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今时今日，世界各地大多数社会愈来愈关注贫穷、濒穷，与及贫富不均的现象。贫穷关乎生活水平：农业社会资源匮乏，大部分人生活穷困；工业社会资源充裕，贫穷人口比例相应大减。即使富裕社会采取的贫穷线定位标准高于贫穷社会，也同样有此现象，举个例说，富裕社会中一个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平有可能高于贫穷社会中一个富裕家庭。
不均现象关乎社会民众的生活水平分配，与贫穷是两回事，不论社会贫富，分配不均同样存在。贫穷农业社会的不均程度往往较高，只有少数精英生活优裕，普罗大众则生活贫困。工业社会人口的整体生活水平通常差异较小，不均现象却依然存在，近三四十年来在各国社会内的不均现象更有恶化趋势。
「贫线」难定 患在不均
随着中国及不少新兴国家的经济高速发展，全球穷人数目大为减少，不均现象显著改善。世界银行的千禧灭贫目标，即将全球每日收入少于1.25美元人数减至零，可望于2015年达成，全球收入及生活水平两方面的不均程度确已减轻。但各地社会内的不均现象却似乎日渐恶化。
富裕社会中只有少数人处于赤贫之中，这类家庭占整体人口比率不会超过5%，在正常情况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超过10%。根据官方所订的贫穷线，即家庭入息中位数50%，全港人口约有15% 收入低于贫穷线，即目前一家四口月入17400元（其中包括社会福利金），平均计算等于每人每日18.6美元，相当于世界银行界定全球人口贫穷线的15倍。美国约有16% 家庭活在贫穷线以下，即现时一家四口年入23000美元（或月入14950港元）。
当然，富裕社会中并非所有活于贫穷线以下的家庭都真正贫穷，事实上，贫穷线不过是在某一时段中家庭经济状况的定位，期间各家庭又各处于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家庭所处阶段既是各有不同，实难互相比较，而成员数目一般亦随各个阶段而有所变动，以为可以一线定贫穷，未免愚不可及。若将四口之家的贫穷线定为月入17400元，难道月入18000元的家庭就不算贫穷？即使不论年龄及其他相异元素，单亲妈妈与一名子女相依为命的家庭经济状况，又如何可与无儿无女的夫妇相提并论？难怪美国联邦法院法官也说过，贫穷线根本是毫无作用的统计数据。
扶贫的宗旨应在制订政策救助贫苦，以改善其生活条件，有两种方法可用。其一，是找出家庭致贫原因，从根本解决问题；其二，是通过制订政策改善贫者生活，例如提供收入津贴，其扶贫作用能否持久，又或说收入津贴对受助家庭下一代有何影响，一直有所争论。
投资后代 希望所寄
收入津贴能否有助改善跨代社会流动性？假如父母将所得额外资源投放于子女身上，那当然有帮助，否则自然无补于事。社会能否「促使」父母投资在子女身上？此举无疑成本较高，因为要改变行为习性难免要付出代价，而且是否可行亦备受争议，向父母施压是否有违父母自由选择，也构成道德议题，难道为人父母者不懂把最好的给子女？
还有另一选择就是政府直接为下一代投资。问题是政府能否胜任，又有否足够动力好好完成任务；若不然，则外判给社会服务机构代劳？若是如此，又如何监察有关机构表现？监督父母将收入津贴用于子女教育方面是否较为轻易、划算？
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结果人言人殊，至今未有定论。难怪扶贫措施往往引致政治龃龉、社会分化，兼且蒙上一层浓厚的道德色彩？要真正解决贫穷问题，必须以有关致贫因素的实证为基础，并掌握对种种建议政策方案的利与弊，方能避免适得其反，引发更多问题。
中产受压 当前挑战
