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6年3月23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在香港社運中日漸紮根的本土主義，近期政治能量增強，本土主義組織針對個別事件採取行動，包括「驅蝗行動」、反搶購奶粉潮，在元朗及沙田區的驅趕跨境水貨客示威，以及參與幾家大學學生會選舉等。本土派上月在新界東補選中可說站穩陣腳，取得選民初步支持，足見其政治能量的雛形。
毫無疑問，新一代年輕人正冒起成為社運的生力軍，雖然活躍政治的年輕人並非均屬本土派，且有不少正考慮何處落戶，但普遍發覺本土主義在同輩之間日受認同。
社經匱乏禍根
究竟這輩年輕選民有何背景？為何對政治如此熱衷？其政見從何而來？由於德國乃本土主義（後演變成民族主義）成為政治力量的發源地，我根據德國歷史，以現今社會類同現象互作比較，發現有四個因素造成：
一、社會日趨發達，但社會及經濟長期匱乏；二、備受屈辱和欠缺人性滿足；三、拒絕接納繁華世界論說；四、尋求崇尚勇武精神論說。
第一項因素體現於位置偏遠的公共屋邨，那也是在成長階段孤立無援、苦無出路年輕人的溫床。這一輩生於1990年代，此期間不少公共屋邨選址新界，這一代的年輕人不少就在新界區長大。
這群年輕人不但生活貧困，由於居於偏遠地區，很多到十多歲才有機會踏足中環，對於新界以外的其他地區，在成長階段只能透過電視（現時則往往透過手機）間接了解。回顧1980年代前，不少公屋建於九龍或港島區，即使在公屋成長，亦可步行十五分鐘便體驗到香港的都會生活。
由新界前往市區的限制，並非純因交通費用高昂。考得九龍或港島區中小學的少數幸運兒，要日復一日地乘搭長途車，困在水洩不通的東鐵線車廂中，被隨身行李一大堆，而又南腔北調的乘客擠得透不過氣來。即使不搭長途港鐵線者，同樣可輕易從YouTube的短片中，感受到惡夢般的迫車情景。在新界公屋成長的年輕人，若與其他在巿區居住的同輩（尤其是非公屋居民）相比，兩者的日常生活體驗當然有分別。
1981年，租住公屋的住戶（戶主年齡在65歲以下）之中，收入低於全港入息中位數的比率僅為51.4%；但在30年後的2011年，此一比率已飆升至80%。1976至2011年期間，離婚人士在收入最低四分位值並為公屋租戶的組別中，所佔比率由1.6% 升至 31.1%；同期內，在戶主曾經結婚並與子女同住的公屋住戶之中，單親家庭的比率由4.3% 增至16%。2011年公屋住戶中包含近20年內到港新移民的成員者，所佔比率更高達40%。
時至今日，公共屋邨已成為大多數低收入住戶、離婚住戶、單親住戶，以及包含新移民成員住戶的聚居之所，地點多屬偏遠地區，而以新界北區為主。
情況急促惡化，實由近30年來的社經重大轉型所致。雖然草根社工界對此有所注意，但市民大眾未能理解受影響人數之多、根源所在，及對人性本質的影響與政治後果；單看只反映收入不均現象的堅尼系數升幅並未能呈現箇中真相。
部份論者甚或可視目前政策乃行之有效，對處理轉變收到預期效果。畢竟在有關政策下，此等弱勢社群集中於偏遠公共屋邨，其居住環境亦總勝過巴黎市郊的貧民區。
在公屋單位生活及成長的人士或家庭，轉換居住環境的機會可說微乎其微。這群公屋長期住客所身處沒有流動性的社區，自然成為政客拉攏以組織團隊、爭取選票的目標，區內包括滿腹牢騷的選民以及大批踴躍參政的志願青年，後者積極尋求足以為其前途燃起一線希望的政治論說。於是亦孕育出青年社運的第二個因素。
諸般屈辱陰影
到底怎樣的論說才能夠在這一輩之中引發共鳴？在此不妨從德國歷史中尋找線索。1648年，歐洲史上最慘烈的「三十年戰爭」終告結束，縱然戰場上的傷亡數字不及後來戰役，然而遇害平民卻不計其數，當時德國部份地方有三份之一居民在戰事中犠牲，在中歐及波希米亞地區（今日捷克及斯洛伐克一帶），更有多個地區喪失近半居民。這場戰爭的死亡數字入於世界史上十大之列，在歐洲史上則居首位。
戰後，德國精神備受打擊，一沉不起，德國文化蒙上偏守一隅的狹隘色彩，就連巴赫的偉大音樂作品也不例外。面對發展一日千里的西歐強國，尤其正當強鄰法國無論在科學、藝術以至人類生活上各種領域，都卓絕群倫，德國的民族自卑感更倍顯濃烈。
至於思維方面，德國人轉向心靈探索，以至於推崇非理性及神秘思想的境地。正如Isaiah Berlin所說：「影響所及，其內在生活於是變得極其深邃，衍生出大量感人至深、引人入勝，而又極為個人化兼且暴烈情緒化的文學，以致仇智，更自然而然痛恨法國、假髮、絲襪、沙龍、貪污、將軍、帝皇，以至世上所有偉大和優秀的人物都是財富、邪惡和魔鬼的化身。
