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3月16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自由主义者普遍支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利伯维尔场、公民权利、民主社会、世俗（secular）政府以及国际合作等观念和方案。
自由主义首见于启蒙时代（Age of Enlightenment），乃当时西方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出的政治观，以对抗世袭特权、国家宗教、君主专制，以及「君权神授说」（divine right of kings）等当时被视为正统的社会、政治规范。在英美两国，自由主义作为政治运动，以追求自由为主，但在法国，在Rousseau思想的影响下，则演变成对平等观念的响往。
及至20世纪，「自由主义」一词所涉范围变得甚广，视乎论者对自由、平等原则的理解和着眼点而已；事实上，即使同属自由主义者亦往往互相攻伐，抨击对方为非自由派或反自由派。
自由观念的演化
1980年代自由主义呈现三种模式：一、「经典自由主义」；二、「社会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三、「极度多样化的自由主义」（由伟大自由思想家Isiah Berlin试图提出）。
美国的现代自由主义一词已有新义，乃着重平等的社会自由主义，其平等至上的特点，与启蒙时代着重自由的自由主义产生分岐。因此，昔日的自由主义现已改称为经典自由主义，而在美国则称之为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
欧洲方面，自由主义一词则仍保留本来含义，亦即经典自由主义，但为免与美国的社会自由主义混淆，于是又有欧洲自由主义之称。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欧洲（特别是欧洲大陆），强调平等的程度比美国的社会自由主义犹有过之，或更应称为社会民主主义。
欧美两地现代自由主义强调平等的程度日深，亦显示对自由概念的着眼点产生变化。从经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自由指的是个人不受外来束缚的自由，但若从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而言，自由则指通过集体参与政治生活，从而掌握个人命运的自由。
正如Isaiah Berlin所说，经典自由主义的所谓自由乃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以个人为中心，而社会民主主义的所谓自由则为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系于无论大社会或小小区中政治生活的集体参与。相对于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美国的社会自由主义包含较多消极自由元素，而积极自由元素则较少。
根据经典自由主义的观点，经典自由主义式民主制度的首要任务，在于保障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各种自由；而保障私有产权、利伯维尔场、低税率、平衡预算、有限政府，则被视为维护经济及政治生活自由的关键因素。
经典自由主义者眼中，经济平等就是人人机会平等（或公平竞争环境），而非经济成果均等。此辈认同政府有义务确保人人机会平等，但却反对将平均经济成果默认为政治目标，皆因此举有剥夺私有产权之虞，有违经济与政治的自由。
在高度互通的世界，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民众不时会受到海外的政经冲击，即使没有直接关系，但却难免牵连受损。这些经济冲击，常常经由高度互通的国际市场广为传播。
各地民众往往对全球互通为政治与经济带来的裨益不甚了了，即使对其长远价值有所认识，仍会以为政府应可保障他们免受实时冲击。
民选政府有责任帮助弱势民众安渡困厄；奉行经典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更应在尽力维护各种政经自由的大前提下，采取最利民纾困的政策。
中国1979年起对外开放，加上经济日渐全球化（包括连番金融及经济危机），对香港自然产生既深且远的影响。由此而起的种种社经问题，更令美国当前面对的问题顿显小巫见大巫，但香港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若发生在其他社会，恐怕早已变得更加四分五裂。
自由思潮的消长
美国自由主义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诞生，都是由于20世纪出现的各项危机，分别有美国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共产主义在苏联崛起。推行社会福利国家制度，可算是化解各地经济困局的中庸之道，否则单靠私人资本市场，无法解决问题，采用此制度无需依赖社会主义甚或共产主义，可避免偏离自由主义原则而采取诸如废除私有产权之类的高压手段。
观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程度，尤甚于美国的社会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为求挽救经济困境，当局较倾向于实行工业国有化，并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甚至以加税方式强行实现收入重新分配；但英、美两国的政府介入措施，则倾向于通过规管私人企业，并以补贴及税项方式改变市场诱因，从而扭转市场失灵。