贫穷现象在人类历史中由来已久，随着工业化大规模扶贫有成，可惜未能彻底予以根除，因而被视为社会「问题」。社会上的零星贫穷现象，一直对各种社会「药方」产生极强「抗药性」，迄今为止，各国政府的扶贫举措，论规模之大，莫过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President Lyndon Johnson）所发动的「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Program），但该计划最终亦未能成功。
当前社会面对的另一大威胁也与贫穷问题有关，是「中产沉降」（sinking middle class）趋势，有意见认为此威胁尤甚于贫穷问题，因为受影响者为数更多。所谓「中产沉降」，即社会上已有大部分中产阶级无法赚取活得舒适的收入。
要活得舒适的各种所需包括健康、教育、房屋、成家立室、养儿育女，以至三十年退休生活的代价均日益高昂，要赚取足够优悠生活所需变得难上加难。依我估计，现今各地富裕社会至少有半数人口处于「中产沉降」境况。
若以拥有多少部手机、新奇流动玩意，以及能买多少衣服、食品、消费品而言，一般人的生活水平也许并无下降；但他们愈来愈难以触及的反是更重要的东西。试想本地月入处于家庭入息中位数而达34800元的所有四口之家，有多少人有信心能够自置居所、结婚生子、为子女提供优质教育、享有优质医疗服务、安享退休生活，且相信自己的下一代也可过得舒适？
供求双向 追本溯源
我们的社会何以落得如斯田地？不少人对此自有心目中的最佳答案，纵使大都不无道理，但只能解答问题的极小部分，无奈众人又往往无意全面了解真相，宁愿偏执己见，在政治上争论不休。要减轻贫穷、濒穷以及不均现象，必须寻根究底，否则根本无法找到解决方案。
要了解贫穷、濒穷、不均所涉及的问题，一般可从供应与需求两个方向探究。虽然供求之间并非完全独立，但各有重点确是事实。从供应方面着眼，重点在个人特点、家庭背景、小区及环境等因素，从中探讨个人贫穷原因。从需求方面着眼，重点则在经济状况，例如商业周期、与国家兴衰攸关的长期经济趋势，以及影响各行各业荣枯的长期科技趋势。下文列出供求两面的主要因素。
聚焦供应 四大因素
一）教育投资
人力资本愈丰厚，赚钱能力自然愈高。化解贫穷及濒穷之道，在于协助缺乏机遇者在人生阶段中及早累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源于以下三大平台：家庭、学校、小区，为个人学习与培育提供所需历练。巩固三大平台，等于为下一代投资。
1）贫困家庭及破碎家庭在子女身上的投资自然较少，离婚率升势正是单亲家庭子女失意人生的主因。香港现时离婚率已位列全球十大。
2）教育成本高昂之处，在于需要教师投放大量时间。一个大学毕业生所花全日制学习时间长达整整十六年（尚未计算幼儿班及幼儿园教育年期）。假设一般中学的师生比例为1比40，而大学师生比例为1比20，则一名教员终其毕生三十六年的教学生涯，也只能培育出七十二名臻于大学毕业阶段的学生。这比对起二千多年前孔子时代，增加不大；而现今经济发达、教育需求增加，工作人口中教师所占比例自然上升。要得享优质教育，学校既须延聘优质师资，学生亦须就读优质学校及大学，所需成本也更高昂。现代信息科技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便于学习，却不能取代师生间直接交流的优质教学模式。
无论在香港或海外各地，在师资培训及诱发教师悉心教学方面均大有改善空间，既然教与学编排对下一代前途以至全民未来如斯重要，若然处理失当，恐怕整体社会亦会一败涂地。
3）小区中的学习机会也至关重要，香港社会虽有种种慈善志愿机构为弱势社群服务，可惜低收入家庭多居住于狭小且位置远离市中心的公屋，以致学生难以在家居及学校以外获得所需培育或有利成长的环境。
二）医疗服务
健康的人往往寿命较长，寄望长寿者愿意在人力资本上多作投资，在于既有较长时间可享用回报，亦可藉以赚取更高回报。富者也往往寿命较长，在人力资本上投资也相对较多。因此，富裕社会人均寿命较长，在医疗保健一环投资也较多，但优质医疗保健重担，对贫穷及濒穷阶层而言却不胜负荷。
