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於2015年12月2日載於《信報財經新聞》)

不少人往往把金錢與市場等量齊觀;衛道之士認為金錢造成腐敗的影響,其實是誤將二者混淆,他們不滿的其實是市場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廣泛。

 

經濟學說的主要內容在於市場和價格,無關金錢,其中金錢與市場更不可混為一談。所謂市場,實指交易制度或平台,而金錢則一般解作交易媒介或帳目單位;大多數經濟學說的主張都不關乎金錢有否在市場使用。

 

在協調市場中的交易與生產活動方面,價格可發揮兩方面作用:一、決定誰可使用交易的商品;二、將商品分配到最有價值的用途。

 

在市場中進行交易,價格是商品交換的基準,例如七份之二個西瓜的價格可換一個蘋果,換言之,一個西瓜的價格等於三個半蘋果,這裡商品的價格是以其交換所需數量顯示,而非金錢。

 

至於「以物易物」經濟,貨幣就更非交易媒介。只有在金錢被選用為支付方式或帳目單位的情況下,價格才會以貨幣作為表達方式,甚至指定以某類商品作為貨幣,歷史上金和銀都曾用作貨幣;時至今日,貨幣則通過政府的法令產生。

 

價值輕重的分寸

 

顧客購買同一種商品,通常付出相等的價錢,但並非所有顧客都會視所買的商品的價值相當於所付價格;不過只要一買一賣出於自願,所買的每個單位就至少應等同所付出的價格。

 

比方有顧客珍視其購入的商品,認為價值高於所付的市價,自然就未必願意以購入價轉賣,除非能輕易以相同價格另購相同的商品(假設毫不費時失事)。

 

事實上,認為所購商品價值高於支付的價格,乃屬人之常情,因為不同物主對同一商品會有不同的評價;例如同一條售價三百元的綠色領巾,若我特別鍾愛綠色,則自然覺得其價值較高。

 

有些稀有或限量版商品,再難以原本價格換取;此外,部份人亦可能基於某些歷史建築或文物古蹟能喚起的回憶或情感(往往一廂情願,以為人同此心),而渴望加以保存、維護。

 

從經濟學角度而言,一件商品在物主心目中的價值高於其市場價格,實在大有可能,若物主被迫以市價轉售,則難免被視為其應有價值被貶損。至於售賣被視為神聖、受尊敬或表揚、莊嚴或蘊含珍貴回憶的商品,因售價未能充份反映其本人心目中的非凡本質,亦可視為貶損商品的價值。

 

以李小龍故居為例,實可視為具有雙重價值的商品。故居建築雖然本質上只屬一種商品,但由於與之不可分割的集體回憶,無疑別具特殊價值。假使能夠開放故居供十萬名訪客參觀,讓大眾重拾當年的美好回憶,每年帶給參觀者心靈上的收益可得五百萬元;若將故居轉租予賭場,卻能帶來一千萬進賬,這又是否值得不惜貶損故居價值,放棄保存李小龍回憶,而寧取多賺的賭場方案?

 

即使能將李小龍故居改作價值較高用途,賭場方案會否貶低李小龍回憶?無庸置疑,故居在訪客目中的價值將備受貶損。又若將故居改為租予孤兒院,帶來五百萬以至一千萬元收益,答案會否不同?究竟在改建用途各有利弊的形勢下,應作如何取捨?

 

市場主導的界限

 

辦法之一是由市場基於支付意願原則決定。又或考慮其他渠道如民意諮詢、民主投票,甚至聽天由命。根據由市場決定的方案,將李小龍故居改建為賭場或孤兒院等用途價值較高,是較合適的選擇,而非保存李小龍回憶。

 

各方衛道之士一直反對由市場決定,反而主張採取某種政治方案。難道市場不懂李小龍回憶的真正價值,非要他們才能認清?抑或是他們根本心知肚明:若由市場決定,結果難望會如其所願,故索性藉政治手段碰碰運氣?

 

眾所周知,日常生活中很多活動都經由市場安排。從買賣水果、衣服、汽車以至其他千千萬萬種商品,均靠市場安排供應,但也有不少明顯例外情況,譬如說聘用僱傭兵參軍的情況未屬普遍,志願方式參軍和徵兵至今仍是主流建軍方式,以美國而言,所有士兵都是志願軍。

 

中學以至大學學位鮮由市場分配,而通常必經由甄選性質的考核篩選,而入學者一律須繳學費,清貧子弟則可獲獎學金資助。至於世界各地的醫療服務,則大都以結合市場及非市場機制的方式,以應付風險分擔及付費能力問題,類似例子亦不知凡幾。

 

施政張弛的法度

 

為何並非所有活動都經由市場安排?為何經由市場安排的活動愈來愈多?

