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11月25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Sandel在哈佛教授有关政府议题的课程，蜚声国际；以「正义」为题的课程不但有约一万五千名哈佛生曾经修读，并制成一套共十二集的电视节目，据称他在中国内地更拥有大量「粉丝」。
我曾拜读他于2013年所著《钱非万能：市场道德界限》（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一书，看看对一个我教授几近四十年的科目是否有所启发，结果大失所望！尽管作者在道德和政治理论方面的学问登峰造极，但全书内容却出奇地浅薄，其中所主张的道德含义更叫我难以认同。
由于近期有一位好朋友心仪此书，有意互相切磋探讨，而在整理读后感之际，念及当前草根政治在小区结集以及活跃程度日增，我想在此与读者一同分享。
不公源于不均
Sandel声称此书旨在显示：市场如何败坏、如何贬损 (corrupt or degrade)被分配的种种财货，是以「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理应共同思考各种财货、关系、活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而且应如何加以评价。
但他没有明示「我们」是指什么人–– 究竟是某一地区、某种族或宗教团体、某个国家、抑或全球男女整体？
在我看来，书中论点既难以成立，其中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政治哲学也毫不吸引，但此书的成功之处在于极富挑衅性，令读者对以利用政治权力谋私，亦即我所谓的「政治资本主义」（political capitalism），产生极度抗拒倾向。
「市场」是一个用作进行财货及服务交易的平台，通常以金钱作为交易媒介。经济学家所以对市场有所偏好，皆因在特定条件下（例如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市场往往有利于创新和有效分配资源。
事实上经济学家也是批评市场的先锋，他们发现市场有效运作的条件未必都能符合，而一旦未能符合，例如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另类制度安排可能发挥较佳作用。
道德哲学家有别于经济学家，前者往往着眼于市场制度是否公平，其中涉及的不同层面包括不均和剥削。由于市场在资源分配方面基于支付意愿，而支付意愿又与支付能力息息相关，在市场竞争的副作用下，或会产生财富不均现象。
不公平现象亦来自政治剥削，或滥用权力不对等，个人或企业利用财富、法定权益、信息、或拥有稀有财货（例如某种珍贵药物）等基本不均的情况，从而提供令弱势者难以抗拒的选择。很多时候通过改革市场甚或深化市场各种机制，往往有助于拨乱反正，但若不对等现象源于政治权力来源不平等，则不易矫正。
但Sandel针对的并非公平或效率问题，而是根据另一种考虑，质疑市场作用或会败坏财货本身意义。那么何谓败坏？他在书中指称「所谓败坏一种财货或社会习俗，亦即加以贬损，而未能恰如其份予以评价。」因此，Sandel提出，炒卖免费公众音乐会门票图利、名牌大学取录捐款人的子女，以及向外来移民兜售居民权等行为，都有损有关事物的本质，当作货物交易之举，只会亵渎其价值。
市场造成腐败？
这位哈佛学者批判市场败坏价值的论点，并无建立任何系统化的论析；书中一味列举大堆「财可通神」观念深入民心的例子，例如为免排队之苦而花钱疏通，机构透过为雇员购买保险图利，有钱人花钱猎杀濒危动物取乐，穷人在臂上纹上赌场网址等等，令读者鄙视此等行径。
可惜所举例子并未能印证其所谓市场败坏交易事物之说。首先，此等事物与市场大都并无任何关系；其次，有关例子亦称不上是败坏事物本身的价值。
市场乃某种特定制度安排，并非如Sandel在书中所指，以为单凭金钱运作，其实他所举例子大都超出市场范围，只牵涉到行政决定，无关市场后果。以金钱诱因为例，答应孩子每读一本故事书就可获２块钱，其实与市场无关，而只可视为操控行为的一种手段。
书中提及有关管理办法的例子，虽然确在道德层面有可商榷之处，但贯串其中的主题并非市场又或价格，而是管理权问责性荡然无存。
书中胪列的例子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与败坏价值似乎关系不大。看来作者只在乎惹起读者对例子中的丑恶作风产生反感，令其感觉其中的财货及活动受到贬损。不过在我看来，作风丑恶不可与败坏本质混为一谈–– 毕竟低俗与道德沦亡之间实有天渊之别。
分清两者之间的分别所以至关重要，皆因Sandel引导读者只着眼于外表（金钱攸关），其实无助厘清甚或防止事物本质遭到败坏。
在现实世界中，败坏道德的行径本就不一定涉及金钱。Sandel指出，在大教堂向参加弥撒的信众兜售原本免费的入场券，无异亵渎天主教会。我倒认为教会隐瞒性侵犯个案的丑闻，虽然非涉及金钱交易，其败坏道德的程度更为严重。市场经济中人人皆劳而有获，即如教师培育人才而收取报酬，难道会败坏教育？难道食品会因为是花钱买来，并非自己栽种而变得不美味？Sandel之说流于表象。
