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3月23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在香港社运中日渐扎根的本土主义，近期政治能量增强，本土主义组织针对个别事件采取行动，包括「驱蝗行动」、反抢购奶粉潮，在元朗及沙田区的驱赶跨境水货客示威，以及参与几家大学学生会选举等。本土派上月在新界东补选中可说站稳阵脚，取得选民初步支持，足见其政治能量的雏形。
毫无疑问，新一代年轻人正冒起成为社运的生力军，虽然活跃政治的年轻人并非均属本土派，且有不少正考虑何处落户，但普遍发觉本土主义在同辈之间日受认同。
社经匮乏祸根
究竟这辈年轻选民有何背景？为何对政治如此热衷？其政见从何而来？由于德国乃本土主义（后演变成民族主义）成为政治力量的发源地，我根据德国历史，以现今社会类同现象互作比较，发现有四个因素造成：
一、社会日趋发达，但社会及经济长期匮乏；二、备受屈辱和欠缺人性满足；三、拒绝接纳繁华世界论说；四、寻求崇尚勇武精神论说。
第一项因素体现于位置偏远的公共屋邨，那也是在成长阶段孤立无援、苦无出路年轻人的温床。这一辈生于1990年代，此期间不少公共屋邨选址新界，这一代的年轻人不少就在新界区长大。
这群年轻人不但生活贫困，由于居于偏远地区，很多到十多岁才有机会踏足中环，对于新界以外的其他地区，在成长阶段只能透过电视（现时则往往透过手机）间接了解。回顾1980年代前，不少公屋建于九龙或港岛区，即使在公屋成长，亦可步行十五分钟便体验到香港的都会生活。
由新界前往市区的限制，并非纯因交通费用高昂。考得九龙或港岛区中小学的少数幸运儿，要日复一日地乘搭长途车，困在水泄不通的东铁线车厢中，被随身行李一大堆，而又南腔北调的乘客挤得透不过气来。即使不搭长途港铁线者，同样可轻易从YouTube的短片中，感受到恶梦般的迫车情景。在新界公屋成长的年轻人，若与其他在巿区居住的同辈（尤其是非公屋居民）相比，两者的日常生活体验当然有分别。
1981年，租住公屋的住户（户主年龄在65岁以下）之中，收入低于全港入息中位数的比率仅为51.4%；但在30年后的2011年，此一比率已飙升至80%。1976至2011年期间，离婚人士在收入最低四分位值并为公屋租户的组别中，所占比率由1.6% 升至 31.1%；同期内，在户主曾经结婚并与子女同住的公屋住户之中，单亲家庭的比率由4.3% 增至16%。2011年公屋住户中包含近20年内到港新移民的成员者，所占比率更高达40%。
时至今日，公共屋邨已成为大多数低收入住户、离婚住户、单亲住户，以及包含新移民成员住户的聚居之所，地点多属偏远地区，而以新界北区为主。
情况急促恶化，实由近30年来的社经重大转型所致。虽然草根社工界对此有所注意，但市民大众未能理解受影响人数之多、根源所在，及对人性本质的影响与政治后果；单看只反映收入不均现象的坚尼系数升幅并未能呈现个中真相。
部份论者甚或可视目前政策乃行之有效，对处理转变收到预期效果。毕竟在有关政策下，此等弱势社群集中于偏远公共屋邨，其居住环境亦总胜过巴黎市郊的贫民区。
在公屋单位生活及成长的人士或家庭，转换居住环境的机会可说微乎其微。这群公屋长期住客所身处没有流动性的小区，自然成为政客拉拢以组织团队、争取选票的目标，区内包括满腹牢骚的选民以及大批踊跃参政的志愿青年，后者积极寻求足以为其前途燃起一线希望的政治论说。于是亦孕育出青年社运的第二个因素。
诸般屈辱阴影
到底怎样的论说才能够在这一辈之中引发共鸣？在此不妨从德国历史中寻找线索。1648年，欧洲史上最惨烈的「三十年战争」终告结束，纵然战场上的伤亡数字不及后来战役，然而遇害平民却不计其数，当时德国部份地方有三份之一居民在战事中犠牲，在中欧及波希米亚地区（今日捷克及斯洛伐克一带），更有多个地区丧失近半居民。这场战争的死亡数字入于世界史上十大之列，在欧洲史上则居首位。
战后，德国精神备受打击，一沉不起，德国文化蒙上偏守一隅的狭隘色彩，就连巴赫的伟大音乐作品也不例外。面对发展一日千里的西欧强国，尤其正当强邻法国无论在科学、艺术以至人类生活上各种领域，都卓绝群伦，德国的民族自卑感更倍显浓烈。
至于思维方面，德国人转向心灵探索，以至于推崇非理性及神秘思想的境地。正如Isaiah Berlin所说：「影响所及，其内在生活于是变得极其深邃，衍生出大量感人至深、引人入胜，而又极为个人化兼且暴烈情绪化的文学，以致仇智，更自然而然痛恨法国、假发、丝袜、沙龙、贪污、将军、帝皇，以至世上所有伟大和优秀的人物都是财富、邪恶和魔鬼的化身。
「这是本性虔诚的国民受尽屈辱之后的自然反应，即使时空有异，亦时有发生。这也是一种特殊的反文化、反智主义以及仇外心态。当时的德国人特别容易有此倾向。」
