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八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福格爾(Robert William Fogel)教授在2013年6月與世長辭。我留學芝加哥大學期間,曾於1974至1975學年有緣修過福格爾教授一個研究院經濟學課程「美國經濟成長策略因素」(Strategic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當年適逢他(與Stanley Engerman合著)的新作《十字架上的時刻:美國黑奴制經濟學》(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1974年出版)剛面世,書中立論大膽創新,轟動一時。作為他的學生,我與其他同學見證了他當時與批評者幾乎無日無之的激辯。我深受福格爾教授啟發,曾立志成為經濟史家,可惜最終未能如願,在此不贅。

 

福格爾教授以提倡「新經濟史」(New Economic History )或「計量史學」(Cliometrics)見稱。他運用經濟學及計量經濟學理論研究經濟歷史,革新了經濟史的研究。研究過程中,他更率先重新解釋多種「歷史推論」,作出非一般的結論。

 

傳統的經濟史家多為運用史學方法研究經濟課題的歷史學家,本身既非經濟學家,對經濟課題的研究,亦未符合經濟學範疇的嚴格要求。福格爾一改研究經濟史的路向;自此以後,經濟史家多已在經濟學方面頗具心得,繼而以歷史課題為研究對象。

 

黑奴經濟 歷史翻案

 

《十字架上的時刻》一書對奴隸制無利可圖、毫無效率、瀕臨消亡,並令一般黑奴飽受虐待等傳統結論作出挑戰。部分歷史學家視奴隸制為一種極度倒退的經濟制度,經濟效率欠奉,單從其經濟上的缺點而論,已足以自取滅亡;並由此引伸奴隸制消亡本屬無可避免,根本毋需借助於南北戰爭。

 

兩位作者列舉種種數據,指出奴隸制對南北戰爭前美國南部奴隸主而言,實則有利可圖。福格爾更提出明證,即使在南北戰爭隨着南部宣布投降而結束的前一天,黑奴在新奧爾良的市場上依然有價,全無奴隸制即將結束的迹象。

 

美國南部當年的主要經濟活動為種植棉花、甘蔗(糖)、咖啡等,以出口為主。南北戰爭以前的南部地主大都為民主黨支持者,對自由貿易極為擁護;但對北部共和黨強勢州分所提倡的保護工業經濟政策不感興趣。

 

北部各州農業生產主要以家庭農場經營,借助幫工來充分發揮規模經濟效益的條件有限。以分租方式進行的佃農制,則仍以小規模家庭式生產模式為主。南部各州生產棉、糖、咖啡,則在種植園中通過所謂「現代工廠式監管」模式作出安排,亦即所謂的「生產隊」制(gang system),將黑奴的勞動力加以分工。由此亦能確保每日生產維持均衡步伐,以免生產鬆懈或遲緩,類似現代工廠制度中的組裝線。

 

奴隸制有利於當年的地主將工人加以管理及編成生產隊(或時下所稱的「團隊」)。黑奴往往按生產力水平被編入三個生產隊中。第一隊的黑奴體能最佳,工作最繁重;第二隊生產力較低(以青少年或老人為主),任務難度較低;第三隊的任務最為輕鬆。如此安排既有利於工人分工合作,亦有助提升整體生產力。

 

種植園奴隸制,基本上是對農業勞工生產的一種有效管理方式,運用工業管理方法來充分提升生產利潤。單從經濟角度考慮,在福格爾與Engerman兩位作者心目中,奴隸制並非先前歷史學家所稱般無利潤、無效率。採用「生產隊」制的規模經濟效益,令美國南部黑奴農場(黑奴人數在16個以上)的人均生產力,較以家庭式經營為主的北部自由人農場高出33%。

 

經濟效益 證據確鑿

 

因此,南北戰爭前的美國南部經濟遠非停滯不前。1840年至1860年期間,南部人均收入增幅在美國各地區中更一枝獨秀。有趣的是在史提芬史匹堡執導的《林肯》影片中,林肯總統憶述父親所以反對奴隸制,乃由於其家庭式農場生產效率不及黑奴種植園,致無法在肯塔基州立足。其父後來在印第安納州安頓之後,依然極力排斥黑奴農場。

 

書中作出此一結論:南北戰爭對結束奴隸制確實發揮關鍵作用,因為奴隸制事實上甚具經濟價值;這無疑是推翻了對美國一百多年奴隸制度的歷史詮釋及後果。以往,認為奴隸制缺乏經濟效益的歷史學家,往往視南北戰爭為北部工業資本主義開拓發展空間之爭。從此觀點出發,南北戰爭只應視作革命之戰,而非關乎種族平等及平權的憲法之戰。

 

此外,也有歷史學家視奴隸制為一種倒退的經濟制度,向黑人灌輸不良的工作習性,徒令不少黑奴獲解放後終身受害;而部分史家更認為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分岐實由奴隸制而起。

 

