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期長達十七年的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最近被迫讓賢。但並非因為國內精英倒戈、人民上街，而是本國債券與德國債券的息差拉大。最近，德國債券與歐盟各國債券最大的息差：對芬蘭和荷蘭是60點子（0.6%）、對奧地利和法國是150點子、對比利時是300點子、對愛爾蘭和西班牙是450點子、對意大利是550點子、對葡萄牙是950點子、對希臘是2500點子。
對一些歐羅國家來說，這個水平的息差仍屬可控的範圍。至少意、西兩國暫時仍可靠目前的收益支撐；意國息差只要不超過500點子，貝盧斯科尼可能仍然當權。
貝氏不敵息差，再次彰顯了全球貨幣市場與地方政治的衝突。此前被息差拉下台的還有希臘前總理帕潘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各國政府既要滿足全球貨幣的要求，又受制於國內不同黨派的政治壓力，在位者正是如坐針氈，難逃一劫。這種緊張關係足以令政府倒台，並動搖全球經濟。如何應付這項矛盾，是當今的一大挑戰；政客應該令投資者放心，而不是對他們加以威嚇。
金融市場 並非猛獸
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去年就明言，要告訴市場誰才是老闆。這位女總理認定，在金融市場威力與政客決策空間的角力裏，必須政治為先。
歐羅集團主席、盧森堡總理容克（Jean-Claude Juncker）去年也說：「我們必須能夠馴服金融市場。我們的地庫有的是刑具。」這聽起來像問銀行借錢，但不滿意借據的條款，決定保留對銀行經理用刑的權利。
隨着歐洲的危機加深，反市場的言論日益普遍，而且愈加陰暗、陰謀論充斥。而且不僅極左派如此，政府裏的極右人士也不例外，連一些理應較明白市場運作的商人也來湊熱鬧。
債券市場令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國的債券陷入危險地帶，但我們不應視金融市場為非制服不可的猛獸，也不應視之為對政府和經濟的威脅，這些都是很危險的錯誤；也不應說默克爾和歐洲政客與市場的角力敗象顯露。
金融市場不是歐洲各國政府和當地社區的敵人，而是他們的朋友。市場如果不借錢給政府，政府只好向選民開刀，就像歐洲那樣，不是加稅就是削減公共開支。只要世人相信政府的財政問題最終總會獲得解決，市場實際上幫政客隔開了憤怒的選民，是政客和緊縮開支之間唯一的緩衝，讓政府得以繼續維持部分公共開支，同時以較低的利息滾借既有的債務。
一種常見的想法是：市場旨在摧毀貨幣體系和經濟。但這裏存在不少誤解。首先是認定金融市場只有一種意志，受盎格魯撒克遜族裔（指Anglo-Saxon族裔）或猶太裔金融家操控，而不是買家和賣家透過討價還價達成的均衡點。更不幸的是，一般政客對市場運作的認識不比「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反資本主義人士多。政府部門和監管機構裏多的是律師、學院派經濟學者和公務員，但絕少曾經參與市場操作的內行人。
金融家有時候借政府的失策來對沖，其實是幫這些國家的忙。1992年，索羅斯（George Soros）就因為深信英鎊必將退出歐洲滙率管理機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ERM），於是大手沽空英鎊，大獲其利；英倫銀行為了頂住市場，入市與索羅斯對沖，損失慘重。但說到底，退出ERM對英國經濟是好事。
總的來說，以為市場人士想拆散歐羅，是天大的誤會。正好相反，金融家往往最明白，拆散歐羅破壞性太大，可能拖垮很多銀行和金融機構，令全球金融市場以至整個社會失業惡化。
「退場」「聲音」 互起作用
四十年前，經濟學家Albert Hirschman出過一本小冊子Exit, Voice, and Loyalty（《退場、聲音與忠誠》），副題是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對公司、組織和國家弱化的回應〉）。作者注意到，世間的組織由於「可修復的失誤」（repairable lapses），效能不時下降，但只要適當平衡訊息、誘因與回應靈活性，是可以糾正的。這個看法對了解歐洲目前的危機大有幫助。近月見報的政客偉論和學者呼籲，都可以在Hirschman的架構分析裏找到對應。
Hirschman的書一開始就指出，道德家和政治學者很關心如何挽救個人於不軌、社會於腐敗、政府於衰敗；但經濟學者很少關注參與經濟活動者的「可修復失誤」。
Hirschman發現這裏有兩種力量在起作用：「退場」（exit）和「聲音」（voice）。「退場」指公司客戶（或者組織和國家的成員）「跳船」，投向競爭對手；「聲音」指表達不滿；也就是人自然而然的埋怨、抗議，或總的來說「嚷鬧」。這兩種機制本身就很有趣，但彼此的互動更引發出最微妙的可能。
Hirschman一項最重要的洞察是：組織弱化時，為了生成可靠的復原機制，客戶和成員不應太早退場。