隐性保守政见
部份左派自由主义者或会因为其中批判市场的内容而推崇此书，但这派论者应注意书中之论其实是保守派的反动观点，其中含义对自由派所珍而重之的种种原则，更足以构成威胁。
首先，Sandel的批判论点，只适用于其自身所处的时空和地域，但回顾历史，在社会上获接纳为可以买卖的事物，包括奴隶、公职（甚至税收）、军阶、选票、婚姻，以至所谓的「天堂快捷方式」等等；问题是他的道德层面分析，似乎始终只局限于某个时间地域的社会规范。
其次，他的腐败论点，始终未能明确区别社会所能接受的规范与道德界限。假若他迟三十年才出生，则今时今日不少新事物，想必会被他视为合乎正道。由此可见，其论点实包含极重的保守派偏见，力求保存事物本来面貌，所依据的是腼怀童年心态，而非从道德上出发的论点。对「拥抱回忆一派」而言，腼怀童年心态自然深受欢迎。
再者，Sandel又假定市场交易安排，定必逊于另类「合乎道德」的关系，但自由派亦深明传统社会即使表面上讲求仁义道德，以社会团结为重，骨子里却同样往往造成不公义及腐败现象，根本无异于市场机制，更尤其易于造成窒碍社会低下阶层，特别是女性的个性和自由的沉重道德枷锁。例如女性主义者就一直基于自由和平等，争取女性从工作中赚取报酬的公民权。
以荷兰政府提供的幼儿护理津贴计划为例，国民可通过计划付钱给其父母代为照顾家中幼儿，计划的理念是祖父母所提供的护理应被视为正职，可理所当然地获得报酬，计划在该国大受欢迎，也属意料中事。若从Sandel的论点观之，付钱给父母代为照顾幼小，令祖父母对儿孙的爱变质，但这听来完全不对。事实上，有关付费安排既可舒缓父母要求其上一代为其照顾子女的歉咎，亦可减轻祖父母似因道义责任所廹要照顾孙儿的压力，对维系三代之间的亲情反而有益无害。
以道义为由、强人所难的行径很多时候被称为「利他主义」，往往由于不涉及金钱交易，不过如此定义实在荒谬，无异于告诉我们在情感上勒索亲友帮助自己合乎道义，而付钱购买服务则被视为自私和败坏情谊。
第三，腐败概念早已与政治保守主义中的排斥异见倾向挂钩，以此支持种族主义政治的做法即属一例。自由派对任何「纯粹」或「污染」之说应时加警剔，因为这种说法无非是滥权口实。对于付钱买明星签名棒球被视为有损尊敬真义而应禁止的论点，实为中东神权政治国家的管治原则，而非自由派的世界观。
最后，Sandel也在书中提出社群主义政治哲学。尤如一众卫道之士，作者急于将一切关乎价值观的问题加以政治化。他认为社会群体应抚心自问：「教育和棒球等事业究竟所为何事？」从而断定如何予以评价以及如何对待。其论点中从未触及此一政治层面，也许因为他心知肚明，读者大都不愿接受如斯有违自由派原则的政治观。
自由派坚决将私人与公众范畴分家，并不认为政治应决定社会上众人应如何评价棒球，或禁止违反有关价值观的行为。相反，自由派故意留有空间让每个人透过自由互动，自发产生新规律和新价值，且乐见甚至决心维护多元价值，皆因即使理性的讨论，总亦难免出现意见不合的情况。
Sandel似乎认为社会总能对有关价值问题决定唯一正确答案，并认为可透过民主政治去发现。本地以至海外政治活跃份子往往高呼到社群中提高意识和发掘意见，说道民主理应如此，其实多是以强制的说教方式取得政治认同而已。
Sandel的非自由主义作风也属意料中事，毕竟他当初成名，靠的也是针对罗尔斯（John Rawls）政治哲学的论点，即使Sandel在评击市场方面似是同道中人，但拥护自由的信徒，包括支持监控利伯维尔场的人士，对他在书中揭示的路向亦应有所保留。
正视错置焦点
Sandel认为应透过公开辩论，以决定应否容许大众利用价格作为合作或分配有限资源的手段，问题是这似乎假定市场实属贪婪之辈所构建的空间，而非自然形成的过程；他指出人体器官交易、棒球赛特权门券等种种令他不齿的作风，但他鄙视的不过是一般人的行径、贪婪以至精英主义，而非交易机制。问题是：究竟是人造就市场，抑或是市场造就人。
Sandel认为是后者。他认为世界冷酷无情，贫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富者则利用经济力量操纵世人，政府则属备受贪婪之辈压迫的忠良角色。正如书中所述：「要市场规行矩步，只能寄望公开与大众探讨我们所珍视的财货和规范究竟意义何在。」
但究竟「我们」指的是谁？
社会上出现赤贫一众是个道德问题。根据国际标准，2014年香港的贫穷线为四人家庭月入16400元（美国的相应贫穷线为15760港元），约相当于全球平均入息的水平，在印度则可视为家境安逸的中产家庭收入。此事为何如此重要？因为Sandel并未能解释为何香港人不必理会孟加拉国日赚只得一元的赤贫者，反而应关注炒卖免费公众音乐会门票的「不公平」和「腐败」问题。
把香港社会或天水围、深水埗居民看得重于世界各地贫困者，包括孟加拉国贫民，实为社群主义盲点之误。可惜Sandel并不在意，若能为印度Sahil所出产的棉花引入利伯维尔场，当大大改善当地人的购买力。
Sandel未能正视真正的道德问题，亦即贫穷以至赤贫如洗的问题，反而只顾建议从调整票价入手，以致纽约中央公园的免费周年莎剧公演人龙不断。我对社群主义从来不感兴趣，视之为过于狭隘与保守。
参考文献：
Michael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