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7年6月7日载于《南华早报》）
今年是六七暴动50周年，事件被广泛视作香港于二战后的历史分水岭，但欠缺深入研究。我相信下文所论房屋政策抉择的说法是触发六七暴动的重要远因。
近70年来，本地房屋政策历经七大转折点 (critical junctures)，由此带动的发展轨迹造成现时的房屋状况；在此等关口作出的决策，一一对其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将讨论引发六七暴动的三大重要远因，下星期则讨论其引起之意料之外后果。
第一个转折点是1947年的租金管制，政府以此应付大批外来移民。
1945至1948年短短几年，本地人口由60万激增至180万。大批移民居住在战前已有的房屋，环境挤迫。有些人选择由私人发展商僭建的寮屋，面积比唐楼相对宽敞，租售价格也较高。
为了保障本港市民免受加租威胁，政府在1947年通过租金管制，但是此举实时产生严重恶果，因为业主难以叫租客迁出。要把战前旧楼拆卸，重建成高楼大厦，几乎变成不可能。
租金管制成为香港房屋政策史上一个转折点，住宅单位难求，令需求大量积压，一屋多伙现象极为普遍。
第二个转折点是政府于1954年决定徙置寮屋居民，以觅发展用地。
政府于翌年推出新政策，安排寮屋居民迁进徙置屋邨，不过徙置政策带来负面诱因，唐楼的挤迫户但求获得政府徙置，索性加入寮屋居民之列。
寮屋区清拆不绝；在1954至1964年间，寮屋居民由30万倍增至60万，获徙置的寮屋居民总数最终更逾百万。
政府当时早已表明，徙置政策目标并非安置低收入家庭，而在于徙置寮屋被清拆后变成无家可归的居民，获徙置者因而毋须通过资产审查。
上述情况种下社会不满的祸根：不少诚实、守法，居于挤迫旧唐楼的低收入户，输了给投机取巧的寮屋居民，这些寮屋居民有相当部份并非贫困，居于寮屋只为搏取徙置。
第三个转折点是在1962年修订的地积比率。1954年，租赁事务审裁处的新条例，令业主与租客较易达成协议，但是将赔偿率定得极低，这导致楼宇重建速度快得近乎失控，但由于主要基建设施却滞后，民生困迫问题日趋严重。
新例于1962年推行，以减少重建土地面积，却仍有疏漏。1966年1月1日前呈交的建筑工程申请，建筑事务监督仍可依旧例予以审批。这疏漏导致一股重建狂潮在1962至1965年期间席卷全港。鉴于机不可失，业主千方百计赶在旧例终止前提交重建申请。
居住环境挤迫的旧有楼宇重建，大多数牵涉住户遭受迫迁，被迫迁的居民居住环境进一步恶化。假使当时在限期内呈交的申请都能如期落成，香港将会有超过三份之一甚至半数的楼宇重建。
建筑狂潮触发1964年至1965年的银行挤提，「流产」地盘瞩目可见。1967年暴动爆发，正值香港陷入经济衰退。为何建筑狂潮会触发社经危机，酿成六七暴动，也就不言而喻。
事实上，当时在社会经济两大环节所积压的不满情绪，已达一触即发的地步。1966年历时三日的骚乱，乃因政府批准天星小轮头等加价五仙而爆发，参加者多属16至20岁的年轻人，来自根本不会买头等船票的低下阶层。
六七暴动之后，政府在政策上作出不少重大改变，最受瞩目的政策，是推出针对低收入家庭、并非纯为徙置寮屋居民的大规模公屋计划，可惜引来日后的社经不满起源，其中牵涉六七暴动所产生始料不及的后果，则是另一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