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10月22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Angus Deaton教授凭在消费、贫穷、福利方面的研究成就,获颁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我素来钦佩他的研究,更把他的近作The Great Escape作为我在大学所教的一年级通识课程“Poverty and Growth in the World”的第一读本。

 

Deaton教授所作的研究对了解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贫穷及福利问题启发良多,其中的关键元素可归纳为以下三项。

 

安逸人生的多重指标

 

首先,无论个人或家庭,收入并非决定生活是否安逸的唯一关键因素。由此引申,发达国以至贫穷社会以收入为量度福利的唯一指标的惯常做法,不但失诸偏颇,且会在制订化解贫穷及社会不均的政策时,起误导作用。

 

不工作而获得的余暇,可视为非以收入量度人生安逸的另一考虑,且看看以下的情况:随着生产力提升,收入自然增加,但个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反而减少,并非纯粹工作日数以至工作周缩短,而是一生之中的工作年数也缩减。不工作所得的余暇,其实并非无所事事或浪费时间,而往往等于将时间投放在加强人力资本(包括读书、培训、运动以至睡眠),以及游戏方面,令人乐在其中而获高度重视。

 

健康改善令预期寿命延长,大大提升人生安逸程度。因此,量度人生安逸不应只限于量度收入差额和变化,而须将随着健康改善、生产力与收入增加带来的额外余暇一并计算。个中效应实在非同小可。

 

要了解上述Deaton教授相关研究中第一项的实际含义,不妨先看看重视健康对人生安逸到底有何影响。从实际经验观察所得,是富者健康状况往往较贫者优胜。发达国家的人,其健康状况平均较发展中国家的人为佳:寿命较长、患病日子较少、身型较高等量度健康的准则都是明证。

 

这些指标虽与人际收入、国际收入,以及历时收入变化关系密切,但健康与收入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健康的人未必富有,而富有的人又不一定健康。

 

至于富者与贫者,以及发达国与贫穷国之间,其生活安逸的程度,又究竟是否会因健康有所改善,而令差距收窄或扩阔?这是关乎在健康改善的情况下,谁得以从中受惠。假设富者收入100元,贫者收入25元,再假设健康改善等同令两者的收入各增加$25,则两者收入金额的相对差距(而非绝对差距)就会因而收窄。假使健康改善令富者得益的金额为50元,而贫者得益的金额仅为5元,则二者收入的相对差距就会因而扩阔。

 

Gary Becker 教授(亦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其他经济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与传染、呼吸、消化、先天、产期前后,以及其他「不明确」(ill-defined)疾病有关的医学及科学突破,由于有助于减低年龄在50岁以下者因那些疾病丧生的死亡率,故等同延长所有人的预期寿命。这不仅令人人受惠,亦能收窄各国内部以至国际之间的贫富差距,使安逸生活的分配较为平均。

 

不过,近年来种种预防或治疗艾滋病或神经系统、感觉器官、心脏及循环系统相关疾病的疗程,由于减低年过五十者罹患此等疾病以致丧生的死亡率,则不但导致国际间健康不均程度上升,亦往往令各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均情况增加。

 

终身效应的关键作用

 

至于Deaton教授所作的第二项研究,是对个人消费选择的效应作深入探讨。Deaton教授在其研究中强调的是对安逸人生的终身效应,而非在特定时刻的作用。因此,无论健康抑或家庭收入,量度时亦须以其终身效应为准则,而非仅以某一时段量度。

 

上述概念与近半个世纪以来以量度家庭收入分散程度的坚尼系数作为量度经济不均的普遍做法大不相同,这量度方式并不把终身健康护理视为安逸人生的重要影响因素,亦不考虑终身收入效应。

 

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率先指出个人及家庭收入按年波动颇大此一概念,Deaton教授则在其研究中进一步演译。Mark Rank、Thomas Hirschl、Kirk Foster三位社会学家在其合着《追逐美国梦》(Chasing the American Dream)一书中,对年龄介乎25至60岁美国人历时44年的纵向数据详加分析,亦印证了佛利民与Deaton两位教授的相关理论。三位社会学家在书中指出,美国有12% 的人口会在一生中至少有一年置身最高收入1%分布之中,纳入最高收入5% 及10%分布中的美国人口比率分别为39% 及56%,而纳入最高收入20%分布的更高达73%。

 

这些发现实在发人深省。收入短期内的波动,多是收入升跌变化的短暂现象。无论对个人或家庭而言,关乎安逸的考虑因素,均非只看一时,而是终身的影响。英国财政研究学院(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近期发表的研究报告还发现,终身收入的分散程度实较按年收入为低。

 

消费选择的解贫契机

 

Deaton教授的第三项研究,在于展示经济学理论对制订化解贫穷与不均政策的参考作用。正如前述,Deaton教授的研究既揭示对于人生安逸的影响,收入与健康同样重要;亦指出终身效应比一时的效应更为相关。至于其消费经济学理论,亦明示为化解贫穷及不均而制订的政策,须以教育、医护、幼儿阶段介入以扶助穷家子弟等方面为重点。

 

旨在支持贫者消费的收入重新分配政策,只能减轻单以坚尼系数作量度的贫穷程度。Deaton教授认为解贫不应执着于如何改善量度的标准,他更认为奖励努力、冒险、运气等造成社会不均的因素亦是脱贫不可或缺的条件。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颁予Deaton教授时表示:「要制订有利社福而又有助减贫的政策,必先对个人消费选择有所掌握。对增进这方面的了解,Deaton教授贡献之巨,实在无出其右。」此一评语可谓既明智又中肯。

 

参考文献

 

M. Brewer, M.C. Dias, J. Shaw, “Lifetime Ine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Working paper W12/23,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UK, Oct 2012.

 

G.S. Becker, T.J. Philipson, R.R. Soares,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Evolution of World Inequa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5, No. 1 March 2005, pp. 277-291

Share 分享到: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Print Friendly

此文章还有以下语言版本:繁体中文, 英语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