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农民工提薪便已足够？

中国炙手可热，但世人发现，中国经济也有软肋。工人逐渐不安于室，觉得未能对等地分享经济成果。深圳富士康厂房的工人接连跳楼，全球关注；iPhone和iPad所带来的乐趣和方便，是否来自中国民工的血汗？

美国博客Joel Johnson走访深圳富士康厂房，想做一个平衡的报道。他写道：「富士康有十七人自杀是一项悲剧。但实际上，富士康深圳厂房的自杀率低于中国城乡的平均数。这个暗淡但不容否认的事实也许很可以为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开脱，但对于挽回这十七条性命毫无用处。

「……不少人说，那些能够到富士康打工的非技术工人是最幸运的一群。但中外媒体、政府督察、生意伙伴都应该盯紧富士康；工作本身也许合乎人道，但无节制地加班则不然。我们应该像提倡经济发展那样，以同样的力度提倡工人权益；我们输出了制造业，现在得确保输出工会。」

我觉得，这个讲法不足以说明问题，更昧于中国的复杂性。工人「连跳」不只是富士康的难题，更是整个中国的问题。

人口增长放缓令工资提升

中国最近宣布，今后几年内将会陆续提高工资，这令包括香港在内的外来企业忧心忡忡；富士康宣布将部分业务转移到内陆，显然想节流。不用说，内陆省市欢迎为当地带来就业。但提薪和提倡工人权益就能解决问题？低薪和非人道的工作环境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目前既有工厂的工资和工作环境差劣，但也有工厂并非如此；既有企业的工人觉得受剥削，也有企业的工人觉得自己获聘是运气。劳工短缺下，在沿海设厂的企业，尤其是出口为主的，必须大力抢工人，刻薄待人并非招聘与留住民工之道。

中国工资上升是因为人口增长放缓，今后会否持续，视乎能否提高生产力。随着人口增长放慢，生产力若不能显著提升，生产量的增幅就会放缓，这对中国自然不利。

中国15-29岁的人口，在1970-80年和1980-90年分别增加大约7240万和7270万，接着的1990-2000年却骤降大约3470万，预料在2010-20年和2020-30年还会分别下降大约4400万和2200万；企业面对压力，要么提升生产力和加工资，要么结业。

表内所列，是中国人口1950-2050年每五年的变化，同时以五岁一组作年龄的划分。例如，左上角的格子显示，0-4岁的人口在1950-55年间增加2410万，不同年龄人口每五年的变化则如此类推。 1945-55年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内战后的第一个婴儿潮，内战后出生率激增，这个效应渗透到各个年龄组。这在表内见于由左上角到右下角的斜线，第一组斜线以鲜黄色和浅黄色来表示。

表一

随着1945-55年婴儿潮的一代长成和生育，大约15年后的出生率出现另一次飙升。这个后果见于表内斜线另一个朝右下角的移动，也用鲜黄色表示。这两条平行的斜线彼此只差15年，显示共和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反对控制人口。

为民工解决住房问题

到了1970年代，毛泽东担心人口太多，转而鼓励「晚生、隔开生、少生」（译自英文文献），口号是「一个少了，两个正好，三个多了」。 1979年起，中国不顾一切实行「一胎化」（俗称「一孩政策」），1975-80年的生育率从而剧降，后果渗透到其后不同的年龄组。表内以鲜绿色来显示此政策对人口的负面影响。

婴儿潮人口的第三代（也就是战后第一代的孙儿女）在将近20-25年后出生，是为1985-90年的数字。他们对人口的影响见右边第三条鲜黄色的斜线。

计划生育和一胎化政策对下一代出生率的负面影响，在1990-2000年开始呈现。他们对人口的影响见表内浅绿色的斜线。

1980年的对外开放碰上15-24岁的人口激增，这是1960年代出生也就是婴儿潮的第二代。到了1990年代，一胎化政策下第一代的效应开始在劳动市场上浮现。但1985-90年出生的婴儿在2000-05年陆续就业，暂时纾缓了供应；这可说是婴儿潮的第三代。但2005年以后，一胎化下第二代的市场后果开始呈现。

从表内可见战争结束、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以及大跃进和文革等运动的影响，政策所造成的变化要好几代人，前后一百多年才看得清楚。

今后，中国适工年龄的人口将会递减、老化。今后这几十年，企业只有不断提升生产率，才能以较高的工资争取到工人，否则就要结业或迁离中国。

2010-15年的15-54岁人口大致上包括二战和共和国成立后出生的两代人，其中的第二代生于1960-80年，而第三代生于1990-2000年。不少这类第三代农民工，父母也曾经到沿海打工，住过工厂宿舍，其后有些回乡，有些留在沿海。但城乡户口截然有别，民工的户口在农村，对城市来说属于外来人口，不享有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为农民工提供城市的服务，对国家是极大的挑战，城市居民和农民工更因此而分化。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住房。民工要么住在工厂宿舍，要么住在城市范围内的「城中村」；城中村有点像发展中世界的贫民区或者香港1950年代的寮屋区，在中国是城市向近郊扩展的产物。原来的农村给高速公路、商场、商住的高楼和新型工厂吞没。

