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四篇连载的最后一篇。我会先总结本栏过去三个星期的要点，再就本港的社会需要，探讨可行之道。
CSR在过去这几十年成为政治信条。作为政治信条，所谓「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思想是：单靠市场经济，难以满足公众的社会和道德需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很多社会问题，由贫穷、不平等、环境破坏、传统信念溶蚀、「文化帝国主义」，到道德败坏……，纷至沓来。
在一些发展中地区，这些问题加强了人们对政治自由的追求；两类诉求彼此激化，令问题变得愈来愈迫切。这类反对声音的影响与时俱增，甚至把企业看作社会问题的祸源；公众希望企业多回馈社会。为免政府收紧法例影响其盈亏，有些企业主动捐输。
两种CSR观不一定对立
商界最熟悉的CSR看法来自商学院。今天的商学院希望企业主动肩负社会的需要，视之为企业的责任。具体来说，为环境、消费者、雇员、社区、持份者以至公共领域的所有成员举办活动，彰显企业的良心、对社会的关怀和参与。
有些企业积极提倡公益，协助社区发展，主动消除不利公共领域的行为，对自身的要求甚至较法律超前。以此角度看，CSR是企业经过深思熟虑，将公益融入决策的一种核心业务。
有人相信，企业以CSR观来经营，长远盈利会更好，因为在消费者、供应商、雇员、投资者和当地社区里树立了「善长仁翁」的无价形象，对公司的市值大有裨益。但也有人认为，CSR纯属门面工夫，最多不过是避免政府监管的先发制人招数，会令企业分心，做不好牟利的本分。
现实中，这两种CSR观不一定对立，如果企业在经营环境中有「被」要求肩负社会责任的压力，则积极面对和主动解决方为上策，拖到没有回旋余地时才来缴付「罚款」，损失会更大。
以大师Milton Friedman（佛利民）为代表的经济学观点认为，企业尽力为持股人（stockholder）赚钱，就已尽了社会责任。但以商学院看，企业要顾及所有持份人（stakeholder。注意：不仅是持股人）的利益，才能获得最大的市值。这两种观点看似大有出入，但其实更像是半杯水应该说「半满」还是「半空」的老问题。
佛利民并不否定企业应兼顾到各方面的持份者，而只有建立持续经营的基础，长期的盈利才能达致最大。但商学院实际教导经理人如何让所有持份者参与，进来以提升公司长远的市值，从而使长期的盈利达致最大。这两种CSR观的区别在于用词多过实质。
君主迫于受政治约束
历史上，暴君是对私产最大的威胁，臣民动辄遭封屋，财产充公。家财亿万者，要财不露眼，谈何容易；一千年前，宋朝的苏州巨贾特地在亭台楼阁外架起毫不起眼的高墙，就是想避开朝廷耳目，以免招来抄家之祸。中东的伊斯兰富商则以真神的名义设立「教产」（waqf），借慈善信托来保护个人的财产（见上周本栏）；由于真神高于一切，即使君主也不敢随意侵吞。
工业革命之前的两百年，西欧有多项发展相辅相成，把经济带到全球化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兴旺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打造一部推动财富累积的引擎；二是构建一种为有产者保护其财产的工具。保护私产的工具至关重要，否则人们何来致富的诱因？
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做到这两个要求。公司既是推动累积的引擎，又是创富后、保护其不受侵夺的工具。公司具有独立自主和永续性的法律地位，不受创办人和拥有人的局限；其存在经法治确立，统治者也要尊重。由于可永续经营，公司有长期的诱因以累积资本，不会因为东主的康寿而停摆。
上周，本栏谈到伊斯兰合伙关系和继承法的局限，以及对中东发展的窒碍。与此相比，股份公司的自主性令股东有充分的灵活性，可视乎经营环境的变化，调配资源作最佳的运用。但伊斯兰教产取决于创建人的原意，不够灵活，很容易随岁月而老化，其存在的永继性最终变成祸，而不是福。
1600-1800年整整有两个世纪，古典的自由主义席卷欧洲。君主势孤力弱，不得不接受新的政治约束，尊重法治，不能随心所欲，更不敢肆意侵吞臣民的财产。代之而起的是，权力有限且有代表性的政府，使公司和自由市场得以蓬勃发展。
由于公司有巨大的活力，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在人类历史上，生活水准停滞数千年之后，首次飙升，人口向城市迁移。看文学名著即可知，当时城市的居住环境其实很差，但相对仍然比乡村好；认为乡间生活宁静和谐胜过城市，只是当时文人的幻想，源自十九世纪后诗人缅怀往昔的想像。城市繁荣起来后，现在的很多社会指标有所改善，这包括：婴儿死亡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身高和体重也有所增加。
「落后」生活变得浪漫
不过，城市日趋繁荣的同时，市场经济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单靠市场解决不了。由于城市密集的环境，贫富不均、民生困苦、道德败坏这类问题显得特别碍眼，而且人人都看得见，成为政治和社会动员的口实；与此同时，社会变得快，令一些人感到失落。正如上述，本来遭到讪笑的上世纪「落后」生活，突然变得浪漫起来。
