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曾提及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上溯到前财政司郭伯伟的经济政策,和港督麦理浩的社会政治政策。前者偏重个人的自由和责任,坚持有限政府和利伯维尔场的竞争,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小政府,大市场」;后者着重社会的责任和稳定,政府积极介入,走社会福利道路。

 

不少人赞扬麦理浩的政策。其实,那种英式福利社会已经过时,对于应付今后几十年的需要并不适用,但这套制度已融入我们的社会政治环境。如何改革以满足长远的需要是重大的挑战,应获得优先考虑;这在政治上绝不容易。过去十年,针对福利社会的改革虽然取得一些进展,也应该坚持下去,但与此同时有些败笔拖慢了改革,巩固了福利制度。

 

为了香港的将来,应分门别类,逐个领域理顺郭伯伟和麦理浩的管治哲学之间的矛盾,重建首尾一致的政策架构。这并不涉及新概念或革命性的思维,只须在这两种理念重迭的地方,重新界定政策范畴,而两者之间要有较好的接口,政治上要可行、连贯衔接,把公共机构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

 

这是一项长远的工作,过程中最怕出现妥协、偏离、收买,以及为了政治权宜而一再牺牲等危机;在各种选择之间作出取舍时,要以知识基础为指导,避免受短期的政治考虑左右。这是理顺深层次矛盾的重点。

 

郭伯伟路线和麦理浩路线一个主要的矛盾在于人口问题。现在人口质素滞后而年长人口急增,如何应付人口增长放缓的压力?应以人口问题为中心,对房屋、教育、医疗、退休保障、人口移入和流通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通盘的考虑,但政府反应奇慢,也太多政治妥协。这两条路线的矛盾根深蒂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应付不了的。

 

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有深远影响。东亚的「经济奇迹」与区内1965-90年的「人口转型」密切相关。所谓人口转型,也就是出生率与死亡率均跌到低水平的结构型转变。这促使人力资源投资的需求急升,从而提升劳动人口的生产力,带动经济成长。改善医疗、教育和就业机会的政策,进一步降低出生率和死亡率,形成经济成长和人力资源投资的良性循环。

 

人口转型带来「红利」

 

人口转型带动的经济成长在学术上称为「人口红利」。香港拜1945-50年人口大量流入和随后婴儿潮之赐,曾经藉着人口转型获得大量红利。但这一波的转型已经完成,婴儿潮一代日渐老化,除非调整体制,以提供新的诱因刺激成长、减轻供养老年人口的负担,否则会转进成长放缓期。

 

【表1】是1961-2036年每隔五年0-19岁、20-64岁和65岁或以上三组人口的实际和预测人数。0-19岁的人口,大致上相当于需要供养的儿童和青少年;65岁或以上的人口大致上相当于需要供养的长者;其中只有20-64岁的人口在经济上是活跃的,虽然当中有些女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退出劳动市场以照顾家庭。

 

 

1:年中人口(百万)

 

Age年龄

Mid-1961

Mid-1966

Mid-1971 Mid-1976 Mid-1981 Mid-1986 Mid-1991 Mid-1996 Mid-1996 Mid-2001 Mid-2006 Mid 2011 Mid-2016 Mid-2021 Mid-2026 Mid-2031 Mid-2036
0-19岁

1.47

1.81

1.90

1.91

1.85

1.73

1.62

1.62

1.65

1.54

1.38

1.26

1.22

1.28

1.39

1.41

1.38

20-64岁

1.60

1.68

1.97

2.37

2.99

3.37

3.63

4.06

4.13

4.42

4.63

4.92

5.05

5.06

4.92

4.87

4.97

65+岁

0.10

0.14

0.18

0.24

0.34

0.42

0.50

0.63

0.65

0.75

0.85

0.94

1.17

1.46

1.84

2.18

2.39

                                   
供养率(儿童和少年)Dependency ratio (young)

0.921

1.079

0.962

0.806

0.618

0.513

0.445

0.398

0.399

0.350

0.297

0.257

0.241

0.253

0.283

0.290

0.277

供养率(老年)Dependency ratio (elderly)

0.063

0.082

0.093

0.103

0.115

0.126

0.138

0.156

0.158

0.171

0.184

0.191

0.231

0.289

0.374

0.448

0.480

供养率(老幼合计)Dependency ratio (total)

0.984

1.161

1.055

0.909

0.734

0.638

0.583

0.554

0.557

0.520

0.481

0.448

0.472

0.542

0.657

0.738

0.758

 

 

 

 

 

至于少年和老年的供养率(dependency ratio),也就是0-19岁人口和65岁或以上的人口,各自除以20-64岁经济上活跃人口的所得;而总供养率则是一嫩一老两组受供养率之和。

 

