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这两个星期，我先后以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探讨近年热议的“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的。今天试用中东的经验来说明，一个社会若缺少股份有限公司这类现代形式的商业组织，前景有何局限。
广义的中东地区，包括北非和巴尔干半岛，直到十六世纪生活水准仍然高过西欧。以当时有识之士的观点看，伊斯兰世界并不那样仇视创富，也不觉得穆斯林组织不利经济活动。但到了十八世纪，中东变得相对落后，人均经济产出不如西欧，到了上世纪末，甚至不如东亚一些地区。
十八世纪后期，西欧是全球最宜发展经济的地区。工业革命开启了以新技术从事大规模生产的时期，西欧的生产组织能充分发挥新技术的威力。英格兰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以及西欧其他地区，都有能力为大规模生产融资;现代形式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说财团法人（Corporation），不但能动员大量储蓄以落实大型商业计划，还能够为这类公司汇聚大量劳动力和资本，而且不受创办人或股东寿命的限制，只要不破产，就一直可以以独立的组织形式持续发展。
股份公司的动员力如今看来是理所当然，但当时在中东则不然。将新技术转移到中东不难，难以转移的是，运用这些技术的组织形式。Timur Kuran教授在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很有说服力。他发现，中东经济之所以停滞好几百年，其中一个关键是未能发展出现代形式的商业组织。因为这个限制，不要说经济，中东当时连社会需要都满足不了。
有两大因素妨碍中东在组织形式上创新：伊斯兰特有的商业合同法和“教产”（waqf）这种特殊的信托形式教产是伊斯兰教一种不能转让的捐献，主要是供宗教或慈善。用的建筑物或土地;这两种制度遵从宗教法律，原封不动保持了大约一千年，但到了十九世纪，受到西欧主导的全球化冲击。
伊斯兰缺先进商业组织
为了方便汇聚劳动力和资本，伊斯兰世界在公元1000年之初，以合同法确定合伙形式（partnership）的商业经营，由宗教法庭负责执行，投资者可资助商人和生产者营商以牟利。商业合伙的劳动力人数和资本额，以及时限的长短虽然不受限制，但一般来说只有两个合伙人：一个不出力的投资者和一个出力的劳动者，合伙关系由头到尾不过几个月。双方事先商定各占多少利润，如何分摊亏损;其中出力的一方几乎担当无限的个人责任，不出力的一方则只肩负有限的责任，主要是投入供伙伴运用的资本。
这种合伙形式起初并不妨碍中东与西方做生意。当时整个地中海地区，西起摩洛哥和西班牙，东到印度和印尼的伊斯兰地区，都以这种形式经商。在十二世纪，意大利威尼斯掌管合伙关系的机构与中东巴格达的同类机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分别。
不过，伊斯兰合伙关系并非今天所说的公司。由于缺乏法律地位，本身无法永远以独立的组织形式持续发展和存活，合伙人万一在约满之前离世，合伙关系即自动终止，随即分产解体，死者所得的份额归于其继承人;未完成的生意是否重新经营，视乎伊斯兰教的继承制度。
伊斯兰的继承制度源自“可兰经”：遗产三分之二留给子女，父母，配偶及其他可能的亲属，但不论亲疏，女性所得为男性的一半，换言之，女儿较儿子少一半，姐妹较兄弟少一半。
以中世纪标准来说，伊斯兰分产方式相当平等，不允许父母偏袒子女，亲属应得的份额也不能剥夺，但反过来，正因为这样平等，家产难以世代相传，生意做得再成功，创办人一旦离世，即前功尽废。而且，穆斯林富商通常多妻，子孙繁衍众多，一旦去世，不但合伙生意无以为继，家财也分得很散，难以再做大生意。
为了减少生意提早解体的损失，合伙人不得不压缩投入的规模，缩短经营期限。因此，伊斯兰商人，生产者和投资者合伙的规模可小则小，可短则短，很难做得大。
在中古时期，西欧也曾经为合伙生意提早解体而烦恼。然而，基督教徒继承财产的习俗与伊斯兰信徒不同，基督教“圣经”并未指定怎样继承财产，教徒自找出路的空间大得多。西欧有些地方，包括带头进行工业革命的地区，通常由死者的长子独力继承，这一来，合伙人就可以预先讲好，一旦一方难以继续经营，就由长子顶上，因此，西欧公司可以一做就是几十年，规模做得大，不像中东只做几个月，一笔一笔算。
在西方，由于生意可以做大，长期经营，反过来促使社会发展出先进的商业组织标准的会计方式应运而生，以便合伙人数日增后，各人仍然能够掌握合伙生意的成果。股票市场同样应运而生，让股份公司这种永续企业的融资者得享资金流动性。然而，中东缺乏这种创新的动力，要到十九世纪才发觉，有需要革新商业组织的形式。
伊斯兰合伙关系由于为期短暂，最多只有几个合伙人，故很容易自定一套单式簿记（single-entry bookkeeping），毋须像西欧公司那样，引入复式簿记（double-entry bookkeeping）。同理，由于合伙生意做不长，本身已具备资金流动性，伊斯兰世界也没有另立正式的资本市场;由于生意规模小，劳动分工也比较落后。
教产制度值得一赞
过去这一千年，西方由于体制先进，企业得以做大做强有些公司的雇员和股东数以百计甚至千计，有些延续几代人。由于经营时间长，声名远播，成为世界品牌中东。就差了一大截，由于很少生意能与西方企业竞争，商业日渐遭西方控制;要到十九世纪中期，才广泛地进行体制改革，但已被西方远远抛离。
