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蘇格蘭道德哲學家與經濟學先驅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愛丁堡Panmure House終老，這座舊建築物近年展開修復工程募捐運動，以Buccleuch公爵十世與愛丁堡商學院Keith Lumsden教授為首；其顧問委員會由20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組成，主席為普林斯頓大學教授Orley Ashenfelter，可謂人才濟濟。我於本月14、15日兩天，有幸在該運動的晚宴致辭，現收錄並為文兩篇，於本欄連載。
阿當史密斯出生於蘇格蘭柯科迪鎮（Kirkcaldy），14歲考入格拉斯哥大學，隨後亦就讀於牛津大學。兩校之中他寧取格拉斯哥大學，在他眼中牛津大學的課程設計較古舊，教員亦較疏懶；此因牛津不像格拉斯哥，並不以學生數目來決定教授薪酬。 1751年，他獲格拉斯哥大學委任教授一職，但於1763年辭職，轉任年輕Buccleuch公爵Henry Scott的私人教師，隨後三年與公爵居於法國，並同往瑞士遊歷。
私利與公德
在歐洲期間，他有緣結交法國啟蒙運動始祖伏爾泰，以及其他大思想家如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魁奈（Francois Quesnay）、杜爾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等。1766年，他重返蘇格蘭柯科迪故鄉，隨後十年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1778年獲委任為海關專員，於愛丁堡Panmure House定居至終老，終身未娶。
阿當史密斯是蘇格蘭啟蒙運動代表人物；著有《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與《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兩大傑作，後者更廣被視為首本現代經濟學巨著，不單為史密斯帶來盛譽，也成為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經典著作之一。
一直以來在經濟學者眼中，此兩大傳世之作卻似是自相矛盾，因為《道德情操論》強調對別人的同情心，而《國富論》卻以個人私利的作用為論說重心。事實上，看似的矛盾只是表面而非實在；在《國富論》中，史密斯為求闡釋其政治經濟學研究，才聚焦人性的其中一個特質，以解釋市場經濟如何在個人私利帶動下，有助促進大眾利益。相反，在《道德情操論》中，則較全面探討人性，以期就人類社會如何生息繁衍以建構較全面的經濟學理論。
史密斯預見由於現代商業社會日形複雜，日常事務在在須與陌生人打交道。商業社會中的人際關係，並非建基於彼此之間的關愛情誼。現代人即使各不相干，同情心欠奉，倒也無礙於彼此日常事務上的交往。他的以下名言，足可作為這個概念的注腳：
「肉商、釀酒商、麵包店所以是大眾衣食父母，無非利之所在，而與仁義無關。大眾日常生活上一應所需能夠獲得滿足，不因人性厚道，而只是基於商販的自利動機。社會上只有行乞之輩，才會選擇仗賴別人善心度日。」
「分工」動機 增值關鍵
史密斯對現代市場經濟分析的獨到之處有三方面：
首先，他開宗明義，指出「財富」要旨在於大眾福祉，而非君主私利。他抨擊重商主義思想誤將國富等同於通過貿易盈餘而囤積的巨額黃金儲備，因為此等儲備只有利於君主發動戰爭，而非改善國計民生。同時，他直指不應助長當時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歪風；他提出的主張在當時可算十分前衛。
其次，他提出「無形之手」的概念，以闡釋何以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參與者素不相識，而生產商供應竟能夠與消費者需求配合得天衣無縫的道理。個人自利的動機，正是促使人際間互通有無的原動力。以現代經濟學用語表達，此亦即市場競爭促進社會大眾福祉的原理。不過，若要「無形之手」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則必須依靠法治，也就是史密斯在《道德情操論》書中詳加闡釋的「公義」。
第三，以分工為生產力及收入增長來源，可算是《國富論》首頁中提出至為關鍵的觀點。史密斯就此曾提出名言：從腳夫與哲學家之間的分別，可看出分工既是果，也是因。
柏拉圖率先在其著作《理想國》（The Republic）中指出，任何政體之中的分工，均源於個人技術的分野。可見柏拉圖認為分工是個人具備不同技術的果。史密斯更進一步認為，實際上個人之間縱使全無分別，也存在選擇分工的動機，因假以時日，熟能生巧，生產力提高，分工成為個人專長，因而從中獲益。史密斯視分工為提升生產力及開發不同技術的過程。他認為分工亦是開發不同技能以及增加生產力的因。
