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二零一四年一月八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教授在2013年6月与世长辞。我留学芝加哥大学期间，曾于1974至1975学年有缘修过福格尔教授一个研究院经济学课程「美国经济成长策略因素」（Strategic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当年适逢他（与Stanley Engerman合着）的新作《十字架上的时刻：美国黑奴制经济学》（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1974年出版）刚面世，书中立论大胆创新，轰动一时。作为他的学生，我与其他同学见证了他当时与批评者几乎无日无之的激辩。我深受福格尔教授启发，曾立志成为经济史家，可惜最终未能如愿，在此不赘。
福格尔教授以提倡「新经济史」（New Economic History ）或「计量史学」（Cliometrics）见称。他运用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历史，革新了经济史的研究。研究过程中，他更率先重新解释多种「历史推论」，作出非一般的结论。
传统的经济史家多为运用史学方法研究经济课题的历史学家，本身既非经济学家，对经济课题的研究，亦未符合经济学范畴的严格要求。福格尔一改研究经济史的路向；自此以后，经济史家多已在经济学方面颇具心得，继而以历史课题为研究对象。
黑奴经济 历史翻案
《十字架上的时刻》一书对奴隶制无利可图、毫无效率、濒临消亡，并令一般黑奴饱受虐待等传统结论作出挑战。部分历史学家视奴隶制为一种极度倒退的经济制度，经济效率欠奉，单从其经济上的缺点而论，已足以自取灭亡；并由此引伸奴隶制消亡本属无可避免，根本毋需借助于南北战争。
两位作者列举种种数据，指出奴隶制对南北战争前美国南部奴隶主而言，实则有利可图。福格尔更提出明证，即使在南北战争随着南部宣布投降而结束的前一天，黑奴在新奥尔良的市场上依然有价，全无奴隶制即将结束的迹象。
美国南部当年的主要经济活动为种植棉花、甘蔗（糖）、咖啡等，以出口为主。南北战争以前的南部地主大都为民主党支持者，对自由贸易极为拥护；但对北部共和党强势州分所提倡的保护工业经济政策不感兴趣。
北部各州农业生产主要以家庭农场经营，借助帮工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益的条件有限。以分租方式进行的佃农制，则仍以小规模家庭式生产模式为主。南部各州生产棉、糖、咖啡，则在种植园中通过所谓「现代工厂式监管」模式作出安排，亦即所谓的「生产队」制（gang system），将黑奴的劳动力加以分工。由此亦能确保每日生产维持均衡步伐，以免生产松懈或迟缓，类似现代工厂制度中的组装线。
奴隶制有利于当年的地主将工人加以管理及编成生产队（或时下所称的「团队」）。黑奴往往按生产力水平被编入三个生产队中。第一队的黑奴体能最佳，工作最繁重；第二队生产力较低（以青少年或老人为主），任务难度较低；第三队的任务最为轻松。如此安排既有利于工人分工合作，亦有助提升整体生产力。
种植园奴隶制，基本上是对农业劳工生产的一种有效管理方式，运用工业管理方法来充分提升生产利润。单从经济角度考虑，在福格尔与Engerman两位作者心目中，奴隶制并非先前历史学家所称般无利润、无效率。采用「生产队」制的规模经济效益，令美国南部黑奴农场（黑奴人数在16个以上）的人均生产力，较以家庭式经营为主的北部自由人农场高出33%。
经济效益 证据确凿
因此，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部经济远非停滞不前。1840年至1860年期间，南部人均收入增幅在美国各地区中更一枝独秀。有趣的是在史提芬史匹堡执导的《林肯》影片中，林肯总统忆述父亲所以反对奴隶制，乃由于其家庭式农场生产效率不及黑奴种植园，致无法在肯塔基州立足。其父后来在印第安纳州安顿之后，依然极力排斥黑奴农场。
书中作出此一结论：南北战争对结束奴隶制确实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奴隶制事实上甚具经济价值；这无疑是推翻了对美国一百多年奴隶制度的历史诠释及后果。以往，认为奴隶制缺乏经济效益的历史学家，往往视南北战争为北部工业资本主义开拓发展空间之争。从此观点出发，南北战争只应视作革命之战，而非关乎种族平等及平权的宪法之战。
此外，也有历史学家视奴隶制为一种倒退的经济制度，向黑人灌输不良的工作习性，徒令不少黑奴获解放后终身受害；而部分史家更认为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分岐实由奴隶制而起。
《十字架上的时刻》发表之初，其研究结论不但颇受质疑，更备受抨击。就经济史家对该书观感的一项调查发现，对于两位作者认为奴隶农业效率胜过自由人农业的观点，「同意」者占48%，而「同意但有所保留」者则占24%。不过，时至今日，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又已被奉为圭臬，只因有实质数字作为证据，自然毋庸置疑。
