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7年5月24日載於《南華早報》）
國務院總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將草擬粵港澳大灣區（簡稱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以充份發揮香港和澳門的獨有優勢，並提升兩地在全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位置。
以往珠江三角洲及泛珠三角區域發展規劃，均以國內區域發展為主，而這次提出的大灣區發展規劃，則強調對外聯繫，以及在全球產業鏈中爭取主導地位。
香港具備有利營商的環境、世界級通訊及物流服務所需的硬件和軟件，作為世界商業語言的英語亦普遍通行；再者，在資訊科技驅動的全球新經濟中，香港更兼具廣受歡迎的兩大優厚條件：作為意念樞紐和具備完善普通法制度。
知識屬特殊商品，可以重覆使用，並可供多人同時使用，可驅使人才聚集成群，群體又會吸引更多人才薈萃其中。全球供應鏈的相關資訊樞紐，多由現成國際經濟及金融中心發展而成，隨之萌生發展新業務的新意念。
香港在各方面不乏優勢，足以成為各類全球供應鏈的資訊樞紐。本地已薈萃眾多內地與外國企業，與區內創新企業廣結聯繫，是各類全球供應鏈的創新開路先鋒，金融與相關專業服務百川匯流，兼具開放式國際大都會的社會、文化環境，有待解決的問題，只在於人才短缺與可供發展土地不足兩方面而已。
作為一種商務法制，普通法比內地所行的民法制度更利於營商，包括兩方面：第一，對投資者和債權人的保障；第二，促進經濟創新。
普通法地區法典的管轄範圍不及民法般巨細無遺，普通法法庭較為自主，根據基於法律原則的嚴謹推理，參照先例作出裁決；換言之，在合乎法理和法律原則、並非專斷獨行的情況下，作出裁決。此種嚴謹的靈活性，是經濟發展的重要關頭，協助推動經濟發展進程所必需的。
回顧香港法律史，有兩宗案件足以證明普通法制度利於經濟發展，並且清楚顯示，在香港推動中國以至亞洲整體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普通法制度如何發揮其獨特優勢。
第一宗是有關在1947年制定的《業主與租客條例》。二戰結束後，大批內地移民湧進香港，但此條例卻壓制樓宇重建。
在1955年，租賃事務審裁處作出以下詮釋：租客只佔用「建議重建樓宇範圍內的一小角落，不至於對重建工程構成實質影響」。
若非上述裁判官詮釋法律條文時如此靈活變通，根本無法將整幢樓宇重建成高樓大廈，增建房屋單位以容納新移民。全靠裁判官根據普通法原則作出權宜之計，才能繞過政府僵化的政策，在香港發展史上的一個關口，回應社會的迫切需求。
第二宗案件是有關由「集體政府租契」管制的新界土地用途。經過於1983年的裁決，新界農地自此可用作存放貨櫃。
上訴法庭在裁決中指出：「政府租契附表中所列的土地用途，僅具說明性質；附表的作用在於紀錄租契的相關土地。若附表原意適用於說明範圍以外，則毋須在契約內文列出有關無牌樓宇的限制。契約條文解釋儼如規定土地承批人死守一個爛廁所75年，實屬無稽。」如果沒有這裁決，香港便不會成為全球最繁忙的貨櫃港，中國的開放改革亦會受到阻礙。
中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佟曉玲在《華爾街日報》撰文盛讚香港具備多方優勢，除為「一帶一路」規劃作出貢獻之外，又不時尋求推動發展的新動力與提升經濟的新途徑。
在我看來，只要特區政府能解決可供發展土地不足及人才短缺問題，則香港在保障投資者和債權人、不妨礙商業創新的普通法制度之下，必能發展成為新全球供應鏈資訊樞紐，前途實在無可限量。大灣區發展規劃更將帶動有關城市，成為國家「一帶一路」基建投資外展戰略的先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