 

市場的優勢在於能夠發揮效率,但當效率並非最終目標,例如講求的是平等而非效率,則經由市場安排活動就未必是最佳方案。其實反對市場分配者無非因為無知,又或者因為害怕競爭會對其利益構成威脅。

 

養兒育女方面亦絕少可以經由市場安排。作為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家庭的開山祖師,已故貝加(Gary Becker)教授在其分析中顯示,家庭是養兒育女,尤其是培育資優子弟的最有效制度,即使市場亦有所不及。

 

兒童在成長階段必須加以悉心照顧和栽培,過程歷時長達數十年,其中涉及的抉擇更不計其數。如此長期和開放的契約式交換和生產安排,市場實在難以勝任。

 

此外,領養兒童的市場安排亦包含不少變數,在培育資優兒童方面更尤其如此。兒童有否優秀資質,往往難以在其年幼階段察覺。及至年事稍長,則其又已懂得如何掩藏短處。除近親子女或孤兒以外,領養兒童並不普遍,反而有相當多的證據顯示,父母質素才是預測兒童資質的最佳憑據。

 

由於市場在安排各種活動方面效率日見提升,引入市場機制的生活環節隨之日增,因而在滿足個人及家庭生活上各種需要和要求的作用方面,亦逐漸取代其他制度。

 

舉例來說,女性地位日漸提升,正是就業市場擴大的結果。雖然在部份女性心目中,女性地位仍遠不如男性,但現時女性地位無疑遠勝於昔,而隨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日多,其地位亦會持續提升。

 

不過,在安排日常生活不同環節的作用上,市場並非最佳制度。要充份發揮其功能,政府必須保障私有產權、維持法治,並且確保公平競爭、市場自由開放;政府既須在維持市場正常運作方面時刻保持警覺,亦須同時在其他方面知所節制。

 

換言之,政府必須明白需適時採取干預抑或放任政策,才是有效的管治方式。歷史上,大部份政府都犯上濫權偏私的過失,以致反受制於某些利益集團,但此實為濫權之弊,而非市場引致腐敗。

 

市場機制的調和

 

然而衛道之士往往誤將濫權現象歸咎於市場引起腐敗,商界並非唯一濫用市場權力,以獲取政治籌碼的利益集團,更非最有權勢或最有辦法的勢力。

 

足證此說所言非虛的實證比比皆是。對牟利機構有關良好管治及透明度的規管要求,例必遠較非牟利機構為高;雖然商業機構敗壞規管制度的現象時見出現,但非牟利機構更似不受任何實質規管制度制約,而在學術界裡外更時有位居高位的衛道之士,為其說好話。

 

以家庭為例,日常生活中的不同環節,不應一律經由市場安排,而家庭環節則顯然屬少數例外。只有在市場作用勝過其他制度,而成為大眾首選機制的情況下,經由市場安排的範圍才會擴大。在某些情況下,要回應社會需求,則應以結合市場與其他制度的辦法為首選。

 

例如伊朗有償捐腎做法有其社經因素,1979年伊朗革命導致該國在國外的資產被沒收,而國庫更因歷經歷時八年的「兩伊戰爭」而更形空虛,洗腎及捐贈屍腎所需的設施及法制,因經費不足而嚴重缺乏。伊朗政府於是初則資助國民往國外接受捐腎移植手術,但及後由於經費無以為繼,唯有在1990年代中期開始容許有償捐腎的做法,後來更制訂出由政府規管的有償捐腎制度,贈予捐腎者一筆數額約3500該國貨幣,作為捐腎義舉的謝禮。及至1999年,該國再無輪候換腎者,而根據伊朗的獨特國情,市場安排成為應對國民腎病需求的一種可行選擇。

 

衛道之士不應動輒成為失效制度的代言人,倒應就如何加以改善出謀獻策,造福社會。關乎社會整體利益的遊戲規則,理應以倫理道德為依歸;合乎公義的社會,有賴社會上各項有效制度解決問題。市場影響力增加是因為它往往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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