「這是本性虔誠的國民受盡屈辱之後的自然反應，即使時空有異，亦時有發生。這也是一種特殊的反文化、反智主義以及仇外心態。當時的德國人特別容易有此傾向。」
即使進入18世紀數十年，德國全民仍同受此折磨；而香港受磨難者則為數目日增，但與社會上層相去日遠的一群。近三十年間，香港佔全中國GDP比率已由五份之一減至3%；在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之前，香港社會不少人還憧憬香港勢將成為東方曼哈頓，有誰料到如今竟要全城銷售員接待大陸旅客，本地人反而要北上討價還價；靠人過活縱使能保溫飽，心裡總是不好過。
感性思維風險
1640年，普魯士「大選侯」Frederick William（1640–88年）展開建國擴軍大計，而且後繼有人，終在1870年實現德意志統一大業，足以挑戰法國及歐洲其他強國。普魯士從此建成非父權、非貴族的理性型國家官僚及軍事體系，在開明專制君主統治下，儼如「軍中有國」（an army with a country）。對普魯士而言，建國與建軍終成存亡所繫的關鍵。
哲學家黑格爾（Georg Hegel； 1770–1831年）在年少時，曾親眼目睹拿破崙在耶拿（Jena）戰役大敗普魯士之後策馬入城的情景，認為普魯士之敗，正好象徵現代國家的勝利。他在1807年發表的著作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pirit 中，更提出這種國家現代性（state modernity）是人類體現自尊的悠長歷史進程的頂峰。「三十年戰爭」之後德國人致力尋找心靈深處的滿足感，終於在建國及確立民族身份之中找到所期。
嘗試把本土主義演繹為香港前途的論說锥尚在萌芽，卻是已否定近60年來主流政治及統治觀念（包括政府、建制以及主流民主反對派的主流觀念），拒絕接納一貫來的主流思想，包括主流民主思想，及高舉民主價值；是使激進本土主義抬頭的第三個因素；這與17、18世紀德國在尋求國家權力及國民身份時拒絕接納啟蒙時期自由主義之舉，可說如出一轍。
至於企圖為香港演繹本土主義論說之輩，對任何頭腦清醒的人來說，鑑於其不切實際的目標，其浪漫理想主義真的令人發笑。話說回來，德國統一在1648年想亦聽來無稽，德國當時仍由300名王公及1200名準王公統治，分裂之勢難望修復（【圖】）。雖然德國思想最終戰勝不可能的困難，但卻為人類留下非常可怕的惡果。
德國哲人深入探索人類心靈，確實為人類帶來不少好處，例如藝術家乃創造者而非工匠，藝術表達藝術家世界觀，而非單純為反映世界的觀念，就極具啟發性。主觀心靈不受束縛，得以豐富人生，並與人生中種種不尋常事物共容（故需持高層次的寬容態度）；音樂、舞蹈、戲劇、繪畫、文化、建築、文學，無一不受影響。
放眼香港，不少曾到金鐘佔領運動現場者，都帶回不少故事、照片、各類創作樣本以及寫作，在在反映出參加運動的年青人創意活力之旺盛。
臨崖勒馬契機
然而在政治上，德國理想主義卻引發對權力及國家完全不同的觀念。支持納粹主義最有識見的德國法學家兼政治理論家Carl Schmitt（1888–1985年），就認為民主與議會主義（或自由主義）互相矛盾。議會主義不在乎探討應做之事，而只在乎利益協商。
Schmitt更認為自由派往往以為政治為經濟效命；議會主義則視政治精義為律法；又提出政治的目的正是為了作出終極決定，亦即是絕對承諾。議會主義認為政治能逃避作出終極決定，但實際上卻是把國家陷於分裂之險。他由此作出結論，認為政治上的正確決定，必須以國民及國家的歷史命運為依歸。果真如此，則任何有礙正確政治決定的事物均應視為進步的障礙，理應不顧一切加以掃除。
Schmitt於1950年早已洞識先機，發表著作指出全球化勢將令國際糾紛加劇而非減弱，1963年之際則指出恐怖主義擴張將成為對全球化的回應。他又指出由於政治的對立性，隨着文化迴異的社會交往日趨頻繁，出現矛盾乃勢所難免。香港激進本土主義者在社運中堆崇勇武精神，以之作為工具，帶出第四個因素。
對於人類內心的陰暗面，他大概亦比經典自由主義思想家別具慧眼。其實歷史也充斥著種族滅絕、宗教及種族清洗，以及階級戰爭暴行哩！
自由主義當然並非解決世上一切難題的萬應靈丹。德國理想主義誕生之際，該國社經苦難深重及備受心理屈辱，這些經歷在釋放人類心靈創造力之餘，同時產生針對人類而非創造價值的破壞力。
德國哲學家臨崖下望，一無所見，於是想像崖下景況，堅定信念，決意一躍而下；英國哲學家臨崖下望，一無所見，自我開脫並非必須深究崖下景况，隨之遠離崖邊，繼續前行。但願在香港成長的青年男女，都不會輕易受二次大戰前的德國哲學及政治觀所迷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