《十字架上的時刻》發表之初,其研究結論不但頗受質疑,更備受抨擊。就經濟史家對該書觀感的一項調查發現,對於兩位作者認為奴隸農業效率勝過自由人農業的觀點,「同意」者佔48%,而「同意但有所保留」者則佔24%。不過,時至今日,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又已被奉為圭臬,只因有實質數字作為證據,自然毋庸置疑。

 

黑奴有價 待遇不差

 

該書另一備受爭議之處,在於作者就奴隸主對待黑奴的評價。假若奴隸主確將黑奴當成有價值的資產,則即使對黑奴有所剝削或壓迫,亦終究會知所節制。為確保可貴資產有所回報,自會妥為照料,而非橫施暴虐。

 

該書研究更發現,農場黑奴幫工勞動一生,最終可得相當於其勞動成果九成的回報。兩位作者主要以種植園記錄為分析依據,認為相對於自由農場工人,黑奴工作時間較短,食用較佳,只會偶爾遭受鞭打。書中研究亦發現,美國南部黑奴的生活環境,較不少北部工廠工人還要優勝。

 

黑奴並非居於宿舍;大種植園一律為黑奴家庭提供房舍,既是食宿也是醫療之所。黑奴成家之後,既便於維持紀律,也可使家眷得以累積本錢,購置房舍、傢具、衣服、園圃,並飼養牲畜。黑奴所擁有的資產及一應物資,可由下一代繼承。奴隸主也鼓勵黑奴過基督教及家庭生活,以加強其工作熱誠與歸屬感,並可降低逃奔意欲。黑奴間的家庭聯繫,也有助於促進生育、增加人手,均有利於奴隸主。

 

《十字架上的時刻》指美國南部的黑奴種植園對奴隸主極具經濟價值,若非爆發南北戰爭,斷不會自行烟滅;福格爾與Engerman倒不忘在書中清楚指出,黑奴在心理上遭受的虧待未必能反映於正式記錄之中,這一節雖與該書主要論點無關,卻反成為書中最備受爭議之處。

 

據當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對於兩位作者所指南北戰爭數十年前黑奴物質(而非心理狀況)生活條件勝過自由身的工廠工人的觀點,「同意」者約佔23%,「同意但有保留」則佔35%。不過兩位作者的研究修正了以往黑奴備受剝削與虐待的看法。

 

實證為本 可資借鏡

 

部分批評者誤以為兩位作者力圖在書中為奴隸制洗脫惡名。事實上,福格爾在道德立場上反對奴隸制而非在經濟立場,他的個人經歷亦足以證明他並非種族主義者。在康奈爾大學求學時期,他就曾任共產主義組織「美國民主青年」(American Youth for Democracy)校園分會會長。1948年畢業後,他又成為美國共產黨專業組織者。

 

1949年他與黑人女子Enid Cassandra Morgan結合,並育有兩名子女;兩人婚後還得在當時大行其道的反異族通婚法(anti-miscegenation laws)及族種通婚歧視的逆境中掙扎。八年之後,福格爾以共產主義有違科學精神而加以揚棄,隨後往哥倫比亞大學進修經濟學,受業於George Stigler,1960年獲頒文學碩士學位;1963年獲約翰 ∙ 霍普金斯大學頒發哲學博士學位。

 

《十字架上的時刻》誠屬一部不可多得的巨著,出版至今雖已近40年,但正當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舉步維艱,種種巨大挑戰當前,每當我反覆思量書中論點,均可作為參考與解釋之引據。

 

經濟騰飛 三大條件

 

近30年來,中國在維持社會穩定的同時,在經濟方面能有長足進展,可歸因以下幾方面:

 

一、 廢除公社制,不但有助於提高農業生產力,更因釋放農業人手,而為先前不少備受忽略的勞力密集製造業帶來生力軍,有利國家重新啟動勞工市場,從而較有效分配社會人力資源。

 

二、 來自農村的勞動生力軍,不但有助支援鄉鎮企業發展,也為各大城市中心注入發展動力。市區工業化及發展迅速,則令沉寂已久的基建及建築工程需求復興。

 

三、 中國經濟對外開放,以致國際貿易及外來投資增長蓬勃,進一步助長國有企業範疇以外的製造業發展。按增值總額計算,非國有企業表現已超越國有企業。

 

中國製造業及服務業發展興旺,以製造業的表現尤其突出,更是近30年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最大成就。其中的發展動力,主要在於人力資源從農村進入城市,又從內陸省分流向沿海經濟中心的大遷移,由此形成全國勞工市場。

 

在中國和平時期的歷史中,這不啻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國民大遷移,對構建國家、打破地方主義以及主導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政綱等方面,都舉足輕重。大遷移發生之際,卻適逢以下背景:一、農地業權仍未清晰釐訂;二、戶籍登記制度中城鄉戶籍仍然涇渭分明,權益亦大有分别。此等舊有制度,難免造成有礙於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種種矛盾及僵化規條;必須從速加以修改,才能維持中國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發展。

 

自殺頻生 突顯矛盾

 

