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剛趕及史提芬史匹堡近作《林肯》落畫前到戲院觀賞;雖然當日觀眾寥落,場面有點冷清,但電影保持DreamWorks製作的一貫水準,導、演俱佳,將南北戰爭末期波譎雲詭的政局、林肯總統力爭達成和議同時解放黑奴一段錯綜複雜的歷史,活現觀眾眼前。

 

電影根據Doris Kearns Goodwin所著林肯傳記《化敵為盟:林肯的政治雄才》(Team of Rivals: The Political Genius of Abraham Lincoln)改編而成,其中以林肯去世前四個月內的事迹為背景,而聚焦於他在1865年1月間為爭取國會通過美國憲法第13條修訂案所作的努力;修訂案一旦通過,就等於立憲廢除黑奴制度。

 

對於描繪林肯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角色和政治影響力而言,電影實有不足之處。但在描寫這位一代偉人在政治舞台上長袖善舞的天分,就無疑令人擊節讚賞。史匹堡非凡的導演才華,與丹尼爾路易斯令人嘆為觀止的精湛演技,令這位律師大總統躍現銀幕。雖然《林肯》最終未能贏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獎,令我有點失望,但由李安執導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奪冠,也是實至名歸。

 

名留青史功績何在?

 

林肯因解放黑奴名留青史,是不爭的事實。但歷史上亦有確鑿證據,證明為黑奴平權並非林肯的一貫信念;其《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是「戰時權宜措施」,旨在解放南方十個聯盟州份(Confederate states)的黑奴,與北方州份無關。此權宜措施容許聯邦政府充公南方聯盟州份的資產(黑奴),讓解放後的黑奴參加聯邦軍;加上徵兵行動,令林肯掌握足夠兵力,在內戰中穩操勝券。林肯對黑奴制度的立場可從1862年8月他寫給《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主編Horace Greeley 的信中看出端倪:

 

「我只求捍衞聯邦,若一個黑奴也不解放能辦到,我就一個也不解放;若要解放全部黑奴才能辦到,我就全部解放;若只解放部分黑奴就能辦到,我也會照辦。我對奴隸制度和黑人採取任何行動,只因我相信那有助於保存聯邦;而我不採取任何行動,也只因我不信那會有助於保存聯邦。」

 

這封信在黑奴問題的討論中鮮見提起,史匹堡的《林肯》一片也不例外。1858年,在與民主黨參議員Stephen Douglas競逐伊利諾伊州參議院席位的辯論中,林肯以下的一番言論,就更令他在解放黑奴問題上的立場昭然若揭:

 

「我從不贊成採取任何措施,使黑人與白人得以在社會或政治上平起平坐;也從未主張讓黑人成為選民、當陪審員、擔任公職,或與白人通婚。除此之外,我還要聲明,黑人與白人形貌迥異,彼此在社會和政治層面根本永難平等共存。」

 

林肯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角色,並非純粹在於解放黑奴的義行,而是因為他創造了歷史的轉捩點。兩黨治國方略受選民擁護的程度可從歷來總統大選的民心向背窺見,其中有三大主流政策是美國選民所認受的。1800年至1856年期間,民主黨憑其農業擴張計劃,長期在大多數大選中勝出,只在1840年以大比數落敗;1860年至1928年期間,共和黨以其工商業發展大計在大部分大選中穩操勝券,只在1876年落敗(只輸了普選票數,並非大選);1932年至今,民主黨則一直憑藉福利主義勝選,只在1952年、1956年、1972年、1980年、1988年、2000年以大比數落敗。

 

1800至1840年間,民主黨的農業擴張計劃以及其涵括之黑奴制度的總統選舉都以大比數在普選中勝出,但當反對者明確地指出農業擴張計劃等同贊成黑奴制度,這看似穩勝的局面開始動搖,民主黨且於1840年、1844年、1848年、1856年均無法取得大多數票。

