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這兩個星期，我先後以經濟學和管理學的角度探討近年熱議的「企業社會責任」（簡稱CSR）。今天試用中東的經驗來說明，一個社會若缺少股份有限公司這類現代形式的商業組織，前景有何局限。
廣義的中東地區，包括北非和巴爾幹半島，直到十六世紀生活水準仍然高過西歐。以當時有識之士的觀點看，伊斯蘭世界並不那樣仇視創富，也不覺得穆斯林組織不利經濟活動。但到了十八世紀，中東變得相對落後，人均經濟產出不如西歐；到了上世紀末，甚至不如東亞一些地區。
十八世紀後期，西歐是全球最宜發展經濟的地區。工業革命開啟了以新技術從事大規模生產的時期，西歐的生產組織能充分發揮新技術的威力。英格蘭和荷蘭、比利時、盧森堡等「低地國家」（Low Countries），以及西歐其他地區，都有能力為大規模生產融資；現代形式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說財團法人（corporation），不但能動員大量儲蓄以落實大型商業計劃，還能夠為這類公司滙聚大量勞動力和資本，而且不受創辦人或股東壽命的限制，只要不破產，就一直可以以獨立的組織形式持續發展。
股份公司的動員力如今看來是理所當然，但當時在中東則不然。將新技術轉移到中東不難，難以轉移的是，運用這些技術的組織形式。Timur Kuran教授在這方面的一些研究很有說服力。他發現，中東經濟之所以停滯好幾百年，其中一個關鍵是未能發展出現代形式的商業組織。因為這個限制，不要說經濟，中東當時連社會需要都滿足不了。
有兩大因素妨礙中東在組織形式上創新：伊斯蘭特有的商業合同法和「教產」（waqf）這種特殊的信託形式。教產是伊斯蘭教一種不能轉讓的捐獻，主要是供宗教或慈善用的建築物或土地；這兩種制度遵從宗教法律，原封不動保持了大約一千年，但到了十九世紀，受到西歐主導的全球化衝擊。
伊斯蘭缺先進商業組織
為了方便滙聚勞動力和資本，伊斯蘭世界在公元1000年之初，以合同法確定合夥形式（partnership）的商業經營，由宗教法庭負責執行，投資者可資助商人和生產者營商以牟利。商業合夥的勞動力人數和資本額，以及時限的長短雖然不受限制，但一般來說只有兩個合夥人：一個不出力的投資者和一個出力的勞動者，合夥關係由頭到尾不過幾個月。雙方事先商定各佔多少利潤、如何分攤虧損；其中出力的一方幾乎擔當無限的個人責任，不出力的一方則只肩負有限的責任，主要是投入供夥伴運用的資本。
這種合夥形式起初並不妨礙中東與西方做生意。當時整個地中海地區，西起摩洛哥和西班牙、東到印度和印尼的伊斯蘭地區，都以這種形式經商。在十二世紀，意大利威尼斯掌管合夥關係的機構與中東巴格達的同類機構，並沒有本質上的分別。
不過，伊斯蘭合夥關係並非今天所說的公司。由於缺乏法律地位，本身無法永遠以獨立的組織形式持續發展和存活，合夥人萬一在約滿之前離世，合夥關係即自動終止，隨即分產解體，死者所得的份額歸於其繼承人；未完成的生意是否重新經營，視乎伊斯蘭教的繼承制度。
伊斯蘭的繼承制度源自《可蘭經》：遺產三分之二留給子女、父母、配偶及其他可能的親屬；但不論親疏，女性所得為男性的一半，換言之，女兒較兒子少一半，姐妹較兄弟少一半。
以中世紀標準來說，伊斯蘭分產方式相當平等，不允許父母偏袒子女，親屬應得的份額也不能剝奪；但反過來，正因為這樣平等，家產難以世代相傳，生意做得再成功，創辦人一旦離世，即前功盡廢。而且，穆斯林富商通常多妻，子孫繁衍眾多，一旦去世，不但合夥生意無以為繼，家財也分得很散，難以再做大生意。
為了減少生意提早解體的損失，合夥人不得不壓縮投入的規模、縮短經營期限。因此，伊斯蘭商人、生產者和投資者合夥的規模可小則小、可短則短，很難做得大。