要說明上述有礙中國現代化的矛盾,富士康自殺案正是一個好例子。2010年1月至11月期間,富士康(已易名富智康)共有18名員工企圖自殺,結果14名自殺身亡。連串自殺事件既受國際傳媒廣泛報導,而作為各大國際品牌(包括蘋果、戴爾、惠普、摩托羅拉、任天堂、諾基亞、Sony)的一大承包生產商,富士康的聘用待遇亦受到蘋果、惠普兩大客戶調查。

 

據部分有關調查指出,富士康員工工作及生活環境有如勞改營,員工面對的問題包括:工時過長、備受苛待、強制加班、意外不報、大陸員工受台灣員工歧視,以及無同事關係可言等等,公司的管理方式被形容為不人道兼苛刻。不過,亦有專家指稱富士康員工待遇不俗;至於新聞界,則一面倒以負面報導居多。

 

發生連串員工自殺事件之後,富士康將工人薪金大幅調高,加建防自殺圍網,要求員工簽訂不自殺承諾,並強制員工簽訂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保證一旦遇到任何意外死亡、自殘或自殺事件,員工或其家屬將不會對富士康採取法律行動。

 

雖然富士康員工自殺為數頗多,但較諸中國整體數字仍屬偏低。2010年,富士康員工總數為93萬人,自殺身亡員工總數達14人,自殺率為每10萬員工有1.5人,較全國平均每10萬人20人自殺身亡的比率低得多,僅約為全國平均自殺率7%。。事實上,富士康員工在自殺高峰期的自殺率,仍低於美國全國50州的平均自殺率。

 

社會支援 責在大我

 

在我看來,不論批評抑或傾向同情富士康的論者,都未免過度著眼於員工待遇的問題。我認為有關富士康管理方式的調查,最寶貴的發現在於對員工規限過嚴的生活方式,實與新一代員工的需要嚴重脫節。一如大部分外國大公司,富士康聘用大量來自農村的民工,對其生活上各方面的需要都有必要加以照顧,因為國家明文規定要照顧員工生活所需,作為獲准經營的先決條件。

 

由於在現行戶籍登記制度嚴限之下,遠赴城市打工的民工根本缺乏城市居民的各種社會支援。是以在某程度上國家指定聘用民工在市區工作的僱主須為民工提供各種一般應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社會服務,如住宿、基本醫療服務及其他。

 

正如《十字架上的時刻》書中所指,奴隸主也明白到與其為黑奴安排宿舍,不如協助黑奴成家立室、提供房舍,使其得以累積家當,購置房屋、園圃;並且鼓勵黑奴過基督教及家庭生活,建立心理及社交支援網絡,藉以減低黑奴的壓力,達至可控制水平。

 

在某程度上,國有企業在進行改革之前,也曾擔任此一角色:當時的企業管理人員有所謂「不是辦企業,而是辦社會」。國有企業由於必須達到「大而全,小而全」的要求,效率難免不足。改革以前國有企業有需要代表國家負起倫理及社會責任。

 

至於私有企業,就更缺乏兼顧如此重擔所需條件;即使勉強為之,亦會大大削弱其效率及盈利能力。在工作時間維持員工紀律,以期爭取最大利潤,無疑是企業應負的責任。但工作時間以外照顧住宿員工的生活,卻並非企業之責,而是屬於社會、市場、國家的分內事。

 

社經改革 發展關鍵

 

從各種已發表報告可知,富士康員工的生活雖然規律嚴明,但並無虐待或屈辱成分,倒是枯燥單調如軍旅生涯而已。初到城市工作的民工也許較能忍受這種生活方式,因為他們初到貴境,能夠求得一職已感慶幸,而且往往不打算長居市區,因而對社會支援需求有限。不過對新一代民工而言,作為因謀生而移居城市的農民的下一代,在城市長大,視城市為家,並無意回到父母的家鄉;其對所居城市中的社會支援需求自然較大,實非一般以牟利為本的私營企業所能應付。

 

單從自殺率來看,我甚至覺得富士康的處理已屬不壞。當然,自殺率只是可用以衡量個人心理狀況的一項參數。傳媒對於富士康員工的自殺案件未免反應過劇。

 

私營企業未能提供新一代民工對工餘生活的需求,只有社會、市場、國家才能予以滿足。為此,中國當局還須清晰釐訂農地業權,並且廢除嚴格區分農民與城市居民的戶籍登記制度。

 

要構建現代工業經濟,必須先有一體化的勞工市場,以便工人為求物色機會而自由遷移。此外,必須建立社會支援架構,安頓個人及家庭,提供工餘生活所需。這些安排,既不可亦不應期望由私營企業的工作單位包辦。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認定中國當前面對的挑戰在於重建公民社會、持續市場改革,並改善管治;報告建議制訂較全面方案,正確地把重點置於管治而非管理。這將構建享有同等權利的劃一公民身份,並建立一體化勞工市場,以及產生可在全國範圍自由遷移的流動人口。三中全會報告顯示中國當局深明持續現代化長征所須採取的行動。

 

參考文獻

 

Fogel, Robert William and Engerman, Stanley L. (1995),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W.W. Norton and Company, New York,  Reissu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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