香港社会一向实施高度资助形式，透过由公立医院提供近乎免费的医疗服务，形成类似配给医疗服务模式，虽然看似公平，但实际上令贫穷及濒穷阶层所获服务水平流于得过且过。濒穷阶层由于对服务的期望稍高，不满程度自然尤深，资助医疗服务的较佳办法应在于增聘医疗人手。
三）房屋供应
房屋供应短缺已属全球富裕国家及地区的普遍现象，市区乃居民首选居住地点，但环境挤廹，土地供不应求情况严重；各地政府规管过严，市区重建障碍重重。种种建筑规则及规划守则造成房屋供应日形紧绌，特殊利益团体极力反对地产发展，更令上述形势愈益严峻。立场强硬的团体如保育分子、古迹爱好者极力维护乡郊生活方式，其他环保分子则致力限制市区新建楼宇高度；这些反对力量影响之下，楼价自然高企。
在此一范畴，政府未能协调各方利益冲突，以致为争取小众利益者藉种种发展规条并利用有关法规，得以主宰社会大众利益。政治往往在民主社会演变成如斯局面，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富格逊教授（Professor Niall Ferguson）所言，反映法治精神已受侵蚀，反而由律师把持大局。
四）退休保障
放眼今天，长寿而收入偏低实在堪忧，社会应如何令普罗大众老有所养？当英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出社会退休保障，不论男女，年届六十即可申领，而时人的预期寿命也正是六十岁，现时预期寿命已增至八十岁，原有退休保障制度未有随之作出更改，难怪不胜负荷。受到政客摆弄，要加以改革也是障碍重重。
假如香港选择采用全民退休保障，则有关制度未及推行，便先破产。既然人类预期寿命势将日益延长，任何预设退休年龄的退休制度都难逃破产厄运。实施势将破产的退休制度，事实上违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跨代社会契约，此一社会契约世世代代一直确保子女照顾年迈父母，而父母则在子女年幼时在其身上作出投资。
今时今日，政府往往易受各种既得利益团体及短视政客所操控，更难倚靠，要保障老有所养，当然不及父母与子女间人伦关系的大自然契约。
着眼需求 另有体会
至于需求方面，最关键的变化在于科技。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最具效益科技非电力与信息科技莫属，二者不但令全球掀起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后仍势将继续发挥影响力。但就今日所见，新科技并未能确保有意工作者谋得职位以享舒适生活。
高技术与低技术工作者的工资差距持续扩大三十多年之久，趋势仍无放缓迹象。机械、新物料以及数码科技的发展，势将令企业倾向削减低技术职位。因此，中产阶级必须致力提高技术水平，力争上游，否则只会遭受淘汰。为人父母者即使自己教育程度不高，亦深明此理，是以不少父母千方百计安排子女参加各类训练计划，学习有用技能，以期子女终能出人头地，免遭科技发展淘汰。
即使未能习得在新经济中成功所需的硬性技能（hard skills）者，仍可培育出软性技能（soft skills）。基本上科技为本经济属服务型经济，但要能从中受惠，必须能够掌握人际沟通技巧，并深谙优质服务至上与处事周密的致胜之道。
二十一世纪带来要解决贫穷、濒穷、不均问题的种种新挑战，与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挑战截然不同，但过往的失败经验足可借镜，上世纪但求解决社会问题而大洒金钱的方式以失败告终，但愿本世纪能经一事，长一智。观乎各地政客及倡议团体对有关问题的议论方式，我未感乐观。事实上，他们夸夸其谈，仍摆脱不了上世纪的议论方式与口径，对今日世界所面对的种种挑战不甚了然。
参考文献：
Niall Ferguson, The Great Degeneration, Penguin Books, 2013.
本栏将于七月及八月暂停，而于九月复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