黑奴有价 待遇不差
该书另一备受争议之处，在于作者就奴隶主对待黑奴的评价。假若奴隶主确将黑奴当成有价值的资产，则即使对黑奴有所剥削或压迫，亦终究会知所节制。为确保可贵资产有所回报，自会妥为照料，而非横施暴虐。
该书研究更发现，农场黑奴帮工劳动一生，最终可得相当于其劳动成果九成的回报。两位作者主要以种植园记录为分析依据，认为相对于自由农场工人，黑奴工作时间较短，食用较佳，只会偶尔遭受鞭打。书中研究亦发现，美国南部黑奴的生活环境，较不少北部工厂工人还要优胜。
黑奴并非居于宿舍；大种植园一律为黑奴家庭提供房舍，既是食宿也是医疗之所。黑奴成家之后，既便于维持纪律，也可使家眷得以累积本钱，购置房舍、家具、衣服、园圃，并饲养牲畜。黑奴所拥有的资产及一应物资，可由下一代继承。奴隶主也鼓励黑奴过基督教及家庭生活，以加强其工作热诚与归属感，并可降低逃奔意欲。黑奴间的家庭联系，也有助于促进生育、增加人手，均有利于奴隶主。
《十字架上的时刻》指美国南部的黑奴种植园对奴隶主极具经济价值，若非爆发南北战争，断不会自行烟灭；福格尔与Engerman倒不忘在书中清楚指出，黑奴在心理上遭受的亏待未必能反映于正式记录之中，这一节虽与该书主要论点无关，却反成为书中最备受争议之处。
据当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对于两位作者所指南北战争数十年前黑奴物质（而非心理状况）生活条件胜过自由身的工厂工人的观点，「同意」者约占23%，「同意但有保留」则占35%。不过两位作者的研究修正了以往黑奴备受剥削与虐待的看法。
实证为本 可资借镜
部分批评者误以为两位作者力图在书中为奴隶制洗脱恶名。事实上，福格尔在道德立场上反对奴隶制而非在经济立场，他的个人经历亦足以证明他并非种族主义者。在康奈尔大学求学时期，他就曾任共产主义组织「美国民主青年」（American Youth for Democracy）校园分会会长。1948年毕业后，他又成为美国共产党专业组织者。
1949年他与黑人女子Enid Cassandra Morgan结合，并育有两名子女；两人婚后还得在当时大行其道的反异族通婚法（anti-miscegenation laws）及族种通婚歧视的逆境中挣扎。八年之后，福格尔以共产主义有违科学精神而加以扬弃，随后往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经济学，受业于George Stigler，1960年获颁文学硕士学位；1963年获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颁发哲学博士学位。
《十字架上的时刻》诚属一部不可多得的巨著，出版至今虽已近40年，但正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举步维艰，种种巨大挑战当前，每当我反复思量书中论点，均可作为参考与解释之引据。
经济腾飞 三大条件
近30年来，中国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在经济方面能有长足进展，可归因以下几方面：
一、 废除公社制，不但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更因释放农业人手，而为先前不少备受忽略的劳力密集制造业带来生力军，有利国家重新启动劳工市场，从而较有效分配社会人力资源。
二、 来自农村的劳动生力军，不但有助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也为各大城市中心注入发展动力。市区工业化及发展迅速，则令沉寂已久的基建及建筑工程需求复兴。
三、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以致国际贸易及外来投资增长蓬勃，进一步助长国有企业范畴以外的制造业发展。按增值总额计算，非国有企业表现已超越国有企业。
中国制造业及服务业发展兴旺，以制造业的表现尤其突出，更是近30年来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最大成就。其中的发展动力，主要在于人力资源从农村进入城市，又从内陆省分流向沿海经济中心的大迁移，由此形成全国劳工市场。
在中国和平时期的历史中，这不啻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国民大迁移，对构建国家、打破地方主义以及主导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政纲等方面，都举足轻重。大迁移发生之际，却适逢以下背景：一、农地业权仍未清晰厘订；二、户籍登记制度中城乡户籍仍然泾渭分明，权益亦大有分别。此等旧有制度，难免造成有碍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种种矛盾及僵化规条；必须从速加以修改，才能维持中国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