英语世界和欧洲大陆的不同识智传统，以及各自的种种制度，也许是不同的历史源流所致。秉承法、德传统的欧陆哲学家由于深受Rousseau 和 Hegel的思想影响，大多倾向民粹主义及国家主义，而英、美两国在John Locke 和 Adam Smith思想影响下，经典自由主义传统则远较欧陆深厚。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有部份经典自由主义者视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为包藏祸心的观念。Hayek在1944年发表的Road to Serfdom一书中，即预警政府操控过甚势将暴政收场，质疑英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法西斯主义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反动；在他看来，无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自由主义，统统对经典自由主义构成威胁，皆因此等主义都把国家凌驾于个人之上，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
John Rawls 在著作A Theory of Justice（1971, 1975, 1999年）中，为美国社会自由主义申辩，以个人自利的观点出发，作为收入重新分配的理据；又借James Buchanan 和 Gordon Tullock两位经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1962年合着的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中始创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概念，从而提出个人若不知自己将来的收入是好是坏，则自然会甘愿支付保险费，以换取在一旦陷于贫困时可得到收入转移，以改善生活条件。对于要为所信奉理念作出知性申辩的美国社会自由主义者，Rawls 的哲学思想自是被奉为金科玉律。
不过，社会自由主义潮流终在1970年代开始逆转。美国于1964年推行的「抗贫战争」（War on Poverty）政策，并未收到预期效果。事实上，二次大战后的经济大萧条期间，Keynes思想虽曾是经典自由主义以外的另类识智选择，但却无法解释为何美国经济陷入滞胀，更别说解救之道。
经典自由主义在1980至2005年间再度复兴：美国列根总统和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相继登上政治舞台、邓小平带领中国对外开放、苏联及东欧地区的共产政权纷纷倒台。但自2008年大势有变，经济难题相继涌现，且未能妥善解决。虽然美国率先尝试以社会自由主义化解贫穷和不均，但始终未见成效；如今富裕国家面对经济不均现象，却又归咎于经典自由主义。
浪漫主义的遗害
无论经典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抑或社会民主主义，背后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是普世的道德价值和真理，人人适用，个人与国家的契约关系，则纯粹基于人人平等自由的抽象概念演绎而成。家庭、社会、历史、地域，甚至年龄和性别，以及其他一切与个人有关的联系，却从来只字不提，这正是启蒙时代的特性。
这种普世的观念，令自由主义在道德上别具跨越时空和地域的强大感染力。「占领中环」运动策动之初，参加者力争的也正是普世价值，不料及至运动尾声，旺角街头竟变成本土主义者泄愤的场所，这股怒火后来更蔓延至元朗及沙田。本土主义却是与普世观背道而驰的啊！
18世纪后期，德国学者对启蒙时代的种种观念大表质疑；他们否定自由主义者所说可按平等自由原则，透过法制理顺人类社会秩序，就如科学家所见的自然定律一般原理。
按规则安排人类社会的观念，对侧重历史、传统、社会的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来说，不但感到不以为然，而且对其中人类伦理道德与文化信念分家的主张更大为不满。
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肆意破坏绝对真理存在且可发掘真知的观念，我们现在听到的所谓相对真理、民族中心真理、主观真理，便是这一众浪漫主义思想家留给历史的遗产。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浪漫主义在20世纪的继承者，而主观主义和非理性又在人类语录中出现。
敌对僵局的生机
要是在同一屋檐下，彼此却在语言和行为上不能沟通，会发生什么事？
当主观主义、非理性、相对主义成为人类话语一部份，自由主义可还有生存空间？个中挑战实在非同小可，若缺乏绝对标准作为是非对错的共通准绳，便须依靠互相容忍和体谅，而只有在对立双方愿意放弃彼此对抗和攻讦的情况下，这才有望成事，面对「极度多样化的自由主义」则更须如此，到时人性亦将面临重大考验。
宗教、种族、文化纠纷关乎主观信念，较难处理；资源运用不均造成社经纷争，则相对容易化解，因只属可透过妥善政策诱因去改变的客观条件，。幸而宗教、种族、文化纠纷也涉及经济层面，要解决有关问题，可先从较易处理的方面入手。
至于高度文明的香港社会，纵然政治纠纷日渐加剧，却也不牵涉宗教、种族、文化根源的层面，而主要关乎中国对外开放及经济全球化影响下酿成的社经恶果。有关问题实可化解，出路在于政府向反对派招手，让双方为未来发展达成共识，从过往经验可见，由权力上层制订施行的解决方案不会奏效。「极度多样化的自由主义」一旦出现，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更将一败涂地，归根究柢，分享权力方为上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