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今時今日，世界各地大多數社會愈來愈關注貧窮、瀕窮，與及貧富不均的現象。貧窮關乎生活水平：農業社會資源匱乏，大部分人生活窮困；工業社會資源充裕，貧窮人口比例相應大減。即使富裕社會採取的貧窮線定位標準高於貧窮社會，也同樣有此現象，舉個例說，富裕社會中一個貧困家庭的生活水平有可能高於貧窮社會中一個富裕家庭。
不均現象關乎社會民眾的生活水平分配，與貧窮是兩回事，不論社會貧富，分配不均同樣存在。貧窮農業社會的不均程度往往較高，只有少數精英生活優裕，普羅大眾則生活貧困。工業社會人口的整體生活水平通常差異較小，不均現象卻依然存在，近三四十年來在各國社會內的不均現象更有惡化趨勢。
「貧線」難定 患在不均
隨着中國及不少新興國家的經濟高速發展，全球窮人數目大為減少，不均現象顯著改善。世界銀行的千禧滅貧目標，即將全球每日收入少於1.25美元人數減至零，可望於2015年達成，全球收入及生活水平兩方面的不均程度確已減輕。但各地社會內的不均現象卻似乎日漸惡化。
富裕社會中只有少數人處於赤貧之中，這類家庭佔整體人口比率不會超過5%，在正常情況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超過10%。根據官方所訂的貧窮線，即家庭入息中位數50%，全港人口約有15% 收入低於貧窮線，即目前一家四口月入17400元（其中包括社會福利金），平均計算等於每人每日18.6美元，相當於世界銀行界定全球人口貧窮線的15倍。美國約有16% 家庭活在貧窮線以下，即現時一家四口年入23000美元（或月入14950港元）。
當然，富裕社會中並非所有活於貧窮線以下的家庭都真正貧窮，事實上，貧窮線不過是在某一時段中家庭經濟狀況的定位，期間各家庭又各處於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階段；家庭所處階段既是各有不同，實難互相比較，而成員數目一般亦隨各個階段而有所變動，以為可以一線定貧窮，未免愚不可及。若將四口之家的貧窮線定為月入17400元，難道月入18000元的家庭就不算貧窮？即使不論年齡及其他相異元素，單親媽媽與一名子女相依為命的家庭經濟狀況，又如何可與無兒無女的夫婦相提並論？難怪美國聯邦法院法官也說過，貧窮線根本是毫無作用的統計數據。
扶貧的宗旨應在制訂政策救助貧苦，以改善其生活條件，有兩種方法可用。其一，是找出家庭致貧原因，從根本解決問題；其二，是通過制訂政策改善貧者生活，例如提供收入津貼，其扶貧作用能否持久，又或說收入津貼對受助家庭下一代有何影響，一直有所爭論。
投資後代 希望所寄
收入津貼能否有助改善跨代社會流動性？假如父母將所得額外資源投放於子女身上，那當然有幫助，否則自然無補於事。社會能否「促使」父母投資在子女身上？此舉無疑成本較高，因為要改變行為習性難免要付出代價，而且是否可行亦備受爭議，向父母施壓是否有違父母自由選擇，也構成道德議題，難道為人父母者不懂把最好的給子女？
還有另一選擇就是政府直接為下一代投資。問題是政府能否勝任，又有否足夠動力好好完成任務；若不然，則外判給社會服務機構代勞？若是如此，又如何監察有關機構表現？監督父母將收入津貼用於子女教育方面是否較為輕易、划算？
有關這些問題的研究結果人言人殊，至今未有定論。難怪扶貧措施往往引致政治齟齬、社會分化，兼且蒙上一層濃厚的道德色彩？要真正解決貧窮問題，必須以有關致貧因素的實證為基礎，並掌握對種種建議政策方案的利與弊，方能避免適得其反，引發更多問題。
中產受壓 當前挑戰