1961-2036年这两个供养率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0-19岁人口的供养率由1961年的0.921,跌到2011年的0.257,预料在今后的2016-2036年维持在0.257到0.290的窄幅之内。但长者的供养率刚好倒过来,由1961年的0.063上升到2011年的0.191;预料今后持续上升:2016年0.231;2021年0.289、2026年0.374;2031年0.448;2036年0.480。两组供养率之和也就是总供养率,预料会由今年2011年的0.448上升至2036年的0.758。

 

换言之,预料到了2036年,经济上活跃的市民平均每人要供养三个人。打个比方,2026年也就是十五年后,两人都要工作的夫妇需要供养两个子女和两对父母。这要夫妇两人的生产力都很强才行。

 

须重新安排规章制度

 

这项统计虽令人相当震惊,目前却看不出我们对于这项挑战已准备妥当,但可以做的事其实不少。

 

首先,是提高经济上活跃人口的生产力,这需要增加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

 

第二,鼓励更多经济上活跃的人口流入和透过香港流动,尤其是生产力较高的人。这需要积极吸引人才来港,并作出必要的投资以改善环境和提供支持的设施;

 

第三,正如世界上不少大都会,人们经常到邻近的城市工作消闲,香港早就有不少市民跨境消闲和工作,深圳也有儿童每天过来上学。但怎样才能善用大范围都会的优势?

 

第四,可以提高供养用资源的效益。例如,如何加强学校的生产力,使上述的父母能以较少的资源让子女获得同质的教育?如何提升医疗服务的生产力,让这对夫妇所付出的护老费用有较高的效益?怎样改善房屋布局,让这对夫妇把一对子女和四个老人照顾得更好?上下两代如果关注私隐,想有独立的单位,而不是三代同堂,如何重新排布相邻地区各种单位的比重,以便各代人彼此照应、分享服务,至少减少交通的劳累和开支?如何更方便市民领取社会福利、放宽每年的居港时限,间接增加领受人的跨境购买力?

 

只要发挥想象力、重新安排规章制度,相信仍然大有空间,让这对夫妇更有效地工作和供养六个家人。重新安排规章制度时,需要认识扩大福利社会是难以应对人口的挑战。如果放弃有限政府的承诺、削弱郭伯伟的理财哲学,只会进一步削弱经济成长的能力,令香港落入政策引发的恶性循环里。

 

文首说,麦理浩的福利社会政策难以解决香港目前的问题。理由很简单,麦理浩的哲学留下了一系列依靠政府大量补贴的福利,由房屋、医疗、教育、福利以至退休保障等等。这些服务有很大部分用于上述夫妇的受养人。试想两个人要供养六个人,无疑以市场机制或者说郭伯伟与夏鼎基哲学较为有效。公共部门通常效益较低,这项任务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大,面对人口老化和供养率上升的挑战,应该让这对夫妇以最高的效益来调配资源。

 

跨境婚姻和产子日增

 

经济成长快的城市通常人口增长也较快。高成长吸引外人流入,寻求机会;外来人口反过来又带动城市的扩张,深圳是移民城市最佳的典范。人口持续流入,城市才能保持青春。

 

以纽约与香港作比较【表 2】,香港2011年只有7.4%的人口在外地出生,但纽约2010年高达24.6%。纽约只有大约11.8%的人口来自美国其他地区;香港有32.1%的人口在内地出生。

 

2: 纽约2010年人口和香港2011年人口的年龄和出生地分布  
Age

纽约2010

香港2011

纽约出生占同龄人口的百分比

美国其他地区出生占同龄人口的百分比

外国出生占同龄人口的百分比

香港出生占同龄人口的百分比

中国内地出生占同龄人口的百分比

其他地区出生占同龄人口的百分比

0-17

87.0%

6.1%

6.9%

84.6%

11.9%

3.5%

18-59

57.3%

13.0%

29.7%

63.9%

26.8%

9.3%

60+

55.6%

15.0%

29.4%

29.6%

66.2%

4.2%

Total

63.6%

11.8%

24.6%

60.5%

32.1%

7.4%

数据源: 美国统计局 人口普查局及      
  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统计处   2011 年人口普查    

 

 

来自内地的香港居民不少是跨境婚姻的配偶。在1986-96年,跨境伴侣大都在内地结婚,但自1996年起,在香港注册的跨境婚姻日增。港人的内地配偶起初主要来自农村,现在主要来自城市。过去这二十五年,跨境婚姻以倍数增长:1986年只有782对,1996年增至2,484对,2006年更飙升至21,588万对,2009年才相对稳定在22,339万对【表 3】。在2009年,香港有51,175万对注册新人,其中22,339万对至少有一方来自内地,只有28,836万对双方都是香港居民。

 

3: 香港历年的注册婚姻和签发的单身证明

年份

在香港注册的婚姻

在中国内地注册的婚姻(估计)

新娘或新郎一方来自中国内地 (在香港或中国内地登记结婚)

合计

新娘或新郎一方                      来自中国内地

成功申请无结婚记录证明书数量

在香港和内地注册的婚姻(估计)