在中古時期，西歐也曾經為合夥生意提早解體而煩惱。然而，基督教徒繼承財產的習俗與伊斯蘭信徒不同，基督教《聖經》並未指定怎樣繼承財產，教徒自找出路的空間大得多。西歐有些地方，包括帶頭進行工業革命的地區，通常由死者的長子獨力繼承，這一來，合夥人就可以預先講好，一旦一方難以繼續經營，就由長子頂上；因此，西歐公司可以一做就是幾十年，規模做得大，不像中東只做幾個月，一筆一筆算。
在西方，由於生意可以做大、長期經營，反過來促使社會發展出先進的商業組織。標準的會計方式應運而生，以便合夥人數日增後，各人仍然能夠掌握合夥生意的成果；股票市場同樣應運而生，讓股份公司這種永續企業的融資者得享資金流動性。然而，中東缺乏這種創新的動力，要到十九世紀才發覺，有需要革新商業組織的形式。
伊斯蘭合夥關係由於為期短暫、最多只有幾個合夥人，故很容易自定一套單式簿記（single-entry bookkeeping），毋須像西歐公司那樣，引入複式簿記（double-entry bookkeeping）。同理，由於合夥生意做不長，本身已具備資金流動性，伊斯蘭世界也沒有另立正式的資本市場；由於生意規模小，勞動分工也比較落後。
教產制度值得一讚
過去這一千年，西方由於體制先進，企業得以做大做強。有些公司的僱員和股東數以百計甚至千計，有些延續幾代人；由於經營時間長，聲名遠播，成為世界品牌。中東就差了一大截，由於很少生意能與西方企業競爭，商業日漸遭西方控制；要到十九世紀中期，才廣泛地進行體制改革，但已被西方遠遠拋離。
中東未能發展出現代的公司，還有一個長遠的後果。二十世紀之初，部分由於私人資本積累不多，現在所謂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也就是國家範圍以外的社會系統，力量薄弱。由此形成的政治真空，促使、甚至逼使國家帶頭發展經濟。由國家主導經濟，除了令官僚機構膨脹，更限制了私有經濟的自由。
直到今天，中東對經濟全球化的衝擊適應得很慢，也是因為公民社會太弱；而且壟斷性的公共事業逐漸落入政客家族的手裏後，造成廣泛的貪污和裙帶資本主義。
在中東的經濟演變中，另一種舉足輕重的伊斯蘭機構是教產（waqf）。這是一種按宗教法律設立、受宗教法庭管轄的非股份公司形式的信託制度。創辦人通常擁有不動產，其中主要是土地或物業，目的是提供伊斯蘭法律許可的社會服務，例如供養清真寺、學校、孤兒院、公園、燈塔、為小區供水、保養道路，諸如此類；但無論提供何種服務，都必須是永久性的，不能設置期限。
早在中東進入現代以前，教產就允許個人以各自的方式提供如今慣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由於不受中央操控，比較靈活，教產在當時很能夠回應地方上的需要。以此角度看，這種制度值得一讚。
數百年間，大量資源投放成為伊斯蘭世界的教產。1700年，在不同的地區，有四分一到一半的地產屬於教產，箇中收入部分用以提供社會服務；當時的奧斯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布爾約有七十萬人，其中三萬人每天靠教產資助的飯堂派飯。如今許多古色古香的景點，由噴水池、旅館、清真寺、學校、浴室到市場，都是過去這幾百年來，用教產打造和經營的成果。
早有慈善信託觀念
伊斯蘭教並非從一開始就有教產制度，後來之所以出現，似乎是為了保護私人財產。早在八世紀和九世紀，也就是教產開始成型時，中東地區一如同期的基督教世界，私產缺乏保障，當時的大地主雖然都是高官，但不時遭到上頭橫徵暴斂，甚至充公財產；高官因此像其他有錢人那樣，絞盡腦汁為家財找庇蔭。
