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4月1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香港民间正逐渐形成一种观感,以为生于1980年后的年轻世代,经济机遇远逊于父母一代,而且认为这年以后,收入不均之势日增,与此同时,跨代向上流动性出现下降迹象。

 

「收入不均」假象

 

不少人都认同这种观感;反映家庭收入不均的坚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经常广被引述作为论据,1976年水平为0.429,至2011年增至0.537(1),反映经济上活跃者个人收入不均的坚尼系数则由1976年0.411水平升至2011年的0.487。

 

 

由此可见,个人收入不均形势不及家庭收入不均严重,主要归因于大多数家庭成员组合有所变更。低收入家庭增加,是由于其中包含单亲、年轻在职成人,以及非在职长者的家庭愈来愈多;换言之,家庭收入不均趋升,其实是受人口老化、离婚以及子女不与父母同住的趋势等因素所影响。

 

假若撇除这些因素,基本家庭收入分布却未有明显变化;若将政府拨款计算在内,家庭收入不均现象亦无恶化迹象,是以所谓家庭收入不均日趋恶化之说,根本不能确立。

 

论者亦经常引述某些调查结果,指称大学毕业生月薪往往只得万多元,时薪32.50元最低工资者每周工作48小时的月薪亦超过6,760元,故认为教育未能改善弱势社群的经济机遇,不值得投放资源于教育以至大学教育上。

 

投资回报真相

 

上述论据实有误导成分。中学教育的投资回报率与日俱增,1981年为12.5%,2011年则升至15.8%,同期的大学教育回报率更由17% 升至22.7%(【表1);教育程度愈高,投资回报率增幅愈大,表中显示回报率升幅如此显著,正是教育发展不够迅速,未能满足需求的明证。

 

1 教育投资回报

 

  人口中

平均

求学年数

人口中具

专上教育(非学位)程度百分比

人口中具

大学学位

教育程度

百分比

各阶段教育投资回报率
小学

毕业生

中学

毕业生

大学

毕业生

1981年 6.1 2.6 2.5 0.058 0.125 0.170
1996年 7.7 4.1 8.2 0.056 0.148 0.210
2011年 9.2 8.5 16.0 0.053 0.158 0.227

 

教育程度上升,教育投资回报率亦随之上升。如图所示,1981至2011年30年期间,适龄工作人口中的平均求学年数由6.1年增至9.2年,具专上学历(非学位)比率则由2.6% 增至8.5%,具大学学位比率则由2.5% 跃升至16%;期间人口中求学比率增幅固然急剧,但投资回报率增幅趋升,实则反映教育机会增长不够迅速。

 

此外,大学教育的投资回报率1976年估计为17%,2011年则升至22.7%,升幅已超越全球99.9% 基金经理40年来的回报表现,环顾全球还有哪种投资可望有如此优厚的回报?

 

初出茅庐的大学毕业生,所具人力资本仅占其终身人力资本的一小部分,毕业后仍继续为自我增值投资者,普遍比一般中学毕业生为多,因此,若将刚投身社会的大学毕业生薪酬,与在职已久的一般工人或领取最低工资者作比较,实在有误导成份,而即使要将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与中学毕业生对比,也应以同一年龄为界线。以下是我作此比较的图表。

 

1976年,大学毕业生收入与中学毕业生收入之比,仅随年龄增长而略见升幅(【图2),但至2011年,两者差距增加;时至今日,大学毕业生毕业后为自我增值而投资,更远较中学毕业生积极,这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远胜往昔。

 

 

跨代流动关键

 

上述数据皆显示扩展教育机会至关重要;工作人口的平均教育年期在30年间仅由6.1年增至9.2年,实为教育投资不足的明证;增加教育机会有助均衡工作人口收入,实应列为政府之政策目标。

 

但香港社会的跨代向上流动性状况,至今缺乏研究数据,【图3根据政府人口普查数据,比较1951至1991年期间出生世代中父母与子女学历的相关系数。

 

较年轻世代学历所以普遍较高,皆因求学年期渐增所致,因此本文衡量个人学历时以同期出生世代学历相对的百分位数等级为依据,以免求学年数与日俱增的趋势导致统计的相关性出现偏差。

 

相关系数高,意味子女学历高度取决于父母学历,是以相关系数愈低,则跨代向上流动性愈高。图中数据显示,适逢战后大批移民涌进香港定居时期,相关程度以1951至1956年期间出生的世代最高。

 

之后出生的世代的相关系数处于0.28与0.32之间,平均约为0.3,除了1961至1976年出生的世代之外,一直保持稳定水平。是项估值与美国处于0.3的父母收入与子女收入的相关系数相若。

 

历史偶发机遇

 

1961至1976年出生世代的学历相关系数较低,亦即跨代向上流动性较高,与期间香港历经的移民潮大有关系,因1967年暴动与九七回归前人心不稳,引致香港大批家庭移民海外。

 

当时大批家庭移居海外,带走了相信具较佳接受教育条件的子弟,自然令留港学生的教育机会增加。虽然缺乏有关1967年暴动后移民海外的数字,但1980至2014年移民海外的数字,则有记录可供分析(【图4】)

 

一般而言,每年离港移民人数介乎一万至二万之间,1987至1997年移民人数显著增加,累计约增加30万。相信两次移民潮对留港子弟的教育机会影响深远,大大改善他们向上流动的前景。

 

表面分析难以完全解释家庭及个人收入不均程度与日俱增的错综复习原因;家庭收入不均的情况较个人收入不均严重,源自人口老化、离婚以及子女不与父母同住的趋势等因素,而个人收入不均现象恶化,则由教育投资不足所致,今时今日,基于教育投资回报日增,就算其他条件一样,幸运儿出生后获得的升学优势无疑比从前有利。

 

至于1956至1991年出生的世代,按教育机会估计的跨代向上流动性大致上变化不大;其中处于1961至1976年出生的世代,由于香港历经政治动荡与人心不隐时期,导致先后出现两次离港移民浪潮,因而得享较佳教育机会。

 

政客多以收入不均日增为由,要求把收入重新分配,但此举只能压低收入不均的表面数据,不能消除导致收入不均的真正因素。只有增加教育机会与维持父母婚姻健全家庭,才可制止不均现象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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