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2016年10月12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

 

9月19日政府公布,申请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个案约31800宗,其中获批的家庭有20633个。根据政府发表的《2014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处于官方贫穷线以下的家庭在扣除现金资助后,约为36万户;而扣除现金与非现金福利后,则有约27万家庭。

 

政府最初预期有20万个家庭会受惠,但实际结果只有估计数目的一成,政府表明现时有简化申请程序或放宽限制的打算。

 

任何计划首度推出,往往免不了各种小问题,但无论作出多少修订,亦没可能把可领取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的家庭总数拉近至20万。乐施会向来大力鼓吹该项计划,并于2014年自行发表的研究报告,估计约有189500个处于贫穷线以下。

 

为何两个估计均与实际数字相去甚远?

 

政府的估计基于季度综合住户统计调查,我翻查过有关数字,发觉有关数字均属正确估计,如此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在调查中少报家庭收入的情况十分严重,不少所谓贫穷家庭,其实非如所报那么贫困。

 

向收集数据的调查人员提供数据,与须经宣誓而填报有关计划的资料是两回事;若申领政府津贴故意少报收入,乃属刑事罪行。

 

我和不少其他经济学者一样,对于利用贫穷线阐释贫穷,又或以此作为介定贫穷的工具,向来抱持怀疑态度。

 

为了解香港的贫穷问题,近两年来,我作出探讨,并在本栏发表大量有关香港贫穷问题的文章,不久前结集成《面对不均 再创奇迹》一书,下文将列举我得到的主要重点。

 

不均时代背景

 

首先,在1976至2014年期间,处于收入分布底层50%的男性,个人收入按年实质升幅平均为2.5%,相比之下,女性则表现较佳,升幅略高于3.5%;至于处于收入分布顶层10%的男性,同期每年收入平均升幅稍高于3.5%,而同组别女性则超过4.2%。个人收入不均现象逐渐加剧,主因在于教育程度愈高,金钱报酬愈丰厚。

 

受教育机会差距不但影响个人收入,亦导致家庭收入不均现象,从实证数据可见,受教育机会更是近数十年来,家庭收入日渐不均的最关键因素。

 

其次,同期内家庭收入不均的恶化情况比个人收入不均更为严重,原因有五方面:人口老化、高学历者选择具相当学历的配偶、非技术新移民不断大量涌入、家庭破碎,以及出租公屋分配政策。

 

第三,人口老化一直是家庭收入不均问题的极大因素,皆因在1945至1951年大批移民来港,香港人口由60万激增至230万。由于战后出生率特别高,这一群为数众多的战后新生代,至今已届退休年龄。

 

退休户主再无收入的家庭渐多,间接提升零收入或低收入家庭的数目,结果引致过去10年家庭收入不均现象恶化,预期随后20年亦将如是。

 

人口老化在公屋租户的情况又如何?2011年,在190万个户主未满65岁的家庭中,有27.4%即52.8万个家庭租住公屋;在49万个户主为65岁或以上的组别中,则有48.3%即23.7万个家庭租住公屋。公屋人口老化现象势将于今后数十年间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从事经济活动家庭的贫穷率(在未计算现金和非现金转移之前)一向极为稳定:1985至1994年平均约为7.8%,随后10年升至10.5%,2005至2014年则为9.8%,期间不均现象并无恒常趋升之势,整体家庭贫穷率应该由从事经济活动家庭所主导。

 

2013年,美国的官方贫穷率为14.5%,其中未包括非现金福利及应退还税收抵免,若计算在内,则应为介乎4.5 至8.5%之间,视乎有关福利及税收抵免如何计算。

 

第四,个人收入不均反映教育与回报成正比,而且数据清楚显示,学历高的男性倾向与教育程度相当的女性婚配,后者往往投身职场,此亦促使家庭收入不均情况恶化。

 

婚姻社经效应

 

第五,中国对外开放,大批非技术移民涌进香港。1978至1980年间,首批新移民为数达30万(以男性为主);自1980年至今,跨境婚姻日益普遍,本地低收入者往往在内地结婚后,把配偶接来香港一家团聚。

 

由于新移民往往并无工作,未有实时影响个人收入及家庭收入不均现象,但就令非技术劳工在本地人口所占比例增加;随着这类新移民逐渐投入职场,较之于技术劳工,非技术劳工的工资自然进一步受压。

 

第六,近30年来,家庭破碎现象日趋严重。香港目前的离婚率高踞全球首五位之内,人口中每1000人就有3.1人离婚;一如世界各地,香港的离婚现象在低收入家庭中尤为普遍。从经济学者的观点解释,这是由于富裕家庭离婚时需摊分资产,代价太高。

 