穆斯林很早就有慈善信託的觀念，並由此發展出一種獨特靈活的制度，以宗教來保障個人資產；不論提供什麽服務，教產都是神聖的，設立教產屬於信行，由於地位崇高，在位者不敢亂碰。
教產的創辦人不但內心滿足、在社會上備受尊崇，在物質上也獲得巨大的回報。創辦人可自任教產的終身信託人兼管理人、自定收取多少報酬、設置有薪職位聘用親友、指定繼承人；最後，這項特權甚至繞過了伊斯蘭的繼承法。
教產制度之所以能長期存在，其中一個原因是對政壇各方都有利。有錢人獲國家承諾，物質有了保障，國家則可從中徵稅，而除了維持法治和秩序，毋須提供什麽回饋。城鎮則靠有錢人設立的教產，為居民提供社會服務，一般老百姓得享津貼的服務。這種制度既然鼓勵行善、就當地的條件作出回應，也就必然生成本身的政治勢力，一旦成形就得以延續。值得注意的是，教產並非以股份公司的形式來肩負社會責任，國家無法直接控制。
雖然有以上這許多長處，教產在經濟上卻不乏缺點，而且問題與日俱增。首先，教產必須是永存的，不能設置期限，以致組織流於僵硬。在中世紀，消費模式和商業契機的變動慢，教產即使僵硬，代價也有限。
進入現代後，技術更新的速度和全球性的相對優勢加快，教產從一開始就固定資本的用途，效能嚴重偏低。早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一些著名的教產就出名顢頇；它們名下的資源無法轉移給新設立的教產或非教產部門，用來提供新的公共物品，又或者用高效能來加強原有的服務。
不靠刀劍傳信仰
教產出現上述代價，當然並非制度的原意。但這不僅令社會服務的供應變得僵化，也有礙公民社會的發展。想要有健全的公民社會，必須有結社自由和管理自主，但教產只有結社自由，缺少管理自主，理事的決策權遠不及公司的經理。
教產是中世紀的產品，應朝廷橫徵暴斂和物業權益缺乏保障而生。當時西歐各國正因為中央政府羸弱，股份公司才得以冒起，成為有力的自治實體，頂住朝令夕改的國家機器，確保本身的財產。伊斯蘭教產受制於創辦人訂立的信託契約，但西歐公司可自訂議程，本質上有別。這兩種制度一高一低，使西歐和中東在商業組織的道路上分道揚鑣，彼此間的差距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
由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伊斯蘭世界的改革派多番想取銷教產制度，部分是為了會集資源，為現代化提供資金；部份是想減輕制度僵硬所造成的包袱。在角力的過程中，國家的力量有所壯大，但也大大削弱了公民社會和個人的自由，借用今天中國內地的術語：「國進民退」。
平心而論，伊斯蘭教打一開始就不否定商業活動。中古時代的中東，與世上其他地區同樣歡迎商人，伊斯蘭商人甚至控制了世上主要的長程貿易路線。伊斯蘭信仰當初擴散到遠東（現在福建省的泉州就有伊斯蘭信徒早期定居的印記）和非洲，並非靠刀劍，而主要是靠貿易。
當時各地民眾改宗伊斯蘭教，主要是想加入中東的貿易網；伊斯蘭商業機構控制了所有這些領域。可惜接着那幾百年，制度停滯不前，沒有產生現代形式的牟利公司，以致很晚才從西歐移植。非股份公司形式的非牟利教產既然是永久性的機構，制度上的僵硬也就具有永久性，但社會需要隨着時間不斷演變，制度僵硬所造成的問題也與日俱增。箇中經驗當引以為戒。
「企業社會責任」系列．四之三
參考文獻：
Timur Kuran, The Long Divergence – How Islamic Law Held Back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