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3月25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2013年2月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提及芝加哥大学赫曼(James Heckman)教授的研究结果显示部份幼儿教育计划的投资回报率高达每年7% 至10%,水平实高于1945至2008年期间的股市表现。

 

2013年,美国国会提出法案,增加为中、低收入家庭四岁幼童优质全日制学前学额。赫曼教授指出,是项法案所包含的幼儿教育政策,既合乎社会公平原则,亦具经济效益。

 

赫曼教授被誉为全球十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之一,在计量经济学及微观经济学方面的领先研究成就令他在2000年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

 

赫曼教授近期的研究专注于社会不均现象、人类发展及生命周期技能培养,尤以幼儿教育为重点。目前正就幼儿阶段介入教育方案进行实验研究,及将过往实验重新分析,同时展开对美国及西欧各国社会中下层社会形成的研究。他的研究为相关课题带来新思维,并阐释何以香港以至世界各地为纾解社会不均及贫穷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均成效不大。

 

赫曼教授将于本周来港,并于3月30日在香港大学就「幼儿教育投资」(Investing in Early Childhood)作公开演讲。

 

赫曼教授的研究显示人力资本回报最高峰期在于产前,其次是零至五岁阶段,极具启发性(【图】)。

 

 

弱势祸根早种

 

古语有云:「三岁定八十」;赫曼教授的研究由此入手,结果显示从出生至五岁阶段如何采取介入措施,可对幼儿长大成人后的收入、健康、犯罪倾向及其他行为方面产生巨大影响。

 

改变幼儿出生(甚至产前)的环境,足以改变其日后的前途,是以赫曼教授的研究,不但能为人类未来的经济繁荣带来新希望,更使弱势社群的家庭及其下一代的前景透出一线曙光。

 

人所共知,教育可提升生产力、增加机遇,因此所有有关减轻社会不均的建议都着重提供有教无类的教育制度,但据赫曼教授指出,「各种现行方案一直忽略有关所需技能、家庭背景的影响、以及在学前阶段就已形成的技能差距。」

 

虽然教育确能收减少社会不均之效,但往往行之不得其法。赫曼教授表示:「各种现行计划既未能及早开展,亦未能培育出有利个人及社会繁荣所需的技能。」

 

他的研究发现,认知技能与非认知技能(亦即所谓「个性」,例如耐力、干劲、自制、远见、避险、冒险、自尊,以及好逸倾向等等)对幼儿的未来成就至关重要,家庭背景亦对其一生机遇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有些幼儿天生条件优厚,但条件欠佳也大有人在,大部份人终其一生亦难以迎头赶上。弱势社群子弟在学业和事业上成功机会较低,长大后健康也可能较差。

 

由于发达国家的离婚率日升,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儿童为数日增,研究也发现这是有碍儿童日后成就的最关键因素。香港近三十年来离婚率急剧上升,已位列全球十大离婚率最高地区之内。

 

于1980年代及1990年代出生的较年轻世代与父母的鸿沟,也许在某程度上反映出其中有部份人在单亲家庭中成长。1981年,年龄介乎11至20岁(生于60年代)的青少年有1.2% 与单亲父母同住,1991年同一年龄组别的比率为2.9%,2001年达7.0%,2011年更增至11.7%;在这重要一环,1980及1990年代出生的青少年的成长背景更与生于1960、1970年代的一辈大不相同。

 

: 与单亲父母同住的儿童百分比

 

  1981人口普查 1991人口普查 2001人口普查 2011人口普查
15 0.4% 0.6% 2.8% 3.9%
610 0.9% 1.9% 5.0% 8.2%
1120 1.2% 2.9% 7.0% 11.7%

 

值得注意的是,1至10岁处于幼儿成长关键时期的儿童之中,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百分比正急剧上升,自1981至2011年的30年间,有关百分比更激增十倍之多(【表】),增幅实在非同小可。

 

研究双管齐下

 

赫曼教授把从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的「健康经济学」,以及「认知及非认知技能培养」经济学两种不同的经济学文献加以结合,从而加深关于人生阶段培养技能的认识,藉以了解社会不均的根源,并设法制订措施予以纾解。

 

他在有关研究中发现,不论在认知、非认知技能,抑或健康状况方面,个人以及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均于幼年已出现技能上的差距,关乎父母教育程度及母亲技能等家庭背景因素,但若在统计上撇除有关因素,就能大大消减此等差距,因此,为免悔之已晚,在幼年阶段采取介入措施是必需的。

