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5年11月18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打工一族抱怨工時過長、家長不滿「全港性系統評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簡稱TSA）、洗碗工人月薪高達一萬二千元、收入不均；以上現象共通之處，在於它們都是亟需處理的社會發展帶來的兩大問題的表徵。
首先，由於人口結構改變，本地勞動人口增長之勢正在放緩，形成勞工市場供不應求。再者，本地勞動人口中學歷較高的一群，其數目遠遠不及學歷較低者。
學歷高的技術人員日形短缺，導致教育投資私人回報率不斷上升（【圖1】）。1976至2014年期間，大學學位的回報率由16.2% 增至25.1%，增幅達8.9%；中學教育的回報率由11.6% 增至14.2%，增幅2.6%；小學教育的回報率則由4.7% 減至0%。同期女性的教育回報率增減幅度則與男性相若。
教育回報高的含義
簡而言之，出現上述情況是因為在技術發展帶動下經濟持續增長，而環球市場效率日漸提升之餘，亦日趨融合。香港勞工市場整體供應緊張的現象從來存在，其中技術人員短缺程度遠較非技術人員嚴重。於是教育回報率隨之攀升，高等教育的回報升勢尤其顯著。
1976至2014年期間，大學畢業男性與中學畢業男性的工資比率由1.76 升至2.14（【圖2】）；同期中學畢業男性與小學畢業男性的工資比率則由1.67輕微下降至1.40。女性方面情況相類：教育程度越高，工資增長幅度也較高。
工資增幅與教育程度掛鈎，正是造成大學生與中學生在學習和考試方面壓力漸重的根本原因。大學學位供不應求，致使大學教育私人回報率日增，這種情況一日未獲改善，單靠改革學校課程及評估方法，根本難以紓緩學習和考試壓力。即使廢除TSA，往補習社操練考試技巧的學生只會越來越多；「補習天王」和「虎媽」現象，乃是教育回報率升勢直接產生的結果。
收入不均的關鍵
技術人員短缺，無形中亦等於其每週工時將持續增加，這方面與非技術人員的對比更加拉闊。1976至2014年期間，大學畢業男性工時與中學畢業男性工時的比率由0.76 增至0.91；期內中學畢業男性與小學畢業男性的工時比率亦有提升，由1.08 增至1.23（【圖3】）。女性方面情況大同小異：教育程度愈高，工時增幅亦愈高，大學畢業女性工時與中學畢業女性工時的比率由0.73 增至1.18。
由於個人入息為工資與工時的乘積，工資與工時相關呈正數，即表示收入不均現象日趨嚴重。學歷較高人員短缺情況比學歷較低員工嚴重，正是社會上收入不均狀況日趨惡化的一大成因。高等教育學額不足，更是入息不均趨勢的關鍵因素。
教育程度低的表徵
高等教育學額供不應求，形成低學歷人力供應相對充裕。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本地勞動人口增加約50萬，增添的人力全部是投身職場的女性，其中又以教育程度較低、來自內地的新移民居多。
較低學歷人力供應相對充裕，同樣說明為何近30年來其工資及入息遠遠落後於學歷較高人員。根據供求定律，任何供應相對充裕的物品，價格自然較低；【圖4】顯示，1976至2014年按照其工資分佈的百份位打工一族工資率的增幅。不論男性或女性，處於工資分佈高端一群，其工資及入息增幅亦較高。
洗碗既屬低技術工種，為何本地洗碗工人竟能享有12,000元月薪？這顯然不算待遇微薄；工資如此之高，皆因這項工種並無學習、晉升機會，亦無助於提高生產力，工資難望有增長餘地；既然無從累積人力資本，只會對長者較具吸引力，但高齡從業員卻是相繼退出職場。所以這亦是供求問題。
技術人員短缺解決之道
香港勞工市場面對的人力短缺現象，在今後數年以至數十年間只會越趨嚴峻，技術人員供不應求問題亦將持續，收入不均程度增加在所難免。政府當務之急在於投資人力資本，並致力吸引較高技術的人員來港服務，這不但對整體社會的經濟增長有利，更可改善社會經濟不均現象。
針對「在職貧窮」者實施的抗貧措施，雖然將有助減輕收入不均，但卻難以對此現象的背後成因產生任何作用。若能增加教育機會，勢將減少勞動人口中學歷較低者的比例，隨之紓緩這一組別供應較充裕的情況；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其工資及入息自然可望增長，這正是供求鐵律下的必然結果。
不少批評者聲稱經濟學的「滴漏效應」（trickle-down effect）對改善經濟的作用欠奉，並指出近30年來的經濟增長不但未能令低入息工人受惠，更令收入不均的鴻溝進一步擴闊。這些批評聲音所忽略的重點，卻在教育機會並未隨經濟增長而增加，不論香港又或世界各地，教育政策之權往往操於政府之手。
政府既能決定資助學額數目，也就掌握高等教育的門徑，而入境政策更必屬政府職權範圍無疑。須知要紓解貧困及收入不均問題，必須從教育及人口政策兩方面入手，單靠收入重新分配根本難以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