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12月2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不少人往往把金钱与市场等量齐观；卫道之士认为金钱造成腐败的影响，其实是误将二者混淆，他们不满的其实是市场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广泛。
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在于市场和价格，无关金钱，其中金钱与市场更不可混为一谈。所谓市场，实指交易制度或平台，而金钱则一般解作交易媒介或账目单位；大多数经济学说的主张都不关乎金钱有否在市场使用。
在协调市场中的交易与生产活动方面，价格可发挥两方面作用：一、决定谁可使用交易的商品；二、将商品分配到最有价值的用途。
在市场中进行交易，价格是商品交换的基准，例如七份之二个西瓜的价格可换一个苹果，换言之，一个西瓜的价格等于三个半苹果，这里商品的价格是以其交换所需数量显示，而非金钱。
至于「以物易物」经济，货币就更非交易媒介。只有在金钱被选用为支付方式或账目单位的情况下，价格才会以货币作为表达方式，甚至指定以某类商品作为货币，历史上金和银都曾用作货币；时至今日，货币则通过政府的法令产生。
价值轻重的分寸
顾客购买同一种商品，通常付出相等的价钱，但并非所有顾客都会视所买的商品的价值相当于所付价格；不过只要一买一卖出于自愿，所买的每个单位就至少应等同所付出的价格。
比方有顾客珍视其购入的商品，认为价值高于所付的市价，自然就未必愿意以购入价转卖，除非能轻易以相同价格另购相同的商品（假设毫不费时失事）。
事实上，认为所购商品价值高于支付的价格，乃属人之常情，因为不同物主对同一商品会有不同的评价；例如同一条售价三百元的绿色领巾，若我特别钟爱绿色，则自然觉得其价值较高。
有些稀有或限量版商品，再难以原本价格换取；此外，部份人亦可能基于某些历史建筑或文物古迹能唤起的回忆或情感（往往一厢情愿，以为人同此心），而渴望加以保存、维护。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一件商品在物主心目中的价值高于其市场价格，实在大有可能，若物主被迫以市价转售，则难免被视为其应有价值被贬损。至于售卖被视为神圣、受尊敬或表扬、庄严或蕴含珍贵回忆的商品，因售价未能充份反映其本人心目中的非凡本质，亦可视为贬损商品的价值。
以李小龙故居为例，实可视为具有双重价值的商品。故居建筑虽然本质上只属一种商品，但由于与之不可分割的集体回忆，无疑别具特殊价值。假使能够开放故居供十万名访客参观，让大众重拾当年的美好回忆，每年带给参观者心灵上的收益可得五百万元；若将故居转租予赌场，却能带来一千万进账，这又是否值得不惜贬损故居价值，放弃保存李小龙回忆，而宁取多赚的赌场方案？
即使能将李小龙故居改作价值较高用途，赌场方案会否贬低李小龙回忆？无庸置疑，故居在访客目中的价值将备受贬损。又若将故居改为租予孤儿院，带来五百万以至一千万元收益，答案会否不同？究竟在改建用途各有利弊的形势下，应作如何取舍？
市场主导的界限
办法之一是由市场基于支付意愿原则决定。又或考虑其他渠道如民意咨询、民主投票，甚至听天由命。根据由市场决定的方案，将李小龙故居改建为赌场或孤儿院等用途价值较高，是较合适的选择，而非保存李小龙回忆。
各方卫道之士一直反对由市场决定，反而主张采取某种政治方案。难道市场不懂李小龙回忆的真正价值，非要他们才能认清？抑或是他们根本心知肚明：若由市场决定，结果难望会如其所愿，故索性藉政治手段碰碰运气？
众所周知，日常生活中很多活动都经由市场安排。从买卖水果、衣服、汽车以至其他千千万万种商品，均靠市场安排供应，但也有不少明显例外情况，譬如说聘用雇佣兵参军的情况未属普遍，志愿方式参军和征兵至今仍是主流建军方式，以美国而言，所有士兵都是志愿军。