貧窮現象在人類歷史中由來已久，隨着工業化大規模扶貧有成，可惜未能徹底予以根除，因而被視為社會「問題」。社會上的零星貧窮現象，一直對各種社會「藥方」產生極強「抗藥性」，迄今為止，各國政府的扶貧舉措，論規模之大，莫過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總統詹森（President Lyndon Johnson）所發動的「大社會」計劃（Great Society Program），但該計劃最終亦未能成功。
當前社會面對的另一大威脅也與貧窮問題有關，是「中產沉降」（sinking middle class）趨勢，有意見認為此威脅尤甚於貧窮問題，因為受影響者為數更多。所謂「中產沉降」，即社會上已有大部分中產階級無法賺取活得舒適的收入。
要活得舒適的各種所需包括健康、教育、房屋、成家立室、養兒育女，以至三十年退休生活的代價均日益高昂，要賺取足夠優悠生活所需變得難上加難。依我估計，現今各地富裕社會至少有半數人口處於「中產沉降」境況。
若以擁有多少部手機、新奇流動玩意，以及能買多少衣服、食品、消費品而言，一般人的生活水平也許並無下降；但他們愈來愈難以觸及的反是更重要的東西。試想本地月入處於家庭入息中位數而達34800元的所有四口之家，有多少人有信心能夠自置居所、結婚生子、為子女提供優質教育、享有優質醫療服務、安享退休生活，且相信自己的下一代也可過得舒適？
供求雙向 追本溯源
我們的社會何以落得如斯田地？不少人對此自有心目中的最佳答案，縱使大都不無道理，但只能解答問題的極小部分，無奈眾人又往往無意全面了解真相，寧願偏執己見，在政治上爭論不休。要減輕貧窮、瀕窮以及不均現象，必須尋根究底，否則根本無法找到解決方案。
要了解貧窮、瀕窮、不均所涉及的問題，一般可從供應與需求兩個方向探究。雖然供求之間並非完全獨立，但各有重點確是事實。從供應方面著眼，重點在個人特點、家庭背景、社區及環境等因素，從中探討個人貧窮原因。從需求方面著眼，重點則在經濟狀況，例如商業周期、與國家興衰攸關的長期經濟趨勢，以及影響各行各業榮枯的長期科技趨勢。下文列出供求兩面的主要因素。
聚焦供應 四大因素
一）教育投資
人力資本愈豐厚，賺錢能力自然愈高。化解貧窮及瀕窮之道，在於協助缺乏機遇者在人生階段中及早累積人力資本。人力資本源於以下三大平台：家庭、學校、社區，為個人學習與培育提供所需歷練。鞏固三大平台，等於為下一代投資。
1）貧困家庭及破碎家庭在子女身上的投資自然較少，離婚率升勢正是單親家庭子女失意人生的主因。香港現時離婚率已位列全球十大。
2）教育成本高昂之處，在於需要教師投放大量時間。一個大學畢業生所花全日制學習時間長達整整十六年（尚未計算幼兒班及幼稚園教育年期）。假設一般中學的師生比例為1比40，而大學師生比例為1比20，則一名教員終其畢生三十六年的教學生涯，也只能培育出七十二名臻於大學畢業階段的學生。要得享優質教育，學校既須延聘優質師資，學生亦須就讀優質學校及大學，所需成本也更高昂。現代資訊科技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便於學習，卻不能取代師生間直接交流的優質教學模式。
無論在香港或海外各地，在師資培訓及誘發教師悉心教學方面均大有改善空間，既然教與學編排對下一代前途以至全民未來如斯重要，若然處理失當，恐怕整體社會亦會一敗塗地。
3）社區中的學習機會也至關重要，香港社會雖有種種慈善志願機構為弱勢社群服務，可惜低收入家庭多居住於狹小且位置遠離市中心的公屋，以致學生難以在家居及學校以外獲得所需培育或有利成長的環境。
二）醫療服務
健康的人往往壽命較長，寄望長壽者願意在人力資本上多作投資，在於既有較長時間可享用回報，亦可藉以賺取更高回報。富者也往往壽命較長，在人力資本上投資也相對較多。因此，富裕社會人均壽命較長，在醫療保健一環投資也較多，但優質醫療保健重擔，對貧窮及瀕窮階層而言卻不勝負荷。
