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实施以来,强制性公积金(简称「强积金」、MPF)每年平均回报5.1%,扣除同期内的年均通胀,存户每年实收4.7%。表现强差人意。公众也很清楚,及早改善有关安排,让存户自行转移强积金,可望改善他们的退休收益;其中储蓄较少、因而最须要获得保障的存户,尤其仰赖强积金能有较佳的表现。

当计划改善后,也可减轻民粹的诉求,避免改用社会性的退休福利。社会性计划通常渗入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色彩,把金钱由富人转移给穷人,或者由年轻的世代转移给年长的世代。这必然受制于民粹政治,有损劳动和储蓄的诱因,造成庞大的财政负担,以致最终无法偿付;随着人口迅速老化,财政将难以维持健全。

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71-90年在任)于1889年担任德意志帝国首相期间,开创全球第一个社会安全制度,但他并非真的想为全民设立社会安全网,而是出于个人政治目的。他出身贵族,拥护帝制,崇尚普鲁士民族主义,但拒绝改革宪政,也不欲与教会、社会主义者,甚至国王分权,于是以社保化解国民对他的怨气。现代的即收即付(pay-as-you-go)制度都师承自俾斯麦;1930年代大萧条后,获不少国家采用,尤以民粹国家为然,所有这些国家都在社保里加入再分配的色彩。

新加坡CPF不足为法

一如所料,主要因为制订政策时受到政治左右,这些计划最终基本上都无法偿付;经济固然受害,子孙后代更须肩负庞大的公共债务。环顾全球,政客无不高呼改革社保,但讲远多过做。

纯私营计划基本上是个人的退休账户,不带再分配的色彩,例如香港的强积金。在社会性计划里,新加坡于1955年开设的中央公积金(CPF)却属异数。新加坡不按世代和收入进行再分配,主要是管理个人的储蓄,因而得以维持偿付,只不过回报同样差劲。众所周知,新加坡是小规模的开放型经济,难以承担带有再分配性的社会计划,以及难以承受经济下跌的风险;新加坡得免落入社会计划的窠臼,原因是打从开国起,政府就不属民粹性。

新加坡的CPF由三种账户组成:普通账户、医疗储蓄(medisave)账户和特别退休福利账户,后两种账户保证每年有4%的回报。 1980-2009年期间,当地年平均通胀2.1%;换言之,过去这三十年扣除通胀后,公积金每年实收1.9%。就2000-2009年这最近的十年来说,扣除年均通胀1.5%,每年实收2.5%。至于CPF的普通账户,每年只保证2.5%的回报,较另外两种账户为低,扣除通胀后的实收几乎可以不计。

比较新加坡的CPF和香港的MPF,发现两者的表现几无不同,香港5.1%的名义回报虽然高过新加坡的4%,但通胀也较高,抵消了两者之间本来不大的差别;新加坡过去这五十五年表现之差,显然不足为法。

退休基金回报差是一个切身的问题。 1994年9月,港督彭定康要设立即收即付的社保,本港有七十八位经济学者联署反对,并建议成立私营的MPF,认为投资表现会好得多。

智利制度反弹力强

全球第一个私营退休福利计划见于1980年的智利。当时的总统是皮诺切特(Pinochet),这方面主事人的是劳工社会安全部长皮涅拉(Jose Pinera)。这位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者,当时以4%的实际回报率来游说国民接受这个制度。

智利雇主一如香港,也要为雇员的退休账户供款;与香港不同的是,由雇员独自决定资金的转移。智利有五级储蓄基金可供选择,按账户内固定回报与非固定回报资产不同的比重,以A到E表示。 A级基金风险最高,证券(equities)占资产的比重可达80%;最保守的E级则只买定息的债券;其他三级介乎这两者之间。

智利制度营运头二十五年,扣除通胀后年均实收10%,是香港和新加坡的六至七倍。试想想,即使只拿最低工资的智利人也有10%的年均回报,而且按二十五年复式计算。智利制度在过去这十年的表现也不差,期间两年,资本主义世界备受金融海啸之苦。但于2000-09年期间,智利即使最保守的E级基金,年均实际回报也有4%,最高风险的A级基金更有9%。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智利的退休资产大贬值,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回报惨不忍睹:

A级基金:-40%

B级基金:-30%

C级基金:-19%

D级基金:-10%

E级基金:-1%

翌年即收复失地:

A级基金:+43%

B级基金:+33%

C级基金:+23%

D级基金:+15%

E级基金:+8%

以上数据是智利所有退休基金公司的平均值。拜竞争之赐,到2009年年底,即使表现最差的公司也收复了大部分初期的失地。私营基金证实是智利一般存户的福音。说到底,关键不在于一两年内的得失,而在于较为长期的平均回报。智利在这方面值得自豪。

港式规管窒碍竞争

香港强积金的回报与智利对比悬殊,显然是制度上的纰漏。香港的基金经理和委任他们的伯乐照理与智利的同样能干,单以「无能」两字,难以解释两者为何在长时间内表现悬殊、且持续不变;恐怕只能说,我们所设置的规管严重窒碍竞争。

香港的基金公司缺乏有效竞争的一个迹象,是每年收取的管理费可达1.8%,对强积金来说无疑太高。

由雇主而非雇员选择基金经理的做法严重窒碍竞争,相等于确保这个行业,包括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不愁客源,只要雇主肯留用,基金经理即使表现不济也无妨,这大大妨碍了竞争。

此外,存户想将资金由一个基金转移到另一个,费用也是不菲。港人转工作频繁,往往同时持有多个前雇主选用的强积金账户,每个账户都只有小量资金,难以紧贴投资表现而采取行动。

只要存户无从选择基金经理人,而代替雇员选择的雇主对投资表现漠不关心,那样,负责管理资金的经理即使表现不济也不愁饭碗,存户的回报差劲也就在所难免。

要使基金公司有足够的竞争,雇员的资金必须便于转移,智利的先例说明,这可以改善回报。

让资金便携的同时,对强积金的管理也应大力简化,以便存户将四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专注于一个账户,既获得强积金局监管的保障,又享有规模经济的效益。

尽快改善强积金缺点

有说因为雇主也按雇员的薪金供款5%,因此不应该让雇员随意转移强积金。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以为雇主和雇员的供款应该有所区分,这打从一开始就是错的。经济系新生都知道,当有竞争的市场达到供求均衡时,雇主的供款必然也来自雇员的薪酬。强积金开始营运头一两年,或要围绕均衡点有所调整,但十年后调整应已完成。

也有人认为,为了抵消对雇员长期服务和离职偿付不利的影响,至少雇主供款的部分应该由雇主选用基金经理。但这个要求肯定可以用简单的修正来达成。何况,雇主借供款来抵消对长期服务和离职偿付的影响不但无必要,甚至可以说不应该。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不便扯得太远。

特区政府宜鼓励强积金尽早改辕易辙,为全港存户改善回报,尤其是那些储蓄有限、特别仰赖基金回报以安享晚年的人。私营的强积金较公积金可取,但不乏可改进之处,有关的改革不应受制于银行、保险业和雇主。这关乎七百万市民日后的保障,特别是弱势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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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esponse to 十年回报偏低 强积金有待改进

  1. Ng Ka Man says:

    Dear Dr Wong,
    Thank you for your meaningful and impressive sharing. However,I want to ask you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derived from your article:
    1. What is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 in the MPF system?
    2. What measures will you suggest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Besides,it will be appreciated if you can give me other opinions about the scheme.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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