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2月11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希腊与香港两地同样实施固定汇率(unified exchange rate)制度。作为欧罗区成员国,希腊以欧罗为本地货币;香港根据联系汇率制度,通过与美元汇率挂钩的方式,可百分之百与港元现钞对换。

 

在相关制度下,两地经济同样失去独立的货币自主权,由外国金融机关主控,换言之,面对金融及经济冲击之际,希腊与香港都不会运用货币贬值或升值,作为稳定经济的方法。

 

政经危机的来龙去脉

 

希腊若要重获金融政策的自主权,必须脱离欧罗区,并重新发行德拉克马(Drachma);至于香港,则须废除联系汇率,另设新的货币制度。

 

当环球经济融合与民主政制出现矛盾,任何实行固定汇率制的经济体都免不了面对如此局面。实行民主制度的社会中,雇主、员工以及各种特殊或民众利益往往与全球经济融合有所冲突,由于每方各有不同要求,各地政府唯有在货物、资金、人口出入境方面实行保护主义措施,避免经济融合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举例来说,部分国家或会采取措施,防止外国国民入境,以保障本国非技术工人及专业人士的就业机会;也有国家利用保障本地工业、就业、医疗、安全、环境、国防、社会道德等借口,设下重重保护主义关卡,以限制外国货品、服务、投资进口;部分国家甚至指责别国采取有欠公平、有违公平竞争以及倾销行动。

 

希腊历经金融海啸后陷入经济衰退,正正面对上述的矛盾局面,香港亦曾两度陷于同一困境:先有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后有2008年的环球金融动荡。尽管希腊霍挥无度而香港则审慎理财,但当面对此等矛盾,两者均难免陷人重大政经危机。

 

希腊债困的政经启示

 

希腊自从成为欧罗区一员以来,在经济上与欧洲高度融合,最初可谓大受裨益,可藉此以低息向法国及德国银行借贷巨额欧罗债项,而两国银行也乐于从中赚一大笔;可惜希腊惯于挥霍,债台高筑,自然无力偿债。

 

2010年希腊还未爆发债务危机,该国政府的基本预算赤字(不包括贷款利息)为国民收入10%,但债务危机爆发之后,该国偿还外债问题一度悬而未决,触发环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

 

根据与债权国于2012年达成的协议,希腊承诺厉行财政紧缩措施归还外债,免除债务安排则大可免问。现时希腊外债相当于GDP比率高达175%,显然无以为继,所欠贷款利息则约为GDP 4.5%;自2008年以来,该国经济就一直持续萎缩,境况堪虞,至2013年短短5年之间,累计名义GDP 及实质GDP分别下跌28.3% 及 26.4%,失业率高达27.5%(年轻人失业率一度于2013年高见58.4%水平,现为50%)。面对如斯严峻经济状况,希腊选民自然要求当局采取财政纾困措施。

 

希腊近期大选中激进左派联盟(Syriza)大获全胜,将与欧盟、欧洲央行、国基会「三巨头」(Troika)就免除债务及债务重组安排展开新一轮会谈。由于德国选民坚决反对,免除债务安排相信难以成事,相信会谈会聚焦于如何提供较长时间让该国重整财务,双方协议的紧缩措施亦将放宽,让备受债务压力的希腊国民暂松一口气。

 

希腊若在现阶段退出欧罗区殊属不智,「脱欧」的最佳时机其实在2010年,当时该国失业率仅为12.7%,经济尚未至于一沉不起;假若目前脱离欧盟,正当希腊经济危机大为恶化,无异自绝于国际信贷门外,该国在重整财务上的一切努力亦将前功尽废。

 

希腊债务危机背后的矛盾,同样触发德国选民与希腊选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当前事态发展更在在显示,政治始终不脱本土特色,民主政治尤其如此,其种种要求与深度经济融合及固定汇率制度的政策原则往往矛盾重重。

 

固定汇率的经济枷锁

 

由于港元与美元汇率挂钩,自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以来,香港持续六年饱受通缩压力煎熬,期间美元汇率强势更对深陷衰退的亚洲经济造成进一步沉重打击,至2002年后,美元汇率由强转弱,亚洲各地经济才渐见起色。

 

期内为求减轻经济衰退及通缩压力,区内几乎所有国家都将本地货币贬值,1997年至98年间,亚洲各地货币纷纷大幅贬值,计日元7.4%、韩圜32%、台币14.2%、新加坡元11.3%、泰铢24.8%、马来西亚货币28.2%、印度尼西亚盾71%、菲律宾比绍27.9%、越南盾11.9%,港元则信守联系汇率,一直未有贬值。

 

香港经济于此期间备受通缩及失业重创,市民饱受通缩之苦;1997至2003的六年期间,香港的累计消费物价下跌11.6%,GDP平减物价指数下跌17.5%,名义GDP 下跌9.5% ,而实质GDP因物价大跌而录得8% 升幅,失业率曾高达8.8%,实质利率则升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峰,实质银行同业拆息则一度高达9.8%,实质楼价更由高峰下滑61% 至于谷底。

 

亚洲金融风暴产生的通缩压力,在联系汇率效应下雪上加霜,业主严重受创。在楼市崩溃数年前置业的年轻业主,眼看资产月复月、年复年地贬值,难禁自觉前路茫茫。楼市后来渐次复苏,楼价在随后数年显著反弹,但香港的中产阶级经已在楼市危机中备受打击,即使最终能够安然渡过,在事业方面的冒险意欲却已大减。

 

自2008年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局以至日本及欧洲央行先后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结果适得其反。2009至2013年期间,香港平均录得4.0% 的失业率,累计消费物价升幅19.5%,GDP平减物价指数升幅9.1%,名义GDP升幅 24.5%,实质 GDP上升14.1%;本地及外来需求促使楼价再度飙升,自环球金融海啸以来升幅高达134%。

 

量宽措施相继推出,全球低息环境势将持续的展望,令香港资产价格升势更盛。随着银行同业拆息实质平均仅得-3.1%,实质利率转为负数。虽然特区政府为使楼市降温推出惩罚性税项,并试图增加房屋供应,无奈未见成效。

 

贫富悬殊的政治诅咒

 

至此香港面对全球金融海啸之后的通胀压力,其效应也在联系汇率影响下放大。

 

不少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收入大跌且未有置业的家庭,如今又再一次错失置业机会;他们因未能在楼价升势中获益而深感气馁。已经置业者则又可再利用低息环境转按物业,取得另购物业的资金而从中获利。

 

业主与未能置业者之间的财富差距日益扩阔,既成为经济危机的后遗症,亦造成整体社会在政治上的分歧,影响深远。纵使香港未全面实行民主政制,市民却敢怒敢言,动辄大举上街,可幸至今大致上仍以和平方式宣泄不满。

 

2003年,上街示威的市民人多势众,众怒难犯,令特首董建华被迫下台,继任人曾荫权上台之后,则汲取教训,避免供应过多新增单位,但今天一样受人非议;现届政府自就职以来,为谋对策,日以继夜绞尽脑汁。

 

放眼希腊,该国选民纵使能借着投票让激进左派联盟政府胜出以宣泄心中愤懑,却无法凭选票解决经济问题,同理,无论上街游行抑或推行泛民争取的更民主的政治制度,都难以缩窄本地「无产一族」与「有产阶级」的贫富差距;归根究柢,香港需要的是一套明智的房屋政策,希腊需要的是一套健全的经济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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