低收入家庭夫妻离异之后,随即产生两个更贫穷的家庭,即使个人收入不均未必大受影响,但必会令家庭收入不均情况恶化。本地离婚率近年急速大幅飙升,皆因易于缔结跨境婚姻;1986至2014年,跨境婚姻累计达680017宗,占同期婚姻总数40.3%。

 

同期离婚个案与跨境再婚数目亦上升。离婚个案累计总数达365229宗;跨境再婚个案累计130040宗,占再婚总数44.3%。

 

与此同时,低收入者结婚个案激增,而单亲家庭的数目亦增加,其中以低收入者居多。2015年,子女年龄未满18岁的单亲家庭共89900个,其中有55.8%即50100个租住公屋。

 

2011年,在户主未满65岁的离婚家庭中,租住公屋者占43.4%即98000户,居于其他类型房屋者则占56.6%即128000户,可见公屋租户的离婚成数较居于其他类型房屋者高出一倍,皆因离婚家庭中只有27.4%租住公屋。

 

赤贫渊薮所在

 

若聚焦家庭收入分布,则情况更坏,居于公屋的离婚家庭有67.4% 即66000人处于家庭收入最低层四分位数的组别;居于其他类型房屋者,则仅有29.7% 即38000人。

 

总的而言,纵使赤贫惨况确实存在,但香港贫穷问题的核心并不在赤贫,而在于经济鸿沟令家庭收入不均恶化。问题始自家庭层面,教育程度偏低的家庭日增,形成家庭收入分布底层组别的比例持续扩大。

 

离婚率日高、跨境婚姻日增,产生大量单亲及破碎家庭,从而衍生更多低收入且更贫困的家庭;这些家庭亦普遍教育程度偏低,难以脱离低收入层面。反观家庭收入分布中的顶层,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往往与教育程度相当的男性结婚,婚姻状况多维持稳定。这对跨代流动性与不均现象实在影响深远。

 

事实上,当前的棘手社会问题不在赤贫现象,而是中下收入阶层家庭日益沦为低收入家庭,这并非经济问题,即使增加提供厚职,也无助低收入家庭摆脱「濒穷」(near poverty)困境。教育机会虽可减低非技术劳工的比例,但属长远之策,须待非技术人口全面老化后,方能发挥应有效果。

 

第七,出租公屋分配政策,变相成为助长低收入家庭离婚的诱因。离婚后的一方(通常是抚养子女的女方)得以继续居于原来单位,另一方则迁出,通常租住私人楼宇的「劏房」,若然再婚,即可符合申请公屋的资格。

 

上述扭曲诱因,无疑助长离婚以及低收入离婚者跨境再婚。2011年,户主未满65岁的公屋家庭中,占39.1% 有一名成员是过去近20年来港定居的新移民。以家庭团聚为由而引进非技术劳工,不但导致低收入家庭大增,亦令家庭破碎情况恶化。

 

离婚率偏高,激发私人住宅租赁市场中「劏房」需求日增,租值普遍上升。香港小区组织协会主任何喜华近期在一个摄影展览中聚焦的挤迫居住环境,足以反映实况。露宿者日多,亦离婚激增的副产品。被迫居于「劏房」或露宿者应是香港的真正赤贫阶层。

 

破茧希望所寄

 

置业日益艰难,令低收入及中下层低收入家庭陷于「濒穷」状态,他们大多居于公共屋邨,子女也难望摆脱「濒穷」困境。

 

帮助此阶层置业的政策,应能扭转现行租住公屋计划「补贴离婚」的怪象,有助纾缓家庭收入不均之势以及低价楼市的压力,减轻赤贫阶层的住屋负担,更重要的是有助化解「濒穷」的关键问题。

 

对大多数人来说,置业有助摆脱「濒穷」,有助成家立室、安享晚年,并且维系两代关系;物业往往是大多数人(除本身人力资本以外)的唯一资产,可说是个人自由以至自由社会的社经基石。

 

这就是我要说的香港故事:社会不均与赤贫其实并不可怕。不过,当前「濒穷」困境大盛,欠缺一技旁身、居于出租公屋、难以冲破置业困境的的一群的比例日增,实为个中关键。

 

上星期四,我与其他约40位中文作家一同出席在荷里活广场举行的「香港金阅奖」颁奖典礼,我听了一个令人极为鼓舞的故事。乔宝宝凭其自传式故事《香港制造》得奖,在发表得奖感言时满怀信念,细细讲述香港社会机遇依旧开放,与及如何凭自己努力做出成绩。听他娓娓道来,我顿感希望仍在。香港实在依然自由,一旦人人都置业有望,必能鼓舞人心,更加海阔天空,社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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