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7年6月7日載於《南華早報》）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周年，事件被廣泛視作香港於二戰後的歷史分水嶺，但欠缺深入研究。我相信下文所論房屋政策抉擇的說法是觸發六七暴動的重要遠因。
近70年來，本地房屋政策歷經七大轉捩點 (critical junctures)，由此帶動的發展軌跡造成現時的房屋狀況；在此等關口作出的決策，一一對其後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本文將討論引發六七暴動的三大重要遠因，下星期則討論其引起之意料之外後果。
第一個轉捩點是1947年的租金管制，政府以此應付大批外來移民。
1945至1948年短短幾年，本地人口由60萬激增至180萬。大批移民居住在戰前已有的房屋，環境擠迫。有些人選擇由私人發展商僭建的寮屋，面積比唐樓相對寬敞，租售價格也較高。
為了保障本港市民免受加租威脅，政府在1947年通過租金管制，但是此舉即時產生嚴重惡果，因為業主難以叫租客遷出。要把戰前舊樓拆卸，重建成高樓大廈，幾乎變成不可能。
租金管制成為香港房屋政策史上一個轉捩點，住宅單位難求，令需求大量積壓，一屋多伙現象極為普遍。
第二個轉捩點是政府於1954年決定徙置寮屋居民，以覓發展用地。
政府於翌年推出新政策，安排寮屋居民遷進徙置屋邨，不過徙置政策帶來負面誘因，唐樓的擠迫戶但求獲得政府徙置，索性加入寮屋居民之列。
寮屋區清拆不絕；在1954至1964年間，寮屋居民由30萬倍增至60萬，獲徙置的寮屋居民總數最終更逾百萬。
政府當時早已表明，徙置政策目標並非安置低收入家庭，而在於徙置寮屋被清拆後變成無家可歸的居民，獲徙置者因而毋須通過資產審查。
上述情況種下社會不滿的禍根：不少誠實、守法，居於擠迫舊唐樓的低收入戶，輸了給投機取巧的寮屋居民，這些寮屋居民有相當部份並非貧困，居於寮屋只為搏取徙置。
第三個轉捩點是在1962年修訂的地積比率。1954年，租賃事務審裁處的新條例，令業主與租客較易達成協議，但是將賠償率定得極低，這導致樓宇重建速度快得近乎失控，但由於主要基建設施卻滯後，民生困迫問題日趨嚴重。
新例於1962年推行，以減少重建土地面積，卻仍有疏漏。1966年1月1日前呈交的建築工程申請，建築事務監督仍可依舊例予以審批。這疏漏導致一股重建狂潮在1962至1965年期間席捲全港。鑒於機不可失，業主千方百計趕在舊例終止前提交重建申請。
居住環境擠迫的舊有樓宇重建，大多數牽涉住戶遭受迫遷，被迫遷的居民居住環境進一步惡化。假使當時在限期內呈交的申請都能如期落成，香港將會有超過三份之一甚至半數的樓宇重建。
建築狂潮觸發1964年至1965年的銀行擠提，「流產」地盤矚目可見。1967年暴動爆發，正值香港陷入經濟衰退。為何建築狂潮會觸發社經危機，釀成六七暴動，也就不言而喻。
事實上，當時在社會經濟兩大環節所積壓的不滿情緒，已達一觸即發的地步。1966年歷時三日的騷亂，乃因政府批准天星小輪頭等加價五仙而爆發，參加者多屬16至20歲的年輕人，來自根本不會買頭等船票的低下階層。
六七暴動之後，政府在政策上作出不少重大改變，最受矚目的政策，是推出針對低收入家庭、並非純為徙置寮屋居民的大規模公屋計劃，可惜引來日後的社經不滿起源，其中牽涉六七暴動所產生始料不及的後果，則是另一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