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5年12月30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扶贫委员会上周发表千呼万唤的《退休保障 前路共建》咨询文件,但早于发表前已走漏风声,说道政府已为退休保障计划公众咨询预设框架,只有「不论贫富」与「有经济需要」两种方案可供选择,旋即于公众咨询正式开始前触发社会争议;激怒全民退休保障计划的支持组织,自然不足为奇,民间有关退保的意见从来分歧。

 

政府提出的模拟方案颇有意思,例如,比较「不论贫富」向所有年满65岁长者发放每月3230元(2015年价格水平)的退休保障金所需的公共开支,与只发放给「有经济需要」长者(资产在80000元或以下的单身长者和资产上限为125000元的长者夫妇)的开支。这两个方案与现行安排,所谓「基线情况」(即不作任行改动)的对比见【表】。

对比两大方案

 

随着长者人口持续增加,在「基线情况」下的长者社会保障开支预计由2015年的253亿元增至2064年的498亿元(相当于按年增加1.38%),根据「有经济需要」方案则由279亿元增至558亿元(相当于按年增加1.41%),而「不论贫富」方案下的开支则由479亿元上升达1061亿元(相当于按年增加1.62%)。至于各开支的每年增幅,正是人口老化造成的结果。

 

上述三项增幅其实相差不大,但若长者社会保障开支在2015年以较高水平为起点,则在2064年也将处于更高水平。例如在2064年,根据「有经济需要」方案,会较「基线情况」在2015年的的开支高出121%,每年增幅1.61%;若基于「不论贫富」方案,开支更会高出319%,年增幅达2.92%。

 

2015至2064年期间的估计开支金额,看来相当于人口实质收入水平,即是说若退休人士每月所收金额随人口实质收入作平均调整,政府的预计数字是合理且可理解的。

 

若以税收支付新增开支,观乎不同情境的加税幅度,「不论贫富」方案长远而言能否持续,难免惹人疑虑,有三点值得注意:一、2015至2064年期间利得税税率的增幅由2.8% 升至4.6%;二、同期薪俸税税率的增幅由4.9% 升至9.1%;三、开征商品及服务税,同期税率由2.8% 升至5%。

 

正视经济局限

 

问题关键不在于负担能力,只要有心安老,个人可节衣缩食帮补退保开支,但单就社会保障开支增幅高达319% 这一点而论,若要同时确保政府财政保持稳健、联系汇率制度维持不变、保持竞争力,则整体经济难免严重受压。

 

今后数十年间,对医疗的需求势将高于长者社会保障的开支,医疗开支将无疑面对更大的增长压力。除非选择降低向长者提供的医疗服务水平,否则这些开支都要靠加税负担。

 

须知社会上有不少人坚决维护小政府、低税政策、经济开放和自由,视之为本地经济成就和公民自由的根基;对于创建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之举,则视之为对自由与繁荣的威胁。假使纳税人须为长者退保付出代价,其工作意欲及储蓄行为所受影响亦不容忽略。

 

在全民退保形势下,市民的退休储蓄倾向将随之改变,而社会福利公共开支升势对工作意欲将有何影响?【图】中显示,相对于通胀调整后的人均社福开支,在没有合理理由而不工作的人口百份比走势;过去20年介乎20至59岁之间的各组别中,选择不工作的百份比增幅由近1% 至3.5% 以上。

香港面对劳工极度短缺问题之际,却以资助方式「利诱」人加入不工作行列。假如社会政策仍继续打击工作及储蓄意欲,不但经济难望继续繁荣,就连竞争力也会严重受损。

 

此外,本港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公共开支受到规范,以确保香港的货币及金融制度信誉。哈佛大学经济学家Dani Rodrik一再强调实行联汇制度(包括港式联汇制),则制度断不可顺从社会要求,否则势必出现根本性矛盾。

 

假使公共开支有增无减、政府为满足民粹式社会需求而令公债攀升,致使通胀压力持续,促使港元贬值,联系汇率将难望维持下去。Rodrik教授将其称为世界经济的不可避免的三元悖论,即他所谓的「不可能性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

 

在香港人口急剧老化,医疗开支增长压力日增的同时,若政府向民粹政治压力低头,推出全民退休保障计划,恐怕联系汇率制度将有瓦解之虞。

 

驱散政治烟幕

 

另一方面,也有人坚持为长者选民请命。近三十年来,经济高速转型,社会不均情况渐形加剧。整体经济繁荣,但人口中贫者比例却日增,曾荫权当政时推行的政策令大批长者得以租住公屋。

 

现时长者住户有过半数租住公屋,居于私人楼宇的贫穷长者,往往集中于数个地区。长者及贫穷住户聚居的现象,令长者贫穷成为政界中人的热门议题,也令聚居的长者及贫穷住户成为更容易调动的选民。

 

与此同时,不少中等收入(尤其是中等偏低收入)家庭已难言生活安逸。居住、医疗、教育费用日增,占家庭开支比重日高,加上预期寿命日长,更加重了这类家庭的日近贫困感,全民退休保障有望减轻供养年长父母的负担。

 

本地工作人口中仅有半数纳税,对中等偏低收入的适龄工作住户而言,无形中成为一种间接福利转移,因为这类住户纳税甚少,即使加税也不会对他们造成沉重负担。

 

纵使济贫之举及敬老之心合乎社会公义,毕竟济贫有别于敬老,但当把两者混为一谈,就易于在政治上形成一股强大声势,为全民退保鸣锣开道。要订立贯彻的政策,必须把两者分野。

 

事实上,贫穷长者需要的是济贫措施,因此「有经济需要」方案才最合适,其他年长人口则需医疗资助。我向来深信,要向家境欠佳的长者子女施以援手,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协助公屋户主由租户变成业主,如此一来,公屋单位就可由住户子女继承。这样建立亲人之间的跨代合约安排,总胜过非亲非故之间的转移。想深一层,假使家人之间也未能互爱共容,就更遑论社会大众同舟共济了。

Share 分享到: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FaceBook   Twitter   Google+  
Print Friendly

此文章还有以下语言版本:繁体中文, 英语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trike>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