 

共和黨一直未能以其商業發展計劃(以聯邦主義及輝格黨〔Whig〕立場為基礎)挑戰民主黨;後來以「自由人耕自由地」(free soil)及解放黑奴作為聯合號召,才能成功和民主黨分庭抗禮。1860年,在美國歷史上最關鍵的一次大選中,林肯登上總統寶座,打破近六十年一直由民主黨壟斷大選的局面,此後七十二年轉由共和黨主持大局。

 

1860年的大選結果,即使是一場血腥內戰的前奏,但從道德觀點看是件好事。不過,若單把這個結果看成是民主黨農業擴張計劃失敗、共和黨工商業發展及解放黑奴方案獲勝,就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事實上,勝選的政治聯盟是否真正代表美國當時主流的民意亦成疑問。

 

當時選民對兩黨的治國方略似無明確取態;即使有,亦想必傾向支持農業擴張。共和黨的工商業發展政綱之所以得勝,只因務農主義日漸式微而已。不過,即使到了十八世紀八十年代,民主黨務農與黑奴制結合的一貫主張仍有市場。

 

引入黑奴課題,無疑對自1800年以來民主黨的穩勝形勢產生重大衝擊。奴隸制也確實是當時的重要課題,對此課題的立場因人而異,從單單廢除此一制度,到賦予非洲裔美國人平等權利和機會的主張都有。

 

值得注意的是,林肯在其首任就職演說中,仍表明支持奴隸制。當時大部分北方民眾並不反對這種制度,而南方不少奴隸主所以支持留在聯邦,無非因為奴隸制當時受憲法保障而已。部分史家亦指出除因黑奴制度,經濟政策上的分歧,也促使南北兩方發生衝突。

 

林肯踏上政途之初就任伊利諾伊州議員,曾主張設立國家銀行、以徵稅方式資助基建工程、設立保護性關稅。雖在共和黨內只是新丁一名,林肯迅即取得北方工商界支持。由於南方各州從國家銀行及公共基建工程中受惠有限,此舉等於要他們補貼北方。對以出口棉花為主的南方種植園而言,設立自由貿易區比加重關稅更為吸引。

 

除卻奴隸制,南方各州在經濟政策上亦深感受北方欺壓,因此要退出聯邦。林肯在內戰初期早已下令封鎖南方港口,以打擊當地經濟;內戰之初,北軍的口號正是「保存聯邦」而非「解放黑奴」,因為只有「保存聯邦」,才能令北方的經濟發展策略遍行全國。

 

權謀為先辯才為輔 

 

1860年上台的政治聯盟由於尚未站穩陣腳,還須以政治謀略配合天時地利才行,因而對林肯的領導才能實在是極大的考驗。史匹堡在電影中就最能突顯林肯如何擅用其「語言權術」(heresthetic skills),維繫政治聯盟中共和黨保守派、激進廢奴派,以及失勢的民主黨游離分子,達致於剛獲選連任後在1865年1月通過第13條修訂案。

 

政治上致勝之道,在於說服他人聯同己方結成聯盟;勝利者雖然往往口才了得,但單靠口才並不足夠;甚至會營造一些狀況,在毋須多費唇舌的情況下使人自動樂於或礙於形勢要與他們結黨。設計形勢以致勝是「語言權術」的要訣。「語言權術」是關於修辭,是口頭說服力的藝術,但包含的大大超越口才和詞藻潤飾。修辭藝術以打動人心為尚,而「語言權術」則是用以達到權謀意圖。

 

「語言權術」是一種藝術,不是科學;擅於「語言權術」者與盟友、政敵,以及招攬對象對話時,向對方連番提問,透過列舉事實據理力爭,再設想情景,誘導對方順從己意達致同一結論。成功的政客無不精於此道,林肯則是高手中的高手。

 