「城中村」业权难确定

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城市的物业属于国有，但农村物业归村民集体所有。农村户口准许农民拥有田地、收取租金。随着城市不断扩张，大量收编近郊的农田。村民无法耕种，改以出租物业为生。涌到城市打工的民工，有的不想住在工厂宿舍，有些虽然不再打工厂工，但仍然想待在城市。他们作为外来人口，在闹市无栖身之所，于是向市区范围内的村民租房。村民作为城中村的原居民，租金的收入远较耕种来得丰厚。

城市周边的原居民由耕种改行收租后，在市区范围内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社区，其业权超出国家的制度。这些城中村原来集体所有的物业，无论业权和使用权都愈来愈难界定确认，容易受摇摆不定的国家政策左右和影响。

由于前景不明，城中村的发展偏向短线投机，不少沦为贫民区，东一块西一块，支离破碎。但箇中的政治很棘手，国家很难收回业权。广州记录在案的城中村有138个，2000年估计总面积达87.5平方公里，占市区的22.67%。

发展中地区常用两种方法改造贫民区。南美学者Hernando de Soto根据对秘鲁首都利马的研究，建议将贫民区的物业送给住户，也就是将占住权（squatter rights）无偿地转化为私业权（private property rights）。另一些国家则不惜社会和政治代价，强行铲平贫民区，腾出地皮作公私发展用。新加坡和香港相对较文明，但有利有弊，留下不少长远的后患。

中国内地限于集体所有制，在政治上很难采用这两种办法，连法律上也行不通，因为城中村无论作为业主的原居民还是作为租户的民工，都不属于非法占用。但反过来，业主和租户利害交缠，又很难重新发展城中村。到了某个地步，当局可能要付出大笔补偿，才能重新界定业权。但即使放得下集体所有制的意识形态阻力，各方要重新议定新契约也绝不简单。

反过来，工厂宿舍又不足以满足第三代农民工的预期，他们很多人无意回归原籍。有些「工三代」因为父母来城市打工时住在城中村，从而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希望获得确认为正式的城市人，而非乡下来的工人。现在眼看国家成功主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被视为「新世纪的主宰」，这些青年男女期望有自己的生活和社区，养儿育女，有光明的前途。

沿海民工的这些期望，使我想起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读过的一本经济学名著，以及去年夏天第一次邮轮之旅。

1974年面世的Time on the Cross（《十字架上的时刻》）是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Robert Fogel和另一位经济学者Stanley Engerman有关美国南北战争之前黑奴问题的论著。触动我最深的是，这两位学者发现，奴隶主鼓励奴隶成家。单身奴隶住的是简陋如兵营的宿舍，已婚的有小屋、家具、衣服、小片可供种植的田地、饲养小量禽畜。因为奴隶主发现，有家的奴隶通常不会逃走，做事也较勤快，但今天的企业恐怕未必会如此礼待员工。说到底，奴隶主之所以如此关顾，是因为奴隶和他们的子女皆为其资产。

去年夏天乘邮轮度假，我发现船上的1200名员工来自全球各地。从交谈中得知，他们的合约通常只有几个月，但不少会续约。最重要的是，超过三成员工配偶也是雇员，也就是很多夫妇档。据说，员工如果毋须与配偶分开，士气会高得多。我由此想到内地的工厂——工厂并非邮轮，毋须出海，却为何要自备宿舍？

新一代民工无意回乡

沿海的民工显然住不起城里的房子，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在现制度下被当作外人。开放改革前，大型的国有企业往往包办员工的住宿、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不论在全国还是地方层次上，政府都毋须直接提供这类服务。引入市场经济后，政府必须作出改变，农民工首当其冲，备受冷遇。富士康等外资企业全靠民工来维持运作，很快就发现自己要肩负起本应由国家或市场提供的服务，住宿只是其中之一。

来自农村的单身工人还未打算在城市定居前，当然可以住在宿舍。但新一代民工落地生根，无意回乡，宿舍无法给他们以「家」的温暖，有必要由国家和市场提供住房。改革开放到了这个阶段，除了承认民工的住房权，别无他法。诚然，民工数以千万计，改辕易辙并不容易，何况有关的资源恐怕主要须来自地方。即使没有贪腐，要公平公正地分配津贴房也极具挑战性。

但我怀疑，单靠提薪是否可以消弭沿海工人的不安、激励士气？提薪过犹不及，反会导致企业外流。各级政府必须重整与城市居民、城中村居民和民工的关系。住房是最迫切的一环，今后五年内必须直接面对这个关系，而且这只是开始，接着还有教育、医疗、退休保障各方面的需要；解决好这些课题，国人才会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从而带动内需。

参考文献：

Joel Johnson ”1 Million Workers. 90 Million iPhones. 17 Suicides. Who’s to Blame?” February 28, 2011, http\\www.wired.com\magazine\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