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11月18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打工一族抱怨工时过长、家长不满「全港性系统评估」(Territory-wide System Assessment;简称TSA)、洗碗工人月薪高达一万二千元、收入不均;以上现象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亟需处理的社会发展带来的两大问题的表征。
首先,由于人口结构改变,本地劳动人口增长之势正在放缓,形成劳工市场供不应求。再者,本地劳动人口中学历较高的一群,其数目远远不及学历较低者。
学历高的技术人员日形短缺,导致教育投资私人回报率不断上升(【图1】)。1976至2014年期间,大学学位的回报率由16.2% 增至25.1%,增幅达8.9%;中学教育的回报率由11.6% 增至14.2%,增幅2.6%;小学教育的回报率则由4.7% 减至0%。同期女性的教育回报率增减幅度则与男性相若。
教育回报高的含义
简而言之,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在技术发展带动下经济持续增长,而环球市场效率日渐提升之余,亦日趋融合。香港劳工市场整体供应紧张的现象从来存在,其中技术人员短缺程度远较非技术人员严重。于是教育回报率随之攀升,高等教育的回报升势尤其显著。
1976至2014年期间,大学毕业男性与中学毕业男性的工资比率由1.76 升至2.14(【图2】);同期中学毕业男性与小学毕业男性的工资比率则由1.67轻微下降至1.40。女性方面情况相类:教育程度越高,工资增长幅度也较高。
工资增幅与教育程度挂钩,正是造成大学生与中学生在学习和考试方面压力渐重的根本原因。大学学位供不应求,致使大学教育私人回报率日增,这种情况一日未获改善,单靠改革学校课程及评估方法,根本难以纾缓学习和考试压力。即使废除TSA,往补习社操练考试技巧的学生只会越来越多;「补习天王」和「虎妈」现象,乃是教育回报率升势直接产生的结果。
收入不均的关键
技术人员短缺,无形中亦等于其每周工时将持续增加,这方面与非技术人员的对比更加拉阔。1976至2014年期间,大学毕业男性工时与中学毕业男性工时的比率由0.76 增至0.91;期内中学毕业男性与小学毕业男性的工时比率亦有提升,由1.08 增至1.23(【图3】)。女性方面情况大同小异:教育程度愈高,工时增幅亦愈高,大学毕业女性工时与中学毕业女性工时的比率由0.73 增至1.18。
由于个人入息为工资与工时的乘积,工资与工时相关呈正数,即表示收入不均现象日趋严重。学历较高人员短缺情况比学历较低员工严重,正是社会上收入不均状况日趋恶化的一大成因。高等教育学额不足,更是入息不均趋势的关键因素。
教育程度低的表征
高等教育学额供不应求,形成低学历人力供应相对充裕。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本地劳动人口增加约50万,增添的人力全部是投身职场的女性,其中又以教育程度较低、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居多。
较低学历人力供应相对充裕,同样说明为何近30年来其工资及入息远远落后于学历较高人员。根据供求定律,任何供应相对充裕的物品,价格自然较低;【图4】显示,1976至2014年按照其工资分布的百份位打工一族工资率的增幅。不论男性或女性,处于工资分布高端一群,其工资及入息增幅亦较高。
洗碗既属低技术工种,为何本地洗碗工人竟能享有12,000元月薪?这显然不算待遇微薄;工资如此之高,皆因这项工种并无学习、晋升机会,亦无助于提高生产力,工资难望有增长余地;既然无从累积人力资本,只会对长者较具吸引力,但高龄从业员却是相继退出职场。所以这亦是供求问题。
技术人员短缺解决之道
香港劳工市场面对的人力短缺现象,在今后数年以至数十年间只会越趋严峻,技术人员供不应求问题亦将持续,收入不均程度增加在所难免。政府当务之急在于投资人力资本,并致力吸引较高技术的人员来港服务,这不但对整体社会的经济增长有利,更可改善社会经济不均现象。
针对「在职贫穷」者实施的抗贫措施,虽然将有助减轻收入不均,但却难以对此现象的背后成因产生任何作用。若能增加教育机会,势将减少劳动人口中学历较低者的比例,随之纾缓这一组别供应较充裕的情况;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其工资及入息自然可望增长,这正是供求铁律下的必然结果。
不少批评者声称经济学的「滴漏效应」(trickle-down effect)对改善经济的作用欠奉,并指出近30年来的经济增长不但未能令低入息工人受惠,更令收入不均的鸿沟进一步扩阔。这些批评声音所忽略的重点,却在教育机会并未随经济增长而增加,不论香港又或世界各地,教育政策之权往往操于政府之手。
政府既能决定资助学额数目,也就掌握高等教育的门径,而入境政策更必属政府职权范围无疑。须知要纾解贫困及收入不均问题,必须从教育及人口政策两方面入手,单靠收入重新分配根本难以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