一個組織（由公司、組織和以至國家）想要透過競爭或退場來復原失誤的效能，一般來說，客戶（或者成員）裏最好是既機警 (alert) 者，也有惰性 (inert) 者。前者率先「退場」，對機構起到預警的作用，刺激其啟動復原能力。與此同時，仍然留守的惰性客戶為機構提供時間和金錢上的緩衝，以免一下子崩潰，沒機會復原。
而且，客戶若太早「退場」，會令組織失卻最需要的客戶（或成員）。後者如果留守，會利用「聲音」機制大聲疾呼，為機構復原出謀獻策。 今天的歐洲就最需要提醒各國政府和選民，財政預算必須收支平衡，龐大的公共債務不可能持續。
而最關心產出（output）質素，因而最積極、可靠、富創意，又勇於發聲的客戶，也正是那些當機構的情況惡化時，可能最早退場的。因此，對質素要求特別高的客戶（或成員）爭相退場，將會令機構失卻主要的客戶，聽不到投訴的聲音。
歐洲政客說，歐盟有二十七個成員國，其中十七個使用歐羅，需要更多時間才能組織足夠的回應。這當然是想客戶保持惰性，希望機警的客戶晚一些離棄。但至今最神奇的是，雖然眼看歐洲危機展現，投資者都很有耐性。金融市場似乎無可救藥地相信，危機再大，最後仍然會雨過天青。歐盟每次就危機召開峰會、宣布新對策，市場就連日反彈。然後股民才細察背後的乾坤，再度失望地推低股市。
就兩方面來說，歐洲目前的危機是深度政治性的。挑戰之一是環顧全球，政治永遠跳不出本地，但金錢早已全球走，兩者的衝突在所難免。歐羅區邊緣地帶的危機，只是國際金融與地方政治矛盾新近的例子。削減公共預算最容易激發公眾上街、在政治上訴諸暴力；反過來致力削減預算也最令外國投資者寬心。
這種角力雖然一向存在，但金融全球化加上現在億萬金元在瞬息間即已環遊全世界，令政客更難回應市場的要求，而不致激怒選民。1990年以來，全球的外國直接投資（FDI）增長了何止六倍。2000年以來，國際信用額的流動（credit flow）也增長了兩倍半；今天的全球外滙市場比二十年前大八倍，僅就去年，跨境活動佔每天外滙交易的65％。
挑戰之二是，在政客願意聽取的聲音裏，地方事務佔壓倒性，甚至小到個人問題。縱使現在資訊飽和，但對一般選民來說，全球性問題相對於選舉考量太遙遠。政客首要保住權位，處理本地問題遠較應對全球性威脅來得重要。既然民意無可抗拒，也就只好繼續增加預算、擴大赤字、進一步舉債。
Hirschman另一個洞見是：在政治擂台上，「退場」與「聲音」這兩種機制彼此是矛盾的。
在民主體制下，一些選民（或客戶）即使無法「退場」，也不等於坐以待斃的蟻民。剛好相反，正因為遭市場綁死，這些選民有最大的動力以用盡所有的影響，不讓政府採取對他們不利的措施。
而利用現代傳訊技術，更可以把反對的聲浪傳送、調配和放大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足以左右大局。只可惜，就歐羅區到底錯在何處，政客從選民（或客戶）處得到的訊息，是基於誤解的推斷；而政客又將國內的壓力歸咎於金錢全球走，結果錯上加錯。
在歐洲，雖說金錢全球走但政治跳不出本地，製成品國際貿易的差距仍大都是區域性的，這正是現在歐洲危機的根源。與一般的印象相反，全球化並未深入到歐洲內陸。歐盟的區域間製成品貿易比重高達58%。最近這十年，歐羅區與世界各地的經常賬收支其實大致上是平衡的。可是底下德國與南歐之間內部實質滙率彼此失衡，所以引發了一場表面是歐羅區公共債務和銀行的危機，實質是國際收支賬目不平衡的危機。
失衡的是，德國享有巨大的經常賬收支盈餘，而南歐周邊經濟體合計的經常賬收支赤字龐大。只有當歐盟裏的弱國恢復競爭力和經濟成長，才會雨過天晴。目前一些弱國的結構性對外赤字實在太大，太過失衡，難以自願融資、自動解决。
製造業能夠提供大量待遇較好的工作，是周邊經濟體恢復競爭力和經濟成長的關鍵。解決歐洲經濟危機的關鍵在於處理好區域結構性的對外赤字。如上所述，歐盟金錢全球走但政治跳不出地方，加上鄰國之間的製成品區域貿易失衡，勞動力來源又主要局限於國內。一淌渾水掩蓋了對外赤字這劑毒藥。歐羅區危機在經濟上不難明白，但在政治上很難解決。
政客無疑應努力說服選民，境外的發展令他們的家鄉起了變化。特別要向選民說明，這目前是歐洲的問題，主要是區域性的問題。其實早就有人指出，金錢全球走但政治跳不出地方的矛盾，說到底這只不過是歐洲不同地區發展失衡的表徵。
歐盟困境 前路漫漫
金錢全球走只是Hirschman所注意到的其中一種抗衡力量，上文所謂的「退場」。這就是響起警號，高呼公共開支和公共債務已上升到危險的水平，須下調縮減。保護本地經濟，使免受金錢全球走的變幻，看似有理，但要減輕金錢全球走的影響不但難度高、成本重，也可能令政府為此而刺激公眾的消費開支，令問題更形惡化。因此，關鍵仍在於切實應對德國和其他歐羅國家結構性的對外赤字。
地方政治屬於Hirschman所說的第二種抗衡力量：「聲音」。但地方政治想要解決「可修復的失誤」，重建組織效能，先要明白哪些是全球性的要務。不用說，這方面知易行難，即使提個構想，可能都顯得天真。但現在明明亟須對選民講實話，卻當作沒有需要，會否更天真？
事實擺在眼前，歐盟困難重重，前路漫漫，但除此以外別無選擇。只有這樣，全球金融才較能回應地方上的需要，從而透過投資項目，協助弱勢經濟體恢復競爭力和經濟成長，而不僅是靠融資來刺激大眾消費吊命。
下周我會就歷史上的這個時刻，談談歐洲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