市场经济崛起之前，社会和道德需要只是地方上的事，通常透过家庭、教堂和乡绅设立的慈善机构解决，中古时代的君主根本不管。但市场经济崛起后，这方面的需要变得复杂，在君主国家逐渐要由代议制政府来提供。家庭、教堂、慈善机构和公司形式的组织（包括牟利和非牟利）变成公民社会的成员，提供服务的作用逐渐缩减；代议政府十分热心，徇众要求赶忙立法。
英国立例保障妇女、儿童、穷人和弱者；俾斯麦治下的德国，更率先引入社会安全制度；西欧几乎所有的政府，均把教育和医疗视为己任。美国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推动的「新政」（New Deal，直译「重新洗牌」，意指重新分配资源）和1960年代约翰逊总统提出的「大社会」（Great Society），均力求以国家力量来满足最先进社会的社会和道德需要。
但事与愿违，政府提供服务的成绩一直强差人意。本栏在两周前提到，管理学大师Peter Drucker（德鲁克）发现，发达国家的人均不相信政府方案能够解决问题。就政府有心无力，他总结出四个理由。
一则政府兼顾的事太多，最终一事无成。二则社会计划由设计、采纳到落实，需要长时间的孕育，但民选政府任期短，注定目光短浅。三则政府方案一旦启动，即使发觉行不通，也很难放弃。由于政策不可能先测试才表决，政府通常同一时间内多头出击以博取政绩；有些方案摆明白费公帑，也仍然苟延残喘。四则这些社会和道德需要，通常涉及不同的利益和选民，很难界定明确的标的。
让这些大型的政府方案继续膨胀，必然有损财政的体质。政府本来想帮忙解决问题，最后自己反而成了问题，最明显不过的是，退休金和医疗开支。真正用会计原则来审核这方面的收支，世间发达的经济体几乎都要宣布破产。
政府方案主要造成两种经济损失，一、方案失效，虚耗税收；二、向企业征税，削弱其累积资本的意愿。但私营部门增长放缓，也就更难满足社会的需要。过程中，政客通常互相扯皮，令资源买少见少，问题更难解决，及至败象毕露，政客又反过来争相推诿。最后，市场和企业成为当然的矛头。
政府须提供财务诱因
政府若解决不了问题，还有出路否？以德鲁克看，有些问题可以交给非政府组织（简称NGO）代理。首先，他把牟利的公司也算作NGO，只不过与非牟利组织（又称为「第三部门」）属于不同的类别。理由很简单，这两种机构都独立于政府以外，都专注于一种目的。
企业的目的是累积资本，因此有财力资助社会方案；不用说，企业会希望解决那些与本身业务有关的社会需要。以这个角度看，应该由企业与兴趣相近，又有专长的非牟利机构合作，将原来的难题分拆成几个不同利益和选民较少的问题，这样才可望解开问题的死结。
德鲁克虽然寄望于NGO而不是公共部门，但问题相当棘手，仍然需要政府设立相关的法律架构和提供财务诱因。以我看，德鲁克的建议可能是解开这类死结唯一的可能。过去这几十年以至上百年，所有发达经济体的官方努力都差强人意。德鲁克没猜错的话，由于问题太复杂，不可能很快就获得解决；理顺各种利益、磋商达成结论，本身就是很繁复的过程。
佛利民会同意说，这些难题涉及太多利益，国家无法解决，最好是少扯上公共部门。只不过他没有讲出路在何处，而正是这些难题，无论市场和政府都束手无策。
最后，让我们看看，香港有哪些政策用得上CSR理念。
港府建议设立的关爱基金，不让出资的企业参与决定资金的用途和配置。但相信德鲁克会倒过来，由企业挑选非牟利组织，直接与后者合作，而由政府被动地参与——提供对等资金，但不涉及运作—— 除了负责必要的规管，确保资金用于既定的用途。
企业若只能出资，不能与非牟利组织一起工作，也就缺乏参与的诱因。让企业参与开发CSR方案，可以让他们接触社会，明白大众的需要，否则，利益复杂、选民众多的问题仍然动不了。关爱基金只不过是另一个官方炮制的方案，并非社区的心血。
设法冲出死胡同
教产冻结了伊斯兰国家25-50%的不动产，累积的过程前后将近十个世纪；中东发展滞后，部分与此有关。香港自麦理浩时代起，也有大约40%的土地冻结为郊野公园；四十年来，这苦了不少市民，我们的居住环境始终不如人意。我读小学时，教科书就说，香港地狭人稠。这无疑推高了楼价和租金，但何必人为地加剧这个困境？
想要掉头冲出这条掘头巷，政府可考虑在郊野公园拨出一批小地皮，单方面将每块地皮的发展权交托非牟利的环保NGO，可以用当众抽签或类似的机制挑选NGO。
为了让NGO从发展权获得回报，地皮拍卖所得由政府和NGO以事先决定的方法分账。
这无疑要立法会通过，议员会否支持、地皮最终能否发展，都是未知之数，但希望能抛砖引玉。事到如今，是时候认真权衡发展和保育、无限期冻结公众资产的代价。
赛马会作为久经考验的慈善机构，应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满足社会更多的需要。我相信，降低博彩税率可以加强马会行善的能力；只要赔率结构维持不变，也就不会刺激赌风。
与此同时，可规定获减省的税款直接用作慈善。政府既无赤字要填补，何不减税以利民？如果认为减利得税有利财团，则为了慈善而减博彩税，应该没有这种烦恼。马会是非牟利的，最适合与企业和其他非牟利的NGO合作，用德鲁克的办法，应可解决利益一方难以平衡的社会难题。
「企业社会责任」系列．四之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