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4年12月31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圣诞前夕，我在中环的大街小巷走了一个下午，四周气氛尤较平日繁忙，大多数写字楼已经关门，但商店都为前来购物的顾客大门长开；平日我也会因工作而踏足这区，但总是来去匆匆，难得这天踫巧没有要事在身，可以细味漫步街头的感受。
中环步伐急速，一片大都会非凡气派，尽显香江的活力动感，行人摩肩接踵，我很喜欢这种感觉。虽然家居及工作都不在中环，但我在童年时代早已认定，中环一直是带动整个城市的脉搏，并不止于明信片上的风景，实在是香港这个孕育我的成长、傲视全球的国际大都会的灵魂。
居住重心的转移
随着社会发展，人口逐渐移居至新界地区，目前人口的居住重心点，已介乎沙田与大埔之间，近半数小孩在偏远屋邨中成长，直至成年以后才初次踏足中环。对他们来说，要花老半天时间到中环一游，不但并非人人负担得起，亦不觉有此必要；居所偏远，日常生活与中环根本扯不上关系。
近30年来，香港经济日益繁荣，但愈来愈多中等收入阶层未能受惠，低收入阶层的境况更自不待言。收入不均是全球发达国家的共有问题，香港的情况祇是较为严重；高等教育学位不足，以致收入差距难以缩窄，而经济及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令拥有人力资本者得享其成果。1976年，本地一般大学毕业生收入平均等于中学或预科毕业生的2.5倍，至2011年，彼此收入差距已扩大至3.5倍。
最重大的影响在于近年楼价不断飙升，社会分成「有产一族」（haves）与「无产一族」（have-nots），彼此间的鸿沟对经济不均与跨代不均现象，带来深远的恶果。
居所偏远疏离、收入差距日广，以及日益扩阔的资产鸿沟，使本地居民渐觉中环陌生；此外，具强大购买力的内地旅客日增，不但推高包括中环的各区零售商店租金，且对店铺的销售货品种类以至橱窗摆设起了主导作用，更加强了这种陌生感觉。
空间运用的限制
虽然内地旅客能为服务界从业员带来就业机会，但受薪一族的受惠程度远不及业主般明显得益，遂进一步拉阔社会上收入与资产的鸿沟。个中衍生疏离之感，易被激进的本土主义者加以扭曲，藉以煽动仇视大陆旅客的情绪，例如广东道Dolce & Gabbana店前禁止本地人拍照，以及政府立例限制携带奶粉越过两地边境。
何以商场及直销店不转往新地区发展，以舒缓现时旺区的挤拥情况，实在令入费解；据知情人士说，由于土地供应短缺，要为发展或重建项目提供足够补偿，并取得发展项目中各既得利益的持份者同意，其中牵涉政治成本之高，足令政府官员望而却步，以致无人敢提出有关建议。
旧区工厂大厦林立，为何又不可变作其他用途？个中疑团从未破解。香港工业北移已有二十多年，一直按兵不动所为何事，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犹记得港英政府治下麦高乐（Hamish Macleod）任财政司时期，就有不少社会贤达提出同一疑问，延至今日才见观塘厂厦逐渐改变用途，但其他工业区仍原封不动。
至于房屋委员会辖下的旧式七层工厂大厦至今未变，更令人大惑不解，夕阳工业仍要纳税人资助固成疑问，加上古老厂厦多已沦为货仓，不再如常营运，就更于理不合。目前全港这类旧式厂厦楼面总面积约达325000平方米。
小众角色的演变
正如卜戴伦那首金曲中的经典名句：“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答案已随风消逝）；另有智者告知，香港已任由小众专制主宰，各式各类小众集团不但势力庞大，组织完善，更有传媒界同道中人代为发声，摆出一副大义凛然之势，令一众政客与官僚也不得不屈服。此等盛气凌人的小众集团也不乏沉默的支持者。
香港从工业化转型为服务业经济发展，除需有相应教育政策之外，善用工商用地也是重振经济发展的关键元素。至于住宅用地，除了为中等收入及低收入阶层提供栖身之所以及资本增值用途外，其供应现状也是另一谜团。
本地居住环境日形狭窄是不争的事实，「有产一族」与「无产一族」在资产问题上更日形分化，但有目共睹的是，香港大量空置土地由于种种狭隘特殊利益集团基于政治因素从中作梗，而未能善加利用。新加坡有九成以上土地已经发展，倒从未见有人抱怨居所狭窄或居住环境差于只发展了四分一土地的香港。
1970年代我正在大学求学之际，此等小众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印象远较现时正面，小众多元，当时也被视为多元社会的根基。亚历西斯 ∙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著作《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中就曾提出同一论点，以公民社会为私人与公民事务之所。多元主义能产生多元精英，从而提供规范民主制度正常运作的各种制约。
无奈这种民主观念已逐渐消弭，随着欧洲大陆的演变、英语世界的变迁，小众集团在政治上大权在握，反令大众受其操控。小众较大众优胜之处，主因有二：首先，基于组织成本与人数成正比之故，小众较易组织起来。其次，人数多的羣组付出轻微代价，即可令人数少群组的受惠者得到丰厚得益；假使一百万人每人付出一元，受惠的一百人每人即可获一万元，一百万人既然所付代价微不足道，其反对付出的诱因也就不大。
相反，若措施要求一百人每人付出一万元，而受惠者达一百万人，则政策获通过的机会甚微，因为一百人所付代价太大，自会反抗到底，而一百万人因为得益微不足道，根本不会在乎措施能否实行。
因此，社会自然倾向支持大大有利小众而对大众利益损害轻微的政策，但假若社会大都接受这类政策，则民主制度无从发挥服务大众并保障小众的作用，结果民主作为一种管治方式的认受性只会大减。
民主本属一种包容的政治制度，可惜日渐沦为被种种小众（强盗资本家、工运分子、环保分子以至鸡农等等）任意骑劫的制度，这对一种本应包容性广的制度并无好处。
圣诞购物的比喻
我在圣诞前夕漫步中环之际，注意到各式各类购物者，有些热衷购物，有些如我者则不太热衷，但都同时置身中环，各人占有面积相若的空间，像我这样漫步街头又消费有限的闲人，免不了阻碍有意在这里购物的人，自然不算地尽其利。换言之，我在某程度上甚至因未能充分消费，而浪费街道空间，从经济学者的观点出发，如此跻身中环，等于对其他人构成一种「界外效应」（externality）。
民主属相类：所谓「一人一票」，正体现这一原则，但不同选民对其所投票的同一议题，即使观点一致，但感受与支持的强弱程度难免有别。以对「占领运动」的观点为例，差异不单在于支持与反对，更在于其强弱程度，同样地，一人一票的制度根本不能反映投票个人对同一议题感受的深浅程度。
若能解决上述圣诞购物的问题，也许便有办法解决民主制度下的投票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