 

养成各种技能的年龄各异;个人智商一般在10岁左右趋于稳定,可见有必要在10岁之前培养;说得一口纯正外语的能力,一般在12岁之前的阶段养成,若未能及早学好句法及语法,则似难以在往后的人生阶段掌握。年幼时即富侵略性亦足以预示成年犯罪及暴力倾向,但非认知技能在青少年阶段采取介入措施亦会引起改变,这在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中亦有论据(例如有关研究发现人到二十出头,前额叶皮质仍能产生变化)。

 

赫曼所作研究中最重要的论点在于各种技能之间有互相催生的作用。幼年阶段的技能差距,若不及早加以弥补,就会日渐扩阔。生命周期中的人力资本累积效应,好比乘数而非加数,赫曼教授称之为「动态互补性」(dynamic complementarity),既属个人所独有,自然也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特性,构成赫曼教授研究中幼儿教育重点的基础。

 

假使弱势社群儿童能及早受助,得以在学习能力高峰期取得各类至关重要的技能,则应能以较有效、较具成本效益的方式缩窄儿童的技能差距。

 

及早介入之效

 

赫曼教授同意正如部分批评者所指幼儿教育成本高䀚,但更应着眼于其重大投资回报。为弱势社群儿童提供优质幼儿教育,实在能大大提高教育及健康水平,亦能改善经济效益。

 

为弱势社群儿童提供现金转移、学费资助,并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是一贯沿用的措施。赫曼教授的研究则显示,高中毕业前形成的个人成就因素,在毕生收入不均中所占比重约仅为一半左右,他认为这也是一般人的盲点所在,因而指出:「表面上归因于教育效益的各种成就,尤其是大学毕业学历,在很大程度上实由远在学前阶段就已形成的各种因素所致。」

 

至于为弱势社群儿童提供的介入措施投资回报偏低,足以印证赫曼教授对于扶助弱势社群的现行计划大都未能奏效的分析;相反,各种实证文献显示补救措施投资回报可观,在在为赫曼教授的有关论点提供证据。优质幼儿教育计划为弱势社群儿童提供犹如中产阶层家庭可享的福利,如家长亲子辅导、师友计划以及各种勉励及支持等,是扭转经济及社会不均现象的关键。

 

因循守旧之弊

 

那些措施未能奏效?投资于小班教学,远不如确保无论学生人数多少,班上所有学生都能掌握各种基础技能。既然各种技能之间有催化作用,为成年人提供的读书识字班及职训班未免不足,而且太迟。采取补救措施不及发展儿童各项创意技能,后者可大大提高实效及成本效益。

 

政府耗费公帑实施的各式各样方案,往往不如幼儿教育来得有效,当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在任内发动的「抗贫战争」(War on Poverty)就远远未能达标,即属一例;赫曼教授则主张采取另一种介入政策。

 

为何世人总是固步自封,不愿作出改变,为弱势社群儿童的幼儿发展作出投资?原因不外乎对改变一贯行事方式怀着毫无根据的疑虑与畏惧而已。

 

赫曼教授认为世人应该马上作出改变,并有此补充:「决策者若能坚守以下原则,则有助促进政策的成效:以弱势社群家庭为重点,从初生阶段为起点,结合健康以及各种认知及性格技能的发展,并且鼓励地方的各类培育初生至五岁阶段有创意计划。」若无法改变政策,则美国、西欧以至世界各国的下层阶级势将继续膨胀,家庭弱势亦只会代代相传。

 

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均等常被视为互相矛盾的政策目标,不少论者亦提出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的论调。滴漏效应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曾一度标榜可二者兼得,是以操控职位及行业等需求方面因素为基本的经济策略,但由于未能兑现承诺而遭诟病。

 

赫曼教授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家庭及子女成长过程,即从供应方面着眼,考虑有何方案足以真正发挥作用,以促进人类发展,同时改善经济生产力。他在研究中揭示均等与效率之间本无矛盾,及早作出投资,改善弱势社群儿童生态,将有助于短期及长远地纾解社会不均现象,促进经济繁荣。

 

 

「我们懂得智商并非个人成就的唯一因素,性格技能亦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

 

摘录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曼教授在美国白宫幼儿教育峰会上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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