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6年3月16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自由主義是一種政治哲學，以自由、平等為核心價值，自由主義者普遍支持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宗教自由、自由市場、公民權利、民主社會、世俗（secular）政府以及國際合作等觀念和方案。
自由主義首見於啟蒙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乃當時西方哲學家和經濟學家提出的政治觀，以對抗世襲特權、國家宗教、君主專制，以及「君權神授說」（divine right of kings）等當時被視為正統的社會、政治規範。在英美兩國，自由主義作為政治運動，以追求自由為主，但在法國，在Rousseau思想的影響下，則演變成對平等觀念的響往。
及至20世紀，「自由主義」一詞所涉範圍變得甚廣，視乎論者對自由、平等原則的理解和著眼點而已；事實上，即使同屬自由主義者亦往往互相攻伐，抨擊對方為非自由派或反自由派。
自由觀念的演化
1980年代自由主義呈現三種模式：一、「經典自由主義」；二、「社會自由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三、「極度多樣化的自由主義」（由偉大自由思想家Isiah Berlin試圖提出）。
美國的現代自由主義一詞已有新義，乃著重平等的社會自由主義，其平等至上的特點，與啟蒙時代著重自由的自由主義產生分岐。因此，昔日的自由主義現已改稱為經典自由主義，而在美國則稱之為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ism）。
歐洲方面，自由主義一詞則仍保留本來含義，亦即經典自由主義，但為免與美國的社會自由主義混淆，於是又有歐洲自由主義之稱。自由主義在20世紀的歐洲（特別是歐洲大陸），強調平等的程度比美國的社會自由主義猶有過之，或更應稱為社會民主主義。
歐美兩地現代自由主義強調平等的程度日深，亦顯示對自由概念的著眼點產生變化。從經典自由主義的觀點出發，自由指的是個人不受外來束縛的自由，但若從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而言，自由則指通過集體參與政治生活，從而掌握個人命運的自由。
正如Isaiah Berlin所說，經典自由主義的所謂自由乃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以個人為中心，而社會民主主義的所謂自由則為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繫於無論大社會或小社區中政治生活的集體參與。相對於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美國的社會自由主義包含較多消極自由元素，而積極自由元素則較少。
根據經典自由主義的觀點，經典自由主義式民主制度的首要任務，在於保障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各種自由；而保障私有產權、自由市場、低稅率、平衡預算、有限政府，則被視為維護經濟及政治生活自由的關鍵因素。
經典自由主義者眼中，經濟平等就是人人機會平等（或公平競爭環境），而非經濟成果均等。此輩認同政府有義務確保人人機會平等，但卻反對將平均經濟成果預設為政治目標，皆因此舉有剝奪私有產權之虞，有違經濟與政治的自由。
在高度互通的世界，任何國家或地區的民眾不時會受到海外的政經衝擊，即使沒有直接關係，但卻難免牽連受損。這些經濟衝擊，常常經由高度互通的國際市場廣為傳播。
各地民眾往往對全球互通為政治與經濟帶來的裨益不甚了了，即使對其長遠價值有所認識，仍會以為政府應可保障他們免受即時衝擊。
民選政府有責任幫助弱勢民眾安渡困厄；奉行經典自由主義的民主政體，更應在盡力維護各種政經自由的大前提下，採取最利民紓困的政策。
中國1979年起對外開放，加上經濟日漸全球化（包括連番金融及經濟危機），對香港自然產生既深且遠的影響。由此而起的種種社經問題，更令美國當前面對的問題頓顯小巫見大巫，但香港的問題至今尚未解決，若發生在其他社會，恐怕早已變得更加四分五裂。
自由思潮的消長
美國自由主義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誕生，都是由於20世紀出現的各項危機，分別有美國經濟大蕭條、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共產主義在蘇聯崛起。推行社會福利國家制度，可算是化解各地經濟困局的中庸之道，否則單靠私人資本市場，無法解決問題，採用此制度無需依賴社會主義甚或共產主義，可避免偏離自由主義原則而採取諸如廢除私有產權之類的高壓手段。
觀乎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國家主義和民粹主義程度，尤甚於美國的社會自由主義。在歐洲大陸，為求挽救經濟困境，當局較傾向於實行工業國有化，並直接提供社會服務，甚至以加稅方式強行實現收入重新分配；但英、美兩國的政府介入措施，則傾向於通過規管私人企業，並以補貼及稅項方式改變市場誘因，從而扭轉市場失靈。
