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4年12月31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聖誕前夕，我在中環的大街小巷走了一個下午，四周氣氛尤較平日繁忙，大多數寫字樓已經關門，但商店都為前來購物的顧客大門長開；平日我也會因工作而踏足這區，但總是來去匆匆，難得這天踫巧沒有要事在身，可以細味漫步街頭的感受。
中環步伐急速，一片大都會非凡氣派，盡顯香江的活力動感，行人摩肩接踵，我很喜歡這種感覺。雖然家居及工作都不在中環，但我在童年時代早已認定，中環一直是帶動整個城市的脈搏，並不止於明信片上的風景，實在是香港這個孕育我的成長、傲視全球的國際大都會的靈魂。
居住重心的轉移
隨着社會發展，人口逐漸移居至新界地區，目前人口的居住重心點，已介乎沙田與大埔之間，近半數小孩在偏遠屋邨中成長，直至成年以後才初次踏足中環。對他們來說，要花老半天時間到中環一遊，不但並非人人負擔得起，亦不覺有此必要；居所偏遠，日常生活與中環根本扯不上關係。
近30年來，香港經濟日益繁榮，但愈來愈多中等收入階層未能受惠，低收入階層的境況更自不待言。收入不均是全球發達國家的共有問題，香港的情況祇是較為嚴重；高等教育學位不足，以致收入差距難以縮窄，而經濟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令擁有人力資本者得享其成果。1976年，本地一般大學畢業生收入平均等於中學或預科畢業生的2.5倍，至2011年，彼此收入差距已擴大至3.5倍。
最重大的影響在於近年樓價不斷飆升，社會分成「有產一族」（haves）與「無產一族」（have-nots），彼此間的鴻溝對經濟不均與跨代不均現象，帶來深遠的惡果。
居所偏遠疏離、收入差距日廣，以及日益擴闊的資產鴻溝，使本地居民漸覺中環陌生；此外，具強大購買力的內地旅客日增，不但推高包括中環的各區零售商店租金，且對店舖的銷售貨品種類以至櫥窗擺設起了主導作用，更加強了這種陌生感覺。
空間運用的限制
雖然內地旅客能為服務界從業員帶來就業機會，但受薪一族的受惠程度遠不及業主般明顯得益，遂進一步拉濶社會上收入與資產的鴻溝。箇中衍生疏離之感，易被激進的本土主義者加以扭曲，藉以煽動仇視大陸旅客的情緒，例如廣東道Dolce & Gabbana店前禁止本地人拍照，以及政府立例限制攜帶奶粉越過兩地邊境。
何以商場及直銷店不轉往新地區發展，以舒緩現時旺區的擠擁情況，實在令入費解；據知情人士說，由於土地供應短缺，要為發展或重建項目提供足夠補償，並取得發展項目中各既得利益的持份者同意，其中牽涉政治成本之高，足令政府官員望而卻步，以致無人敢提出有關建議。
舊區工廠大廈林立，為何又不可變作其他用途？箇中疑團從未破解。香港工業北移已有二十多年，一直按兵不動所為何事，實在令人摸不着頭腦。猶記得港英政府治下麥高樂（Hamish Macleod）任財政司時期，就有不少社會賢達提出同一疑問，延至今日才見觀塘廠廈逐漸改變用途，但其他工業區仍原封不動。
至於房屋委員會轄下的舊式七層工廠大廈至今未變，更令人大惑不解，夕陽工業仍要納稅人資助固成疑問，加上古老廠廈多已淪為貨倉，不再如常營運，就更於理不合。目前全港這類舊式廠廈樓面總面積約達325000平方米。
小眾角色的演變
正如卜戴倫那首金曲中的經典名句：“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已隨風消逝）；另有智者告知，香港已任由小眾專制主宰，各式各類小眾集團不但勢力龐大，組織完善，更有傳媒界同道中人代為發聲，擺出一副大義凜然之勢，令一眾政客與官僚也不得不屈服。此等盛氣凌人的小眾集團也不乏沉默的支持者。
香港從工業化轉型為服務業經濟發展，除需有相應教育政策之外，善用工商用地也是重振經濟發展的關鍵元素。至於住宅用地，除了為中等收入及低收入階層提供棲身之所以及資本增值用途外，其供應現狀也是另一謎團。
本地居住環境日形狹窄是不爭的事實，「有產一族」與「無產一族」在資產問題上更日形分化，但有目共睹的是，香港大量空置土地由於種種狹隘特殊利益集團基於政治因素從中作梗，而未能善加利用。新加坡有九成以上土地已經發展，倒從未見有人抱怨居所狹窄或居住環境差於只發展了四分一土地的香港。
1970年代我正在大學求學之際，此等小眾在知識份子心目中的印象遠較現時正面，小眾多元，當時也被視為多元社會的根基。亞歷西斯 ∙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著作《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中就曾提出同一論點，以公民社會為私人與公民事務之所。多元主義能產生多元精英，從而提供規範民主制度正常運作的各種制約。
無奈這種民主觀念已逐漸消弭，隨着歐洲大陸的演變、英語世界的變遷，小眾集團在政治上大權在握，反令大眾受其操控。小眾較大眾優勝之處，主因有二：首先，基於組織成本與人數成正比之故，小眾較易組織起來。其次，人數多的羣組付出輕微代價，即可令人數少群組的受惠者得到豐厚得益；假使一百萬人每人付出一元，受惠的一百人每人即可獲一萬元，一百萬人既然所付代價微不足道，其反對付出的誘因也就不大。
相反，若措施要求一百人每人付出一萬元，而受惠者達一百萬人，則政策獲通過的機會甚微，因為一百人所付代價太大，自會反抗到底，而一百萬人因為得益微不足道，根本不會在乎措施能否實行。
因此，社會自然傾向支持大大有利小眾而對大眾利益損害輕微的政策，但假若社會大都接受這類政策，則民主制度無從發揮服務大眾並保障小眾的作用，結果民主作為一種管治方式的認受性只會大減。
民主本屬一種包容的政治制度，可惜日漸淪為被種種小眾（強盜資本家、工運分子、環保分子以至雞農等等）任意騎劫的制度，這對一種本應包容性廣的制度並無好處。
聖誕購物的比喻
我在聖誕前夕漫步中環之際，注意到各式各類購物者，有些熱衷購物，有些如我者則不太熱衷，但都同時置身中環，各人佔有面積相若的空間，像我這樣漫步街頭又消費有限的閒人，免不了阻礙有意在這裏購物的人，自然不算地盡其利。換言之，我在某程度上甚至因未能充分消費，而浪費街道空間，從經濟學者的觀點出發，如此躋身中環，等於對其他人構成一種「界外效應」（externality）。
民主屬相類：所謂「一人一票」，正體現這一原則，但不同選民對其所投票的同一議題，即使觀點一致，但感受與支持的強弱程度難免有別。以對「佔領運動」的觀點為例，差異不單在於支持與反對，更在於其強弱程度，同樣地，一人一票的制度根本不能反映投票個人對同一議題感受的深淺程度。
若能解決上述聖誕購物的問題，也許便有辦法解決民主制度下的投票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