自杀频生 突显矛盾
要说明上述有碍中国现代化的矛盾，富士康自杀案正是一个好例子。2010年1月至11月期间，富士康（已易名富智康）共有18名员工企图自杀，结果14名自杀身亡。连串自杀事件既受国际传媒广泛报导，而作为各大国际品牌（包括苹果、戴尔、惠普、摩托罗拉、任天堂、诺基亚、Sony）的一大承包生产商，富士康的聘用待遇亦受到苹果、惠普两大客户调查。
据部分有关调查指出，富士康员工工作及生活环境有如劳改营，员工面对的问题包括：工时过长、备受苛待、强制加班、意外不报、大陆员工受台湾员工歧视，以及无同事关系可言等等，公司的管理方式被形容为不人道兼苛刻。不过，亦有专家指称富士康员工待遇不俗；至于新闻界，则一面倒以负面报导居多。
发生连串员工自杀事件之后，富士康将工人薪金大幅调高，加建防自杀围网，要求员工签订不自杀承诺，并强制员工签订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保证一旦遇到任何意外死亡、自残或自杀事件，员工或其家属将不会对富士康采取法律行动。
虽然富士康员工自杀为数颇多，但较诸中国整体数字仍属偏低。2010年，富士康员工总数为93万人，自杀身亡员工总数达14人，自杀率为每10万员工有1.5人，较全国平均每10万人20人自杀身亡的比率低得多，仅约为全国平均自杀率7%。。事实上，富士康员工在自杀高峰期的自杀率，仍低于美国全国50州的平均自杀率。
社会支持 责在大我
在我看来，不论批评抑或倾向同情富士康的论者，都未免过度着眼于员工待遇的问题。我认为有关富士康管理方式的调查，最宝贵的发现在于对员工规限过严的生活方式，实与新一代员工的需要严重脱节。一如大部分外国大公司，富士康聘用大量来自农村的民工，对其生活上各方面的需要都有必要加以照顾，因为国家明文规定要照顾员工生活所需，作为获准经营的先决条件。
由于在现行户籍登记制度严限之下，远赴城市打工的民工根本缺乏城市居民的各种社会支持。是以在某程度上国家指定聘用民工在市区工作的雇主须为民工提供各种一般应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如住宿、基本医疗服务及其他。
正如《十字架上的时刻》书中所指，奴隶主也明白到与其为黑奴安排宿舍，不如协助黑奴成家立室、提供房舍，使其得以累积家当，购置房屋、园圃；并且鼓励黑奴过基督教及家庭生活，建立心理及社交支持网络，藉以减低黑奴的压力，达至可控制水平。
在某程度上，国有企业在进行改革之前，也曾担任此一角色：当时的企业管理人员有所谓「不是办企业，而是办社会」。国有企业由于必须达到「大而全，小而全」的要求，效率难免不足。改革以前国有企业有需要代表国家负起伦理及社会责任。
至于私有企业，就更缺乏兼顾如此重担所需条件；即使勉强为之，亦会大大削弱其效率及盈利能力。在工作时间维持员工纪律，以期争取最大利润，无疑是企业应负的责任。但工作时间以外照顾住宿员工的生活，却并非企业之责，而是属于社会、市场、国家的分内事。
社经改革 发展关键
从各种已发表报告可知，富士康员工的生活虽然规律严明，但并无虐待或屈辱成分，倒是枯燥单调如军旅生涯而已。初到城市工作的民工也许较能忍受这种生活方式，因为他们初到贵境，能够求得一职已感庆幸，而且往往不打算长居市区，因而对社会支持需求有限。不过对新一代民工而言，作为因谋生而移居城市的农民的下一代，在城市长大，视城市为家，并无意回到父母的家乡；其对所居城市中的社会支持需求自然较大，实非一般以牟利为本的私营企业所能应付。
单从自杀率来看，我甚至觉得富士康的处理已属不坏。当然，自杀率只是可用以衡量个人心理状况的一项参数。传媒对于富士康员工的自杀案件未免反应过剧。
私营企业未能提供新一代民工对工余生活的需求，只有社会、市场、国家才能予以满足。为此，中国当局还须清晰厘订农地业权，并且废除严格区分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户籍登记制度。
要构建现代工业经济，必须先有一体化的劳工市场，以便工人为求物色机会而自由迁移。此外，必须建立社会支持架构，安顿个人及家庭，提供工余生活所需。这些安排，既不可亦不应期望由私营企业的工作单位包办。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认定中国当前面对的挑战在于重建公民社会、持续市场改革，并改善管治；报告建议制订较全面方案，正确地把重点置于管治而非管理。这将构建享有同等权利的划一公民身份，并建立一体化劳工市场，以及产生可在全国范围自由迁移的流动人口。三中全会报告显示中国当局深明持续现代化长征所须采取的行动。
参考文献
Fogel, Robert William and Engerman, Stanley L. (1995),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W.W. Norton and Company, New York, Reissu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1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