即使进入18世纪数十年，德国全民仍同受此折磨；而香港受磨难者则为数目日增，但与社会上层相去日远的一群。近三十年间，香港占全中国GDP比率已由五份之一减至3%；在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之前，香港社会不少人还憧憬香港势将成为东方曼哈顿，有谁料到如今竟要全城销售员接待大陆旅客，本地人反而要北上讨价还价；靠人过活纵使能保温饱，心里总是不好过。
感性思维风险
1640年，普鲁士「大选侯」Frederick William（1640–88年）展开建国扩军大计，而且后继有人，终在1870年实现德意志统一大业，足以挑战法国及欧洲其他强国。普鲁士从此建成非父权、非贵族的理性型国家官僚及军事体系，在开明专制君主统治下，俨如「军中有国」（an army with a country）。对普鲁士而言，建国与建军终成存亡所系的关键。
哲学家黑格尔（Georg Hegel； 1770–1831年）在年少时，曾亲眼目睹拿破仑在耶拿（Jena）战役大败普鲁士之后策马入城的情景，认为普鲁士之败，正好象征现代国家的胜利。他在1807年发表的著作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pirit 中，更提出这种国家现代性（state modernity）是人类体现自尊的悠长历史进程的顶峰。「三十年战争」之后德国人致力寻找心灵深处的满足感，终于在建国及确立民族身份之中找到所期。
尝试把本土主义演绎为香港前途的论说锥尚在萌芽，却是已否定近60年来主流政治及统治观念（包括政府、建制以及主流民主反对派的主流观念），拒绝接纳一贯来的主流思想，包括主流民主思想，及高举民主价值；是使激进本土主义抬头的第三个因素；这与17、18世纪德国在寻求国家权力及国民身份时拒绝接纳启蒙时期自由主义之举，可说如出一辙。
至于企图为香港演绎本土主义论说之辈，对任何头脑清醒的人来说，鉴于其不切实际的目标，其浪漫理想主义真的令人发笑。话说回来，德国统一在1648年想亦听来无稽，德国当时仍由300名王公及1200名准王公统治，分裂之势难望修复（【图】）。虽然德国思想最终战胜不可能的困难，但却为人类留下非常可怕的恶果。
德国哲人深入探索人类心灵，确实为人类带来不少好处，例如艺术家乃创造者而非工匠，艺术表达艺术家世界观，而非单纯为反映世界的观念，就极具启发性。主观心灵不受束缚，得以丰富人生，并与人生中种种不寻常事物共容（故需持高层次的宽容态度）；音乐、舞蹈、戏剧、绘画、文化、建筑、文学，无一不受影响。
放眼香港，不少曾到金钟占领运动现场者，都带回不少故事、照片、各类创作样本以及写作，在在反映出参加运动的年青人创意活力之旺盛。
临崖勒马契机
然而在政治上，德国理想主义却引发对权力及国家完全不同的观念。支持纳粹主义最有识见的德国法学家兼政治理论家Carl Schmitt（1888–1985年），就认为民主与议会主义（或自由主义）互相矛盾。议会主义不在乎探讨应做之事，而只在乎利益协商。
Schmitt更认为自由派往往以为政治为经济效命；议会主义则视政治精义为律法；又提出政治的目的正是为了作出终极决定，亦即是绝对承诺。议会主义认为政治能逃避作出终极决定，但实际上却是把国家陷于分裂之险。他由此作出结论，认为政治上的正确决定，必须以国民及国家的历史命运为依归。果真如此，则任何有碍正确政治决定的事物均应视为进步的障碍，理应不顾一切加以扫除。
Schmitt于1950年早已洞识先机，发表著作指出全球化势将令国际纠纷加剧而非减弱，1963年之际则指出恐怖主义扩张将成为对全球化的响应。他又指出由于政治的对立性，随着文化回异的社会交往日趋频繁，出现矛盾乃势所难免。香港激进本土主义者在社运中堆崇勇武精神，以之作为工具，带出第四个因素。
对于人类内心的阴暗面，他大概亦比经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别具慧眼。其实历史也充斥着种族灭绝、宗教及种族清洗，以及阶级战争暴行哩！
自由主义当然并非解决世上一切难题的万应灵丹。德国理想主义诞生之际，该国社经苦难深重及备受心理屈辱，这些经历在释放人类心灵创造力之余，同时产生针对人类而非创造价值的破坏力。
德国哲学家临崖下望，一无所见，于是想象崖下景况，坚定信念，决意一跃而下；英国哲学家临崖下望，一无所见，自我开脱并非必须深究崖下景况，随之远离崖边，继续前行。但愿在香港成长的青年男女，都不会轻易受二次大战前的德国哲学及政治观所迷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