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三十年，港人的收入差异拉大；同期内，美英等发达国家也有此现象。为了缩小差距、纾缓贫困，有必要细察其原委和对社会的冲击。
收入差异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看。
首先，从规范（normative），也就是价值观出发，社会觉得基于公义，收入差异不应太大；专长这方面的经济学被称为「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它有几种不同的研究课题。首先以住户作为经济决策单元，政策目标一般着手改善住户而非个人的收入。其中一个焦点是量度福利转移、缴税和其他强制性支出后的净收入；另一个焦点是找寻当量的尺度（equivalence scale），以比较成员人数和组合有别（例如儿童和成年人）的住户；第三类课题是设法录入成员从事家务、照顾子女的隐蔽（shadow）收入。规范经济学（normative economics）的角度也不是本文的关注，不会在这里深入讨论，政府专家已经仔细探讨过这些问题。
收入差距 拉阔一倍
衡量收入差异有一种简单的办法：用收入最高10%住户（收入分布曲线90%点的右端）的收入，除以收入最低10％住户（曲线10%点的左端）的收入，数学上写作P90 ╱P10；所得倍数愈大，收入差异就愈大。如果把过去这三十年一分为二，香港住户月入中位数的P90╱P10在头十五年的1981-96年由7.6增至9.3，继而在后十五年的1996-2011年由9.3增至15.4【表一】。
换言之，前十五年差距拉大不多，但后十五年拉大得快。整个三十年来，高低两端的差异由7.6扩大到15.4，刚好是一倍；而去年最高收入10%人士的收入是最低收入10%人士的15.4倍。
从【表一】看到差异明显拉大，但所统计的只是总收入，而非净收入。这三十年里住户收入的分布有很多变数，成员的组合和人数、缴税和福利转移都可能有变，数据须经过细致的调整才说得准。政府统计处2007年的《主题性报告：香港的住户收入分布》在这方面已进行详细的分析，应记一功，总收入经过必要的调整后，发觉惯常用来衡量贫富差异的坚尼系数在1996-2006年变化不大。这一结果反映了政府明显企图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减少收入不平等。
第二，从税收着眼。欧美国家过去三十年的税收资料显示，收入差异拉大，主要是收入最高的1%或0.1%人口，在全民收入里所占的比重上升，也正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谓收入不均的着眼点。这类顶层收入，主要是非人力投入（non-human）的资本收入和税务处理（tax treatments of income）所造成的结果，是以除了经济层面，还涉及社会政策和政治。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不是本文的关注，也不会在这里讨论。
第三，收入差异也可以用实证经济学（positive economics）来探讨。以此角度看，收入差异主要来自人力资本或者不同劳动者生产力的差距；说白了，高收入人士受教育较多，期间添加的技能比低收入人士要多。科技进步、工业改造、经济全球化都对他们有利；而低技能人口移入，低端生产外迁（off-shoring）外判（out-sourcing），更令差异扩大，办学培训以增加技术工人才能拉近差距。
从这观点看来，收入分布90%以上人口与10%以下人口的差距拉大，主要反映人力资源或生产力的差异扩大。这种差异是经济性的，是研究99%人口的收入差异来源的关键，相当于「占领华尔街」运动所谓的1%以外的人口。宜用个人作为分析单元，最准确的是用时薪而非月薪来量度生产力，虽然两者密切相关。
为文时尚未得悉90%以上和10%以下两组人口的时薪分布，故以个人受雇收入的分布来探讨劳动人口生产力差异的变化。 【表一】显示，P90╱P10在1981-96年由5.3微升至6.5；接着的1996-2011年，已由6.5飙升至10.3。
教育增长 满足需求
换言之，三十年来，个人最高收入相当于最低收入的倍数由5.3扩大到10.3，接近一倍，拉大的幅度与上文的住户收入大致相同。个人受雇收入的差距主要来自劳动生产力，那为什么最近这十五年，劳动生产力的差异拉大？
【表二】是个人受雇实质月入年均增长率的十等分组别（decile groups）。例如，第一组和第十组分别是收入最低和最高的10%人口。 1981-96年也就是头十五年，除了最低的一组和最高的两组，居间七组的实质收入普遍年增4-5%；最低也就是最穷组年增5.69%，而最高也就是最富的两组分别年增5.68%和7.16%。
在这头十五年内，适逢内地开放、本港工业急速重整，加上弱美元、低息、全球经济蓬勃，香港得享高成长。但劳动力紧张，除了工资高，也造成价格通胀。由于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北移与扩展，本港各阶层均分享到生产力提升的好处。
接着的十五年却是另一回事，在实质收入上，最低的三组人几近停滞，最高的三组人年增超过2%，中间的四组则年增0.7-1.5%，介乎一高一低之间。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香港自1998年起连年通缩，2003年才告解除。同期内，制造业北迁触发的本地工业重组到了尽头，香港变成纯服务业的经济；加上美元强势、高息、全球经济放缓，由高到低，所有人的实质工资都受压低。但一般来说，高技能人士比低技能人士过得好，因为技术改进偏向有利于有技能人士，且是几乎全球各地都有的现象。