1865年1月,林肯明白到內戰即將結束,南方諸州正急謀和議,他亦意識到共和黨保守派渴望和平甚於解放黑奴,即使在北方,奴隸制的支持者大有人在。有鑑於此,若未能在內戰結束前通過修憲來解放黑奴,廢除奴隸制就會多生枝節,甚至遙遙無期。

 

更重要的是如果未能及時廢除奴隸制,就連1860年勝選的政治聯盟本身亦有解體之虞,不但共和黨內的激進廢奴派會對聯盟信心盡失,若聯盟未能及時鞏固勢力,立國根基亦會動搖。林肯的政治聯盟得以組成,有賴民主黨與其支持者在黑奴問題上出現分歧。內戰結束之後,假若南方各州在重歸聯邦後仍堅拒廢除奴隸制,則難保共和黨內不會同樣出現分歧,情況就會變得急轉直下。

 

政治手腕備受考驗

 

林肯的確是有勇有謀,一心要一舉達成三個目的:一、解放黑奴;二、操控南方投降的條件;三、鞏固政治聯盟的統治地位。

 

要成功就要先取得以重享和平而非解放黑奴為首要目標之共和黨內保守派的支持,林肯於是假裝同意會見南方議和特使,以免予人無意求和的口實,亦唯有授權共和黨創黨元老Francis Preston Blair與南方特使談判。不過,林肯亦深明若一旦議和,就會扼殺修憲的廹切性。

 

當時林肯閣員彼此意見分歧,對林肯的處理手法顯然並不支持,並指出即使黨內意見一致,亦難以在國會取得足夠票數,除非有部分民主黨議員投票支持。部分共和黨員更主張待共和黨於國會大權在握時,才通過修訂案也不遲。閣員似乎大都欠缺林肯的先見之明,未能洞悉政治聯盟的統治地位尚待鞏固。史匹堡在電影中未能突顯林肯與閣員之間這方面的分歧。

 

林肯於是聯同國務卿William Seward合力爭取民主黨人投票支持修憲。他主張集中力量說服國會議席不保的民主黨人,因為他們的任期即將屆滿,會需要得到聯邦政府的一官半職。據林肯估計,此等支持修憲的民主黨員對日後連任競選的影響亦會顧慮較少。除聘用專業說客之外,林肯亦親自向有關民主黨員展開游說。

 

在修訂案投票決議日漸逼近之際,林肯巧施妙計,指示南方議和特使一直留在華盛頓以外地區候命。聽聞有特使在華盛頓議和,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及共和黨保守派馬上要求延期投票。但林肯否認有特使在華盛頓或會前往首府,使投票如期進行。

 

賓夕法尼亞州眾議院議員兼國會籌款委員會主席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可說是當時共和黨激進派的表表者,他曾這樣揶揄林肯:「處事永遠拖拖拉拉;儼然南方代表;經常妥協的投降主義者;我們的對頭人;上主離棄之共和黨 –– 吾等的黨 –– 的領袖」;但即使如此,史蒂文斯卻能在關鍵時刻,在種族平等議題上暫且收斂一貫劍拔弩張的姿態,而協助通過修訂案;結果第13條修訂案僅以兩票之差獲國會通過。

 

投票日當晚,史蒂文斯向其黑人管家覆述國會投票情景時,只輕描淡寫地說:「十九世紀最重大的措施,以徇私枉法的手段通過,同謀正是全美國最正直無私的正人君子。」

 

第13條修訂案的通過,不但修補了林肯黨內的意見分歧,亦迎來共和時代,為美國成為二十世紀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奠下穩固根基。

 

至於誤導是否「語言權術」的必有特點?操控藝術又是否政治的必備元素?其中可還有顧全道德規範?留待下周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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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esponse to 林肯的語言權術與共和時代的誕生

  1. Kurt says:

    你好 王教授

    因在信報發表了差不多100篇文章,請問會不會將其所有文章結集為一系列的書籍出版呢?

    Thanks

    K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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