占所有在香港和内地注册婚姻的百分比

1986

43,300

782

15,669

16,451

27.9%

1996

37,045

2,484

23,901

26,385

43.3%

2006

50,328

21,588

13,040

34,628

54.6%

2010

52,558

11,519

5,368

16,887

29.2%

数据源: 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统计处 人口统计组  

 

 

内地改革开放后,涉及港人的跨境婚姻占所有婚姻的百分比也大幅上升:1986年27.9%、1996年43.3%、2006年54.6%,到2010年才回落到29.2%。以这些估计推算,在1986-2010年,港人的注册婚姻累计有1,604,174万宗,其中566,838万宗也就是35.3%涉及跨境。随着两制之间的来往有增无减,这个比重看来会持续。

 

另一趋势就是来港产子的内地妇女数量日增,在2000年的54,134个产子个案中,上述占了709个,即1.3%,而在2010年则上升至32,653个,即总数88,495个的36.9%。

 

一个经济体的生产力,取决于劳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内涵;人力资本的质与量随公私两方在教育上的投资而增加,新移民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直接影响到香港整体的生产力。香港的开放性、国际性,为具竞争力的人才提供回报的市场制度,引来各地的人才,为我们的经济增添活力。

 

在2006年,香港出生的人口只有20.4%有大学学位,但在纽约出生的人口,这个比例是30.1%【表 4】。最令人惊叹的是,从美国其他地区来到纽约的人,45.6%有大学学位;香港在内地出生的人口,这方面的数字是9.1%。香港显然要有更好的政策以吸纳内地人才。

 

 

4: 纽约与香港出生地区区分的15-59岁大学毕业人口的百份比

 

年份

纽约

香港

纽约出生

美国其他地区出生

美国以外地区出生

香港出生

中国内地出生

其他地区出生

1980/1981

19.0%

24.6%

13.2%

3.0%

2.8%

18.7%

1990/1991

26.3%

39.3%

19.3%

6.2%

4.1%

25.6%

2000/2001

29.5%

47.4%

23.1%

16.1%

7.5%

27.6%

2006

30.1%

45.6%

26.8%

20.4%

9.1%

23.5%

2010

31.8%

48.8%

26.9%

     
数据源: 美国统计局 人口普查1980, 1990 ,2000, 2006及2010年    
  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统计处 人口普查1981, 1991, 2001及2006年  

 

 

2006年,在香港的非香港和内地出生的人口里,估计23.5%持有大学学位,纽约则为26.8%。而非香港和内地出生人口占香港人口的百分比远低于纽约。如何吸引全球各地的人才,应作为政策来考虑。

 

随着跨境婚姻和跨境出生日增,香港的人口结构正在重组。新移民一方面有不同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带来香港所需要的多元性。我们都说,要让日增的新移民顺利融入社会,但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如何调整现有的体制以迎接未来,说得多,却做得少。至于如何调整环境和体制,将香港与内地人口的循环流动与香港和全球人口之间的流动结合起来,所做的更少。这不利于吸引全球各地人士来港发展。

 

吸引人才抵消人口老化

 

刺激人口持续流动,对香港来说意义深远。香港和各个近邻正逐渐融成大都会,彼此贯穿交融,超越有形的边界,这对香港构成新的挑战。当前要考虑的是,我们是否以政策鼓励各界想方设法,向全球各地发掘有可能来港的人才,战胜人口老化和人才不足的压力,还是妨碍这类创意,固守本地的人力资源?

 

退休人士需求的服务,如房屋、医疗等社会福利和服务,大都靠公帑补贴、靠公共机构分发,对公众构成巨大的政治挑战。但退休人士如可与家人毗邻,其实仍可在其他如扶幼方面作出贡献。改革这些机构,将会是极大的政治挑战,甚或会令部分政客和公仆断送前程。是以此等公共部门势将抗拒,而且韧力惊人,常常出现「屡革不动」的情况。

 

面对人口的挑战,我们不得不重整现有的规章制度。扩大福利社会,只会进一步重新分配资源,由工作人口中生产力较高的,转移给老一代较为贫困的人士。福利社会分配资源愈慷慨全面,不鼓励人们努力工作的负诱因就愈强,那不利于香港亟需的经济成长。

 

透过重新分配的资源转移,只会使我们更维护内围的利益和向内看,敌视新来港的人士和外人。政府这次对永久性居民各派6000元,但初时却排除新移民,即为一例。这种思维实有损我们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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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esponse to 香港面对的人口问题和相关课题

  1. Joe says:

    我同意你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城市自然环境的自然承载能力,使城市的自然环境受到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和破坏,造成城市生态平衡失调,使得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房屋越建越多,而且超负荷运转,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人工环境也不堪重负。加上人口质量下降,老龄化的提前到来,失业现象的加重,人口问题就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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