不過，分工作用始終有限；以此提升生產力的程度須視乎生產規模而定。若生產供應只限於一個小村莊的範圍，根本毋需為分工而大費周章；若供應範圍大如全國或整個洲，市場規模如此龐大，則自有仔細分工必要。
史密斯因而提出另一名言：分工受到市場規模所限。換言之，擴展市場規模所得的收穫，有助於生產力持續提升。他更以此為據，主張利用自由貿易促進世界經濟繁榮。近兩個半世紀以來，拜全球化所賜的經濟增長，可說早在《國富論》一書預計之中。
慧眼識別 市場潛能
但凡環球市場的參與者，都能體會到自由貿易有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從業員生產力、增加消費者選擇的道理。擴展市場規模既可立新，亦能破舊，即經濟學上所謂「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但在全球化造福整體經濟的同時，不少舊有的行業亦會隨之消失。
置身資本主義尚未出現的時代，史密斯已獨具慧眼，預見市場對改善民生的巨大潛能。另一方面，他亦憂慮政府出於私利目的，為求助長國營機構壟斷而壓抑自由市場，以致弱勢社群難望改善生計。不過，在史密斯所處時代，各國政府仍缺乏足夠權力為社會帶來不勝負荷的沉重國債包袱。
及至十九世紀，隨着國際間貿易與資金流日趨普及，固然有人因而致富，陷於貧困者亦有之。二十世紀上半期，全球先後因爆發兩次世界大戰而遭逢浩劫，並且飽受經濟大蕭條蹂躪。面對就業機會有得有失，繁榮、貧困並存的現象，要有順暢的調整過程，才可避免使人視之為擴展市場規模所帶來無可避免的後果。
若調整過程難免遇到阻滯，備受影響的往往是弱勢社群。有時調整過程的節奏未如理想中迅速，可能是由於制度僵化或採用的制度令調整速度放緩，以致自從經濟大蕭條以來，種種貨品及服務的自由貿易，尤其是資金自由流動所帶來的好處，不時受到質疑會導致市場無法預防、難以補救的經濟惡果。
時至今日，雖然市場在創富、減貧兩方面威力不凡，有助於改善民生，但其運作暢順的形象已略打折扣。社會上日漸流行的一套新自由主義觀念，反而認為政府應規管市場，並採取措施扶助弱勢社群。自從阿當史密斯所處年代以來，政府的社會功能與市場的經濟作用此消彼長，彼此拉鋸的形勢至今持續不斷。現代社會對此議題一直有所爭抝，眾說紛紜。
現代經濟 奠基泰斗
阿當史密斯現已公認為現代經濟學與資本主義的開山祖師。事實上，「資本主義」一詞由馬克斯（Karl Marx）所創。馬克斯著作較史密斯遲近四分之三個世紀才面世，馬克斯尤其著眼於各種大型機器帶動現代經濟的作用（見「參考文獻」）。兩人對現代經濟的運作原理持極不同觀點。
馬克斯將機器稱為資本，並視之為現代經濟中經濟生產與階級關係的關鍵因素，因而產生「資本主義」一詞。相信史密斯對此不會苟同；在他心目中，現代經濟學的特點乃分工與市場規模擴展。
據馬克斯分析，工人階級的勞動力成果備受企業家擁有的機器所掠奪，而利潤與利息為企業家所兼得。他視機器等同於資本，將其擁有者視為資本家。至於機器本身，則被視為以往勞動力的成果，或資本家所攫取的盈利。
差利電影《摩登時代》（Modern Times）中，就把馬克斯著作中工人飽受剝削的現象表現得淋漓盡致，並突顯出機器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電影中的工人在令人透不過氣的不友善環境下飽受機器壓迫，而資本家則以面目模糊、隱蔽、遙遠的資態出現，被塑造成一個階層，而非個人。
馬克斯對機器的偏執觀點並未能對現代經濟作出可信分析。現代筆記簿型電腦的運算功能，已遠勝我40年前留學芝大期間在校內所見置於數千平方米冷氣間的大型電腦主機。現在幾乎人手一部筆記簿型電腦，已不需依賴非自己擁有的龐大電腦主機。
無論如何，以機器為現代經濟核心之說缺乏說服力，馬克斯的科學分析已被徹底推翻，至今仍信以為真者少之又少。雖然其學說中遣詞造句方面確有動人之處，在政治及意識形態上仍有追隨者，但影響力已每況愈下。
阿當史密斯對社會應有功能的觀念，尤其是關於濟貧扶弱角色，並未在《國富論》中論及，反而是《道德情操論》書中的要點。雖然《國富論》公認是他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但相信《道德情操論》才是作者心目中最得意之作。發表《道德情操論》的目的，在於解釋人類為何能超越自利本性，而作出道德判斷；他在有生之年一再修訂此書，共出六版之多。因此，要了解史密斯畢生著作的要義，須從他這第一部著作入手；下周將以此為討論重點。
參考文獻：
Maxine Berg, The Machinery Question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1815-184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