香港社會一向實施高度資助形式，透過由公立醫院提供近乎免費的醫療服務，形成類似配給醫療服務模式，雖然看似公平，但實際上令貧窮及瀕窮階層所獲服務水準流於得過且過。瀕窮階層由於對服務的期望稍高，不滿程度自然尤深，資助醫療服務的較佳辦法應在於增聘醫療人手。
三）房屋供應
房屋供應短缺已屬全球富裕國家及地區的普遍現象，市區乃居民首選居住地點，但環境擠廹，土地供不應求情況嚴重；各地政府規管過嚴，市區重建障礙重重。種種建築規則及規劃守則造成房屋供應日形緊絀，特殊利益團體極力反對地產發展，更令上述形勢愈益嚴峻。立場強硬的團體如保育分子、古跡愛好者極力維護鄉郊生活方式，其他環保分子則致力限制市區新建樓宇高度；這些反對力量影響之下，樓價自然高企。
在此一範疇，政府未能協調各方利益衝突，以致為爭取小眾利益者藉種種發展規條並利用有關法規，得以主宰社會大眾利益。政治往往在民主社會演變成如斯局面，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富格遜教授（Professor Niall Ferguson）所言，反映法治精神已受侵蝕，反而由律師把持大局。
四）退休保障
放眼今天，長壽而收入偏低實在堪憂，社會應如何令普羅大眾老有所養？當英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推出社會退休保障，不論男女，年屆六十即可申領，而時人的預期壽命也正是六十歲，現時預期壽命已增至八十歲，原有退休保障制度未有隨之作出更改，難怪不勝負荷。受到政客擺弄，要加以改革也是障礙重重。
假如香港選擇採用全民退休保障，則有關制度未及推行，便先破產。既然人類預期壽命勢將日益延長，任何預設退休年齡的退休制度都難逃破產厄運。實施勢將破產的退休制度，事實上違反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跨代社會契約，此一社會契約世世代代一直確保子女照顧年邁父母，而父母則在子女年幼時在其身上作出投資。
今時今日，政府往往易受各種既得利益團體及短視政客所操控，更難倚靠，要保障老有所養，當然不及父母與子女間人倫關係的大自然契約。
著眼需求 另有體會
至於需求方面，最關鍵的變化在於科技。迄今為止，人類發明的最具效益科技非電力與資訊科技莫屬，二者不但令全球掀起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後仍勢將繼續發揮影響力。但就今日所見，新科技並未能確保有意工作者謀得職位以享舒適生活。
高技術與低技術工作者的工資差距持續擴大三十多年之久，趨勢仍無放緩跡象。機械、新物料以及數碼科技的發展，勢將令企業傾向削減低技術職位。因此，中產階級必須致力提高技術水平，力爭上游，否則只會遭受淘汰。為人父母者即使自己教育程度不高，亦深明此理，是以不少父母千方百計安排子女參加各類訓練計劃，學習有用技能，以期子女終能出人頭地，免遭科技發展淘汰。
即使未能習得在新經濟中成功所需的硬性技能（hard skills）者，仍可培育出軟性技能（soft skills）。基本上科技為本經濟屬服務型經濟，但要能從中受惠，必須能夠掌握人際溝通技巧，並深諳優質服務至上與處事周密的致勝之道。
二十一世紀帶來要解決貧窮、瀕窮、不均問題的種種新挑戰，與二十世紀所經歷的挑戰截然不同，但過往的失敗經驗足可借鏡，上世紀但求解決社會問題而大灑金錢的方式以失敗告終，但願本世紀能經一事，長一智。觀乎各地政客及倡議團體對有關問題的議論方式，我未感樂觀。事實上，他們誇誇其談，仍擺脫不了上世紀的議論方式與口徑，對今日世界所面對的種種挑戰不甚瞭然。
參考文獻：
Niall Ferguson, The Great Degeneration, Penguin Books, 2013.
本欄將於七月及八月暫停，而於九月復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