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5月13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我上周在本栏发表的文章触动部份读者神经,香港电台认为文章相当具争议性,于是上周五在直播时事节目Backchat中,举行了一场小组论坛;与其余两位嘉宾讨论之际,我重申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巴洛的实证研究(【图】),显示在民主发展水平偏低的国家及地区,经济增长与政治自由度呈正相关,反之,若民主发展程度偏高,则其经济增长却与政治自由度呈负相关。

对图中经济增长率与政治自由度(作为民主程度指标)对比之下所呈现的倒转U形关系不以为然是人之常情,皆因个人信念主要来自一己学习的知识及累积的经验,一旦遇到有违个人基本信念的事物,常会有这种反应。

 

早在上世纪1990年代末期,巴洛教授已发现上述这种倒转U形关系,他于2003年发表的研究,搜集113个国家在1965至1990年间的相关数据;这种非线性相关关系与大多数人的基本信念不相符,难怪有些人视有关实证具争议性,但却不应就此加以否定甚或谴责。

 

实证负相关的关键所在

 

上星期 Backchat 节目完结后,我忆及2012 年曾在布拉格跟巴洛教授见过面,他告诉我已将有关研究结果更新,我于是在他的网站搜寻,发现201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亦即他2012年出席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增长与发展」研讨会所宣读论文的修订版,其中包含1960至2010年的研究结果,分别以一组89个国家以及一组151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两组均出现同一倒转U形相关关系。

 

巴洛教授在图表中假定其他各种与经济增长相关因素维持不变,再将经济增长率与民主发展程度加以对比,因此两者之间的倒转U形相关实为一种局部相关(partial correlation)的关系;至于其他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则包括初期人均GDP、预期寿命、生育率、法治、整体经济中的投资及政府消费比重、男性及女性教育程度、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等等。

 

不过,有关图表却容易被人误解,因为巴洛教授的数据并不是用来说明威权政府是否有利经济增长,而只是按社会的民主成熟程度衡量民主化的利弊,而经济增长与民主发展之间非线性关系的实证正是关键所在。

 

从不少证据中可见,威权政府亦能在一段时期内取得极高经济增长率,南韩、台湾、新加坡、中国均在威权政府统治下曾录得可观经济增长,但亦有实证显示,不少威权国家不但经济增长极低,甚至出现负增长;威权政体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差异远大于民主政体,亦属合乎常理推断。

 

民主利弊的历史循环

 

若然苍生有幸,遇上励精图治的专制仁君,好比理想国的哲人王(philosopher king),经济发展理想,亦非绝不可能,无奈威权政府的权力继承充满变数,专制暴政往往悲剧收场却也是事实,相较之下,民主政制不但从道德上而言具有平等、自由的优势,亦在权力交接上安排妥善而更为可取。

 

约于两世纪前,人人得享平等自由已是广为大众接受的崇高理念,但问题是并非人人的才华或性情都相同。不论在威权抑或民主政体,个人以至利益团体往往为享特权或保障而游说政府;在社会稳定的民主政体,游说活动尤为蓬勃。

 

1845年,巴斯蒂亚(Frédéric Bastiat)发表一封致法国国会议员的嘲讽公开信,假冒蜡烛生产商说客要求国会立法规定全国日间关闭窗户,以免蜡烛受到日光的不公平竞争威胁。

 

在不少民主政体中,类似恶法与日俱增,导致政治上衍生出另类分化作用,保障各种商业集团、劳工组织、专业团体,以及高姿态的倡导者等等的既得利益以及垄断,窒碍经济发展。

 

农业社会当初反抗威权统治之际,初生的民主制度推翻保障贵族地主的种种恶法,制订有助促进自由经济市场的善法,可惜久而久之又变得僵化腐朽,反而有碍经济发展,种种新兴既得利益组织为求特权及保障,发动游说活动,政府受制其中。

 

既得利益的经济祸患

 

民主制度即使原则上承诺与所有选民分享政治影响力,但面对无休止的游说攻势却无能为力。经济学家奥逊(Mancur Olson)曾就民主政制与经济增长之关系,先后于1965年及1982年发表两篇划时代的研究巨著,先分析利益团体在游说政治竞赛中的致胜之道,然后列举例证,说明种种狭隘既得利益如何酿成社会运作僵化、经济发展停滞、国家步向衰亡。

 

研究论著的结论在于要振兴社会,必须消灭既得利益;尤如资本主义及民主制度冒起,需令贵族及地主失势。

 

有关研究亦提出,种种利益团体必先克服经济学上所谓「搭便车」(free rider),亦即坐享其成之弊,才有望在游说竞赛中克敌制胜。利益团体能集中照顾其中活跃份子的利益,便可解决此问题。利益团体规模愈小,则成本愈低,亦无后来者坐享其成之弊,无怪乎在政治竞赛中获胜的多属小规模利益组织。

 

此外,奥逊列举各项历史例证,说明为何狭隘利益团体丛生会有损经济增长。例如美国历史较短州份的经济增长步伐往往胜过历史悠久州份,而内战结束后,战败的南方各州增长步伐胜过战胜的北方各州;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与德国的复兴步伐胜过盟国;英国政情虽较法国稳定,但两世纪以来,法国增长步伐与英国相同。

 

上述研究各项论点足以解释多种相关现象,例如何以阿当史密斯(Adam Smith)标榜利伯维尔场的经典著作出版二百多年来,各地贸易仍然关卡重重?为何富裕的工业国要为只占人口少数的农民提供保障,而以农民为主的穷国反而往往采取有损农业利益的税务政策?背后原因在于利益团体规模过大,政治上根本无法妥善驾驭。

 

回报递减的民主困局

 

因此,小规模的既得利益一群反而有望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所以种种狭隘的小众利益在政治圈中捷报频传,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政党(Bolshevik Party)也有着相同理念。事实上,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早奥逊一步,在19世纪末就已发表他在观察意大利选举政治之时所构想出利益团体效率小胜于大的道理。

 

巴洛教授在其研究图表中提出的非线性倒转U形相关关系,显示民主政体一旦发展成熟,会发生类似「回报递减定律」的效应,而奥逊的研究则指出其中的成因所在,亦即狭隘特殊利益团体与日俱增的趋势。

 

香港政制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导致狭隘既得利益团体日益获拥不寻常的政治势力,当中固然有部份承袭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通过功能组别而加以制度化,包括商界、新界原居民,以至形形式式的专业团体及劳工利益组织;有靠拢建制派的,也有靠拢泛民主派的,不过对党派的归附,亦无非是既得利益团体藉以换取有关党派保障其既得利益而已。

 

香港基于比例代表制的地方选区选举规则造成政治分裂局面,其实在欧陆各国比比皆是。本地泛民政党成为此等分化势力的受害者,日渐倾向激进机会主义,空有政治姿态却又领导无方;至于行政长官则势孤力弱,欠缺认受性之余,亦陷于同时效忠北京与香港市民的两难困境。

 

看来立法会大多数会于约一个月后,选择让香港最少在今后七年继续维持现状,其实行政长官也只是等着为政制改革划上句号罢了。纵然结束固有专制对大部份市民有利,可惜却不利于大部份狭隘利益团体;若以为政改结局如此是迈向民主跨一大步,简直是痴人说梦;此举不但令经济倒退,在政治上更助长小众专制,难道这是北京政府想要的吗?无论如何,这绝非香港市民所愿。

 

参考文献:

 

Robert J. Barro and Xavier Sala-i-Martin, Economic Growth, 2nd edition, MIT Press, 2004

 

Robert J. Barro, “Convergence and Modernization,” Manuscript, August 2014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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