Kevin Murphy、Claudia Goldin、Lawrence Katz三位教授的研究指出了这方面探讨的路向。他们发现，美国实质工资率的分布是由两大因素造成的。首先是上文提到的，技术改进「偏爱」有技能者，增加对他们的需求，减少对低技能人士的需求，以致大学程度人士相对于中学程度人士享有较高的工资溢价。美国自从1980年代开始就已发现，大学程度劳动力的增长赶不上对技术劳动力需求的增长，令技术劳动力的工资增长快过技能较低的劳动力。
三位学者还发现，美国实质工资率的分布在1910-50年收窄，在1960年代基本稳定，但在1980年代开始拉大。上世纪前五十年工资差距收窄，是因为教育增长快，有技能劳动力的增长足以满足需求，因此有技能劳动力实质工资的增长慢过低技能劳动力。同样有趣的是，1980年代以来的加拿大，与美国不同，加拿大有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实质工资的差距并未拉大。他们发现，这完全是因为扩大教育，技术劳动力增加迅速，赶上了需求。
三位学者发现，全球化、离岸和外判生产、引入移民对拉大美国工资的差异只有些微影响，真正具压倒性的因素是教育制度自1980年代起未能提供所需的技术劳动力。用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奖得主Jan Tinbergen教授的话说，「不平等是教育与技术竞赛的后果。技术进步若领先教育变化，不平等一般会上升；同理，教育程度加快提升，经济不平等通常会下降」。
学位增长 历来最低
香港这三十年来的教育有何变化？技术变化既然「偏爱」技术劳动力，目前的教育能否满足需求？ 【表三】是年满十五岁人口教育程度的年均净增长率，扣除年均年满十五岁的人口增长率后得出。 1981-96年是人口的高增长期，无论学位和非学位的专上程度人口都激增；1981-86年、1986-91年、1991-96年这三个五年期间，学位持有人分别每年净增5.4%、6.3%和12.5%。可能因为两所理工学院和教育学院升格为学位颁发机构，非学位人数在1991-96年间下跌。
到了最近这十五年，即1996-2001年、2001-06年、2006-11年的学位持有人年均净增长分别是4.1%、4.1%和3.1%，远低于前十五年。这三个五年内，专上非学位持有人的年均净增长分别是-4.9%、15.2%和4.3%；专上非学位持有人后十五年的累计增幅与前十五年的1981 -96年相同。若非期间内开设自资的副学士，专上人力的净增长会更低。这是董建华的教育政策，由当时的教育统筹委员会主席梁锦松制定成为方案。
这说明，最近这十五年的专上教育投资较前十五年放缓。初段适逢亚洲金融危机，增长放缓或情有可原，但2003年以来仍不补救，就难以交代。不论学位还是非学位，增长率都是三十年来最低的。教育不前是发达国家收入差异拉大的经济因素，因为未能培训足以配合技术改进需求的有技能劳动力。
技术进步既然「偏爱」技术人才、拉大收入差异，只有多培训有技能的劳动力，才能拉近上下差距。这有四种方法：一、引入外劳；二、提供教育代用券，资助入读自资专上教育机构，包括出外留学（学成后须回港工作一个时期）；三、积极鼓励自资的专上教育，提供较佳的用地、资助建校资本；四、在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范畴内，就自资机构未能提供的科目选出有增长潜力的领域。这四项措施不会立即缩小收入差异，但假以时日即可见效。
以政客看来，实质收入十五年内无增长也就令人孰不可忍，成为最具动力的选民。这包括上述收入最低的三组个人劳动者，也就是月入不足八千元的基层劳工。虽则界定何谓贫穷很难有清晰的准则，但底层贫穷蔓延是激发民粹诉求、要求政府大力干预和积极扶「贫」的最佳理由。
发展教育 治本之途
扶贫有两种典型途径。一是用政策来增加穷人的收入；二是津贴必需品的开支。很多人支持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失业保险、劳工赔偿、雇用标准、收入补助和劳动市场等政策。这些政策短期内似有重新分配的作用，但长远来说，只会抬高企业提供较佳工作的成本，功效一向成疑。
有许多人主张津贴开支，包括差饷、公用事业收费、学费、交通费……，但津贴开支往往也惠及富人，若要只限穷人受惠，审核资格的成本又不轻；不过好处是实施容易，即时见效。唯是正如劳动市场政策，未能提升基层的生产力，治标不治本。
收紧电力、巴士、铁路、隧道等公营事业加价的条款也许会得民心，但经济效益差、政治代价大，比津贴费用更不足为法。但相对以劳动市场政策限制全港企业，包括中小企，规限少数大型公营事业的代价，也许没有那样昂贵。
基于价值观，也为了减少政治分化，很有理由出招以拉近收入差异、纾缓贫困。但一般的诉求缺乏关键的实证，忽视差异拉大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教育赶不上技术的发展。
美国当初之所以能超越欧洲，富甲天下，就是因为一个世纪前大量投资发展教育。美国今天正处于失去这方面优势的危机，香港也身陷其中。
参考文献：
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F Katz.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HarvardUniversity Press, 2008
LawrenceF Katz and Kevin M Murphy. “Changes in Relative Wages, 1963-1987:
Supply and Demand Facto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