中学以至大学学位鲜由市场分配，而通常必经由甄选性质的考核筛选，而入学者一律须缴学费，清贫子弟则可获奖学金资助。至于世界各地的医疗服务，则大都以结合市场及非市场机制的方式，以应付风险分担及付费能力问题，类似例子亦不知凡几。
施政张弛的法度
为何并非所有活动都经由市场安排？为何经由市场安排的活动愈来愈多？
市场的优势在于能够发挥效率，但当效率并非最终目标，例如讲求的是平等而非效率，则经由市场安排活动就未必是最佳方案。其实反对市场分配者无非因为无知，又或者因为害怕竞争会对其利益构成威胁。
养儿育女方面亦绝少可以经由市场安排。作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家庭的开山祖师，已故贝加（Gary Becker）教授在其分析中显示，家庭是养儿育女，尤其是培育资优子弟的最有效制度，即使市场亦有所不及。
儿童在成长阶段必须加以悉心照顾和栽培，过程历时长达数十年，其中涉及的抉择更不计其数。如此长期和开放的契约式交换和生产安排，市场实在难以胜任。
此外，领养儿童的市场安排亦包含不少变数，在培育资优儿童方面更尤其如此。儿童有否优秀资质，往往难以在其年幼阶段察觉。及至年事稍长，则其又已懂得如何掩藏短处。除近亲子女或孤儿以外，领养儿童并不普遍，反而有相当多的证据显示，父母质素才是预测儿童资质的最佳凭据。
由于市场在安排各种活动方面效率日见提升，引入市场机制的生活环节随之日增，因而在满足个人及家庭生活上各种需要和要求的作用方面，亦逐渐取代其他制度。
举例来说，女性地位日渐提升，正是就业市场扩大的结果。虽然在部份女性心目中，女性地位仍远不如男性，但现时女性地位无疑远胜于昔，而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日多，其地位亦会持续提升。
不过，在安排日常生活不同环节的作用上，市场并非最佳制度。要充份发挥其功能，政府必须保障私有产权、维持法治，并且确保公平竞争、市场自由开放；政府既须在维持市场正常运作方面时刻保持警觉，亦须同时在其他方面知所节制。
换言之，政府必须明白需适时采取干预抑或放任政策，才是有效的管治方式。历史上，大部份政府都犯上滥权偏私的过失，以致反受制于某些利益集团，但此实为滥权之弊，而非市场引致腐败。
市场机制的调和
然而卫道之士往往误将滥权现象归咎于市场引起腐败，商界并非唯一滥用市场权力，以获取政治筹码的利益集团，更非最有权势或最有办法的势力。
足证此说所言非虚的实证比比皆是。对牟利机构有关良好管治及透明度的规管要求，例必远较非牟利机构为高；虽然商业机构败坏规管制度的现象时见出现，但非牟利机构更似不受任何实质规管制度制约，而在学术界里外更时有位居高位的卫道之士，为其说好话。
以家庭为例，日常生活中的不同环节，不应一律经由市场安排，而家庭环节则显然属少数例外。只有在市场作用胜过其他制度，而成为大众首选机制的情况下，经由市场安排的范围才会扩大。在某些情况下，要响应社会需求，则应以结合市场与其他制度的办法为首选。
例如伊朗有偿捐肾做法有其社经因素，1979年伊朗革命导致该国在国外的资产被没收，而国库更因历经历时八年的「两伊战争」而更形空虚，洗肾及捐赠尸肾所需的设施及法制，因经费不足而严重缺乏。伊朗政府于是初则资助国民往国外接受捐肾移植手术，但及后由于经费无以为继，唯有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容许有偿捐肾的做法，后来更制订出由政府规管的有偿捐肾制度，赠予捐肾者一笔数额约3500该国货币，作为捐肾义举的谢礼。及至1999年，该国再无轮候换肾者，而根据伊朗的独特国情，市场安排成为应对国民肾病需求的一种可行选择。
卫道之士不应动辄成为失效制度的代言人，倒应就如何加以改善出谋献策，造福社会。关乎社会整体利益的游戏规则，理应以伦理道德为依归；合乎公义的社会，有赖社会上各项有效制度解决问题。市场影响力增加是因为它往往能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