質工資率的分布在1910-50年收窄,在1960年代基本穩定,但在1980年代開始拉大。上世紀前五十年工資差距收窄,是因為教育增長快,有技能勞動力的增長足以滿足需求,因此有技能勞動力實質工資的增長慢過低技能勞動力。同樣有趣的是,1980年代以來的加拿大,與美國不同,加拿大有技能和低技能勞動力實質工資的差距並未拉大。他們發現,這完全是因為擴大教育,技術勞動力增加迅速,趕上了需求。

 

三位學者發現,全球化、離岸和外判生產、引入移民對拉大美國工資的差異只有些微影響,真正具壓倒性的因素是教育制度自1980年代起未能提供所需的技術勞動力。用第一屆諾貝爾經濟獎得主Jan Tinbergen教授的話說,「不平等是教育與技術競賽的後果。技術進步若領先教育變化,不平等一般會上升;同理,教育程度加快提升,經濟不平等通常會下降」。

 

學位增長歷來最低

 

香港這三十年來的教育有何變化?技術變化既然「偏愛」技術勞動力,目前的教育能否滿足需求?【表三】是年滿十五歲人口教育程度的年均淨增長率,扣除年均年滿十五歲的人口增長率後得出。1981-96年是人口的高增長期,無論學位和非學位的專上程度人口都激增;1981-86年、1986-91年、1991-96年這三個五年期間,學位持有人分別每年淨增5.4%、6.3%和12.5%。可能因為兩所理工學院和教育學院升格為學位頒發機構,非學位人數在1991-96年間下跌。

 

到了最近這十五年,即1996-2001年、2001-06年、2006-11年的學位持有人年均淨增長分別是4.1%、4.1%和3.1%,遠低於前十五年。這三個五年內,專上非學位持有人的年均淨增長分別是-4.9%、15.2%和4.3%;專上非學位持有人後十五年的累計增幅與前十五年的1981-96年相同。若非期間內開設自資的副學士,專上人力的淨增長會更低。這是董建華的教育政策,由當時的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梁錦松制定成為方案。

 

這說明,最近這十五年的專上教育投資較前十五年放緩。初段適逢亞洲金融危機,增長放緩或情有可原,但2003年以來仍不補救,就難以交代。不論學位還是非學位,增長率都是三十年來最低的。教育不前是發達國家收入差異拉大的經濟因素,因為未能培訓足以配合技術改進需求的有技能勞動力。

 

技術進步既然「偏愛」技術人才、拉大收入差異,只有多培訓有技能的勞動力,才能拉近上下差距。這有四種方法:一、引入外勞;二、提供教育代用券,資助入讀自資專上教育機構,包括出外留學(學成後須回港工作一個時期);三、積極鼓勵自資的專上教育,提供較佳的用地、資助建校資本;四、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範疇內,就自資機構未能提供的科目選出有增長潛力的領域。這四項措施不會立即縮小收入差異,但假以時日即可見效。

 

以政客看來,實質收入十五年內無增長也就令人孰不可忍,成為最具動力的選民。這包括上述收入最低的三組個人勞動者,也就是月入不足八千元的基層勞工。雖則界定何謂貧窮很難有清晰的準則,但底層貧窮蔓延是激發民粹訴求、要求政府大力干預和積極扶「貧」的最佳理由。

 

發展教育治本之途

 

扶貧有兩種典型途徑。一是用政策來增加窮人的收入;二是津貼必需品的開支。很多人支持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失業保險、勞工賠償、僱用標準、收入補助和勞動市場等政策。這些政策短期內似有重新分配的作用,但長遠來說,只會抬高企業提供較佳工作的成本,功效一向成疑。

 

有許多人主張津貼開支,包括差餉、公用事業收費、學費、交通費……,但津貼開支往往也惠及富人,若要只限窮人受惠,審核資格的成本又不輕;不過好處是實施容易,即時見效。唯是正如勞動市場政策,未能提升基層的生產力,治標不治本。

 

收緊電力、巴士、鐵路、隧道等公營事業加價的條款也許會得民心,但經濟效益差、政治代價大,比津貼費用更不足為法。但相對以勞動市場政策限制全港企業,包括中小企,規限少數大型公營事業的代價,也許沒有那樣昂貴。

 

基於價值觀,也為了減少政治分化,很有理由出招以拉近收入差異、紓緩貧困。但一般的訴求缺乏關鍵的實證,忽視差異拉大的深層次原因,也就是教育趕不上技術的發展。

 

美國當初之所以能超越歐洲,富甲天下,就是因為一個世紀前大量投資發展教育。美國今天正處於失去這方面優勢的危機,香港也身陷其中。

 

 

參考文獻:

 

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F Katz.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008

 

LawrenceF Katz and Kevin M Murphy. “Changes in Relative Wages, 1963-1987: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92.

Share 分享到: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Print Friendly

此文章还有以下语言版本:簡體中文, 英語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