英語世界和歐洲大陸的不同識智傳統，以及各自的種種制度，也許是不同的歷史源流所致。秉承法、德傳統的歐陸哲學家由於深受Rousseau 和 Hegel的思想影響，大多傾向民粹主義及國家主義，而英、美兩國在John Locke 和 Adam Smith思想影響下，經典自由主義傳統則遠較歐陸深厚。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有部份經典自由主義者視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自由主義為包藏禍心的觀念。Hayek在1944年發表的Road to Serfdom一書中，即預警政府操控過甚勢將暴政收場，質疑英國學術界普遍認為法西斯主義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反動；在他看來，無論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德國納粹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社會自由主義，統統對經典自由主義構成威脅，皆因此等主義都把國家凌駕於個人之上，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John Rawls 在著作A Theory of Justice（1971, 1975, 1999年）中，為美國社會自由主義申辯，以個人自利的觀點出發，作為收入重新分配的理據；又借James Buchanan 和 Gordon Tullock兩位經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1962年合著的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中始創的「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概念，從而提出個人若不知自己將來的收入是好是壞，則自然會甘願支付保險費，以換取在一旦陷於貧困時可得到收入轉移，以改善生活條件。對於要為所信奉理念作出知性申辯的美國社會自由主義者，Rawls 的哲學思想自是被奉為金科玉律。
不過，社會自由主義潮流終在1970年代開始逆轉。美國於1964年推行的「抗貧戰爭」（War on Poverty）政策，並未收到預期效果。事實上，二次大戰後的經濟大蕭條期間，Keynes思想雖曾是經典自由主義以外的另類識智選擇，但卻無法解釋為何美國經濟陷入滯脹，更別說解救之道。
經典自由主義在1980至2005年間再度復興：美國列根總統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相繼登上政治舞台、鄧小平帶領中國對外開放、蘇聯及東歐地區的共產政權紛紛倒台。但自2008年大勢有變，經濟難題相繼湧現，且未能妥善解決。雖然美國率先嘗試以社會自由主義化解貧窮和不均，但始終未見成效；如今富裕國家面對經濟不均現象，卻又歸咎於經典自由主義。
浪漫主義的遺害
無論經典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抑或社會民主主義，背後的自由和平等原則，是普世的道德價值和真理，人人適用，個人與國家的契約關係，則純粹基於人人平等自由的抽象概念演繹而成。家庭、社會、歷史、地域，甚至年齡和性別，以及其他一切與個人有關的聯繫，卻從來隻字不提，這正是啟蒙時代的特性。
這種普世的觀念，令自由主義在道德上別具跨越時空和地域的強大感染力。「佔領中環」運動策動之初，參加者力爭的也正是普世價值，不料及至運動尾聲，旺角街頭竟變成本土主義者洩憤的場所，這股怒火後來更蔓延至元朗及沙田。本土主義卻是與普世觀背道而馳的啊！
18世紀後期，德國學者對啟蒙時代的種種觀念大表質疑；他們否定自由主義者所說可按平等自由原則，透過法制理順人類社會秩序，就如科學家所見的自然定律一般原理。
按規則安排人類社會的觀念，對側重歷史、傳統、社會的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來說，不但感到不以為然，而且對其中人類倫理道德與文化信念分家的主張更大為不滿。
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肆意破壞絕對真理存在且可發掘真知的觀念，我們現在聽到的所謂相對真理、民族中心真理、主觀真理，便是這一眾浪漫主義思想家留給歷史的遺產。存在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是浪漫主義在20世紀的繼承者，而主觀主義和非理性又在人類語錄中出現。
敵對僵局的生機
要是在同一屋簷下，彼此卻在語言和行為上不能溝通，會發生什麼事？
當主觀主義、非理性、相對主義成為人類話語一部份，自由主義可還有生存空間？箇中挑戰實在非同小可，若缺乏絕對標準作為是非對錯的共通準繩，便須依靠互相容忍和體諒，而只有在對立雙方願意放棄彼此對抗和攻訐的情況下，這才有望成事，面對「極度多樣化的自由主義」則更須如此，到時人性亦將面臨重大考驗。
宗教、種族、文化糾紛關乎主觀信念，較難處理；資源運用不均造成社經紛爭，則相對容易化解，因只屬可透過妥善政策誘因去改變的客觀條件，。幸而宗教、種族、文化糾紛也涉及經濟層面，要解決有關問題，可先從較易處理的方面入手。
至於高度文明的香港社會，縱然政治糾紛日漸加劇，卻也不牽涉宗教、種族、文化根源的層面，而主要關乎中國對外開放及經濟全球化影響下釀成的社經惡果。有關問題實可化解，出路在於政府向反對派招手，讓雙方為未來發展達成共識，從過往經驗可見，由權力上層制訂施行的解決方案不會奏效。「極度多樣化的自由主義」一旦出現，自上而下的解決方案更將一敗塗地，歸根究底，分享權力方為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