中东未能发展出现代的公司，还有一个长远的后果。二十世纪之初，部分由于私人资本积累不多，现在所谓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也就是国家范围以外的社会系统，力量薄弱。由此形成的政治真空，促使，甚至逼使国家带头发展经济。由国家主导经济，除了令官僚机构膨胀，更限制了私有经济的自由。
直到今天，中东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适应得很慢，也是因为公民社会太弱，而且垄断性的公共事业逐渐落入政客家族的手里后，造成广泛的贪污和裙带资本主义。
在中东的经济演变中，另一种举足轻重的伊斯兰机构是教产（waqf）。这是一种按宗教法律设立，受宗教法庭管辖的非股份公司形式的信托制度。创办人通常拥有不动产，其中主要是土地或物业，目的是提供伊斯兰法律许可的社会服务，例如供养清真寺，学校，孤儿院，公园，灯塔，为小区供水，保养道路，诸如此类;但无论提供何种服务，都必须是永久性的，不能设置期限。
早在中东进入现代以前，教产就允许个人以各自的方式提供如今惯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由于不受中央操控，比较灵活，教产在当时很能够回应地方上的需要。以此角度看，这种制度值得一赞。
数百年间，大量资源投放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教产1700年，在不同的地区，有四分一到一半的地产属于教产，箇中收入部分用以提供社会服务。当时的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约有七十万人，其中三万人每天靠教产资助的饭堂派饭。如今许多古色古香的景点，由喷水池，旅馆，清真寺，学校，浴室到市场，都是过去这几百年来，用教产打造和经营的成果。
早有慈善信托观念
伊斯兰教并非从一开始就有教产制度，后来之所以出现，似乎是为了保护私人财产。早在八世纪和九世纪，也就是教产开始成型时，中东地区一如同期的基督教世界，私产缺乏保障，当时的大地主虽然都是高官，但不时遭到上头横征暴敛，甚至充公财产;高官因此像其他有钱人那样，绞尽脑汁为家财找庇荫。
穆斯林很早就有慈善信托的观念，并由此发展出一种独特灵活的制度，以宗教来保障个人资产，不论提供什么服务，教产都是神圣的，设立教产属于信行，由于地位崇高，在位者不敢乱碰。
教产的创办人不但内心满足，在社会上备受尊崇，在物质上也获得巨大的回报。创办人可自任教产的终身信托人兼管理人，自定收取多少报酬，设置有薪职位聘用亲友，指定继承人;最后，这项特权甚至绕过了伊斯兰的继承法。
教产制度之所以能长期存在，其中一个原因是对政坛各方都有利。有钱人获国家承诺，物质有了保障，国家则可从中征税，而除了维持法治和秩序，毋须提供什么回馈。城镇则靠有钱人设立的教产，为居民提供社会服务，一般老百姓得享津贴的服务。这种制度既然鼓励行善，就当地的条件作出回应，也就必然生成本身的政治势力，一旦成形就得以延续。值得注意的是，教产并非以股份公司的形式来肩负社会责任，国家无法直接控制。
虽然有以上这许多长处，教产在经济上却不乏缺点，而且问题与日俱增。首先，教产必须是永存的，不能设置期限，以致组织流于僵硬。在中世纪，消费模式和商业契机的变动慢，教产即使僵硬，代价也有限。
进入现代后，技术更新的速度和全球性的相对优势加快，教产从一开始就固定资本的用途，效能严重偏低。早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一些著名的教产就出名颟顸;它们名下的资源无法转移给新设立的教产或非教产部门，用来提供新的公共物品，又或者用高效能来加强原有的服务。
不靠刀剑传信仰
教产出现上述代价，当然并非制度的原意。但这不仅令社会服务的供应变得僵化，也有碍公民社会的发展。想要有健全的公民社会，必须有结社自由和管理自主，但教产只有结社自由，缺少管理自主，理事的决策权远不及公司的经理。
教产是中世纪的产品，应朝廷横征暴敛和物业权益缺乏保障而生。当时西欧各国正因为中央政府羸弱，股份公司才得以冒起，成为有力的自治实体，顶住朝令夕改的国家机器，确保本身的财产。伊斯兰教产受制于创办人订立的信托契约，但西欧公司可自订议程，本质上有别。这两种制度一高一低，使西欧和中东在商业组织的道路上分道扬镳，彼此间的差距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
由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伊斯兰世界的改革派多番想取销教产制度，部分是为了会集资源，为现代化提供资金;部份是想减轻制度僵硬所造成的包袱在角力的。过程中，国家的力量有所壮大，但也大大削弱了公民社会和个人的自由，借用今天中国内地的术语：“国进民退”。
平心而论，伊斯兰教打一开始就不否定商业活动。中古时代的中东，与世上其他地区同样欢迎商人，伊斯兰商人甚至控制了世上主要的长程贸易路线。伊斯兰信仰当初扩散到远东（现在福建省的泉州就有伊斯兰信徒早期定居的印记）和非洲，并非靠刀剑，而主要是靠贸易。
当时各地民众改宗伊斯兰教，主要是想加入中东的贸易网。伊斯兰商业机构控制了所有这些领域可惜接着那几百年，制度停滞不前，没有产生现代形式的牟利公司，以致很晚才从西欧移植。非股份公司形式的非牟利教产既然是永久性的机构，制度上的僵硬也就具有永久性，但社会需要随着时间不断演变，制度僵硬所造成的问题也与日俱增。箇中经验当引以为戒。
“企业社会责任”系列。四之三
参考文献：
Timur Kuran, The